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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对日本的态度的转变过程分析

日期:2023-01-08 阅读量:0 所属栏目:文史论文


    摘要:中国东北由于战略地位特殊,再加上资源丰富地广人稀,土壤肥沃,因此近代的东.北亚成为东西列强相互角逐、争夺权益的中心舞台。在近现代中日外交关系史上,东北则始终成为矛盾焦点;张作霖作为当时东北奉系军阀头目,他的崛起、称霸与覆没直接关系到他对日本的认识变化,而他对日本的认识及态度变化又直接影响日本对华政策及其个人命运。本文主要以奉系军阀张作霖对日本的认识及其态度变化轨迹为线索通过分析日本"大陆政策”出笼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是蓄谋已久,以及日本侵略势力渗透东北后张作霖是如何依靠日本实现自己的枭雄之梦,最后却又是如何与日本决裂而遭到非命之祸进行详细阐明。

    关键词:张作霖;奉系军阀;大陆政策;

一、蓄谋已久、蚕食东北

 

  日本对中国东北觊觎已久, 尤其是明治维新时期天皇睦仁在《安抚万民之宸翰》中明确提出日本基本国策就是“开拓万里波涛, 宣布国威于四方。”[1]随之, 日本朝野上下主张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思潮迅速蔓延。在理论上最具代表性的是西乡隆盛的“征韩论”、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和德富苏峰的《大日本膨胀论》;在行动上最有代表性的是平冈浩太郎、头山满、荒尾精及内田良平等人主导组织“玄洋社”, 并秘密展开大陆浪人的非法活动。明治维新时期, 日本“大陆政策”在形成过程中, 日本大军阀山县有朋扮演极其重要角色。他在《外交政略论》中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 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 不失形胜地位。所谓主权线, 国家疆土是也;所谓利益线, 势与邻国接触, 而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2]按照山县有朋所谓的“双线”逻辑, 国家的疆域就是主权线, 与日本疆域相邻的国家或地区就是利益线。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结果清廷战败。1895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分别代表中日两国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条约第一条规定“清朝政府确认朝鲜国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 朝鲜今后废止对清朝施行贡献典礼, 从此朝鲜完全割断与中国的传统关系, 沦为日本的半殖民地。”[3]该条约标志着中日两国在亚洲地位的更替, 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自主, 中朝宗藩关系终止。1904年日本突然袭击驻扎在旅顺口的沙俄太平洋舰队, 日俄战争爆发, 结果沙俄战败。1905年, 日俄经过双方激烈讨价还价, 签订宰割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朴茨茅斯和约》 (正文十五条, 附约二条) 。其中涉及东北主权的两条主要内容是: (一) 1俄国将“旅顺口、大连湾并其附近领土领海之租借权, 以及关联……之一切权利及特权”让与日本; (二) 2俄国将“长春至旅顺口间之铁路及一切支路, 及其一切之权利财产”, 以及“附属之一切煤矿”让与日本[4]220-228。该条约标志着东西列强在远东的力量配置发生了重要变化, 中国东北由原来沙俄独霸局面转为俄日共同控制的局面所代替。

 

  1905年11月, 日本强迫大韩帝国签订《日韩协商条约》 (即《乙巳保护条约》) , 将其变成为保护国。1909年10月, 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击毙伊藤博文, 为日本加快吞并朝鲜提供了绝好借口。于是1910年8月22日, 日本强迫朝鲜王朝 (大韩帝国) 签订《日韩合并条约》, 并9月11日日本驻清使节伊集院向清外务部递交《日韩合并条约) 及《日韩合并宣言书) 。该“宣言书”指出:“自1910年8月29日起, 韩国与日本合并, 日本政府自应拥有朝鲜之一切统治权。”[5]自此, 朝鲜半岛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依照山县有朋的“双线”原则, 朝鲜已成为日本的新主权线, 为维护其利益线, 日本必然欲求蚕食整个中国东北。而此时的东北则处于混乱局面, 张作霖趁此时机逐渐崭露头角。

 

  二、趋时附日、初试锋芒

 

  张作霖 (1875-1928) , 字雨亭, 出生于奉天省海城县小洼屯的一个贫苦农家。他早年参加中日甲午战争, 后投身绿林, 1902年被清政府招抚后任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1907年, 他出卖辽西巨匪杜立山“立功”而被任命为奉天省巡防营后路统领, 这是张作霖及其奉系军阀崛起的开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镇压革命党人士起义, 任命张作霖为“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 因张作霖镇压革命有功, 经赵尔巽保奏, 被清廷任命为关外练兵大臣, 以总兵记名, 并兼任奉天巡防营总办。1912年9月11日, 袁世凯下令对东三省的军队进行重点改编, 奉天巡防营改为陆军第二十七师, 张作霖升为师长, 陆军中将衔, 并成为实力派。

 

  张作霖权力欲望极大, 为了谋求更高权力, 审时度势, 投其所好。他自从当上二十七师师长以后, 欲求称霸东北, 不仅需要北洋军阀的支持, 而且还需要日本的扶持。1912年, 张作霖曾对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说:“目前东三省兵马实权在本人掌握之中 (这时还谈不到只不过用这句话表示他有投靠的资本—引者) , 日本国倘若有何指示, 鄙人自必奋力效命。”[6]由此可见, 他积极主动地向日本示好, 希望得到日本的扶持。

 

  1915年, 袁世凯为了复辟, 接受并承认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对于“二十一条”, 当时国内反对呼声很大, 而张作霖的反应态度却耐人寻味。他不仅坚决排日主战, 且暗中鼓动省城军民不断掀起反对浪潮, 并致电大总统袁世凯:“中日交涉不可让步, 倘若交涉破裂, 愿战死殉国。”[7]45从电文中可见, 张作霖则持强硬的主战论, 极力鼓吹排日。但其目的, 一是为了维护东北的地盘, 二是为向袁世凯表示忠心。因为张作霖本身对日并非抱有恶感, 只不过巧用时势, 故作姿态而已。由于中国国民坚决抵制“二十一条”, 所以中日交涉一时成为中日邦交的重大危机, 但后来由于北洋政府的让步得到缓和。张作霖因拥护其复辟, 功劳卓着, 被袁世凯封为子爵, 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 并其后日益受到袁世凯的器重。同年10月, 张作霖借日本吞并朝鲜五周年纪念之际, 代表奉天将军赴汉城 (首尔) “祝贺”并与寺内总督会见。“两人会谈, 张作霖特别谈及满洲和日本之间的关系, 表明自己亲日之意, 尤其是寺内总督的支持张作霖深表感谢。”[7]49-50从上可见, 张作霖既聪明又奸诈, 说他聪明是因为他随机应变, 不逆形势蛮干, 而是善于利用形势标榜自己, 不让自己处于孤立地位;说他奸诈是因为他善于迎合他人心意, 阳奉阴违。

 

  1916年, 以巴布扎布为首的蒙匪武装在日本势力的支持下发动叛乱。此时, 张作霖果断采取措施镇压蒙匪, 而溃败蒙匪逃窜至南满铁路之郭家店一带。为了保护蒙匪不被奉军歼灭, 日本以“扰乱租界及子弹飞入附属地”为借口, 要求奉军停战。张作霖在不得罪日本人的前提下, 派日籍顾问菊地武夫与日本商议, 如果蒙匪退返蒙境, 奉军将不予讨伐。后来, 日本公然从大连宗社党组建的勤王军中调兵援助蒙匪, 给张作霖征剿提供新借口, 在张作霖讨伐之下, 蒙匪遭受重创。由此, 日本欲通过蒙匪来达到其侵略扩张目的受到阻扰。

 

  为了进一步扩大在华利益, 日本认为欲确保“满蒙生命线”, 须全力扶持张作霖。对此, “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在《日支冲突之真相》一书中写道:“张作霖并无宦途履历, 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 而在满洲, 则有特殊之势力与地位。张氏心中惟有权势利欲, 别无他种知识。如果利用此特殊之地位, 照其心中所认识者而行, 则张氏将为满洲专制之王, 而日本亦得利用张氏, 在满洲为所欲为。”[4]55可见, 日本认识到张作霖在东北的特殊地位, 为了攫取东北切实利益, 需要东北实力派的配合与支持, 因此张作霖成为日本的最佳人选。

 

  三、羽翼渐满、独揽大权

 

  1916年10月, 前朝鲜总督寺内正毅上台组阁后, “决定支持张作霖‘统—东北’, 以达到‘满蒙独立’的目的, 从而控制整个满蒙地区”[8]68。张作霖有了日本的后台, 积极谋取东北的最高统治权。1916袁世凯自封为洪宪皇帝, 国内反袁浪潮四处高涨。随着袁世凯声势的衰落, 奉天官场的形势也发生变化, 尤其是段芝贵与张作霖的博弈也日愈激烈。张作霖趁袁世凯处于四面楚歌困境之机, 采用联合排挤手段, 驱逐袁的亲信奉天将军段芝贵回北京, 并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夺取奉天将军 (后改为督军) 职位, 并兼任奉天巡按使 (后改为省长) , 成为奉天实权者。

 

  但张作霖并不满足于对奉天的统治, 为了完成统一东北霸业, 把权势扩张的矛头指向为北面的吉林和黑龙江。日本为了在东北谋取更多的利益, 则采取继续支持张作霖的政策。作为张作霖身边的日本顾问菊池武夫认为“要不失时机地利用张在东三省完成称霸的心愿, 或明或暗地支持和援助他, 采取一种形影不离的态度, 为帝国将来着想乃上策也”[9]。1917年, 张作霖借黑龙江督军毕桂芳与省长许兰洲不和, 发生争权夺利, 两败俱伤之际, 向北京政府推荐同乡亲家鲍贵卿为黑龙江督军, 从此黑省也变成张作霖的地盘。1918年, 张作霖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 在日本势力扶持下, 控制东三省, 成为奉系首领。1919年, 吉林督军孟恩远因“宽城子事件”3被北洋军政府免职, 任命孙烈臣为吉林督军。凭借该事件, 张作霖成功把孟恩远赶出东北。由于鲍贵卿和孙烈臣都是张作霖的亲信, 因此张作霖多年来一统关外建立东北王国的心愿得以实现。

 

  统一东北后, 张作霖并不满足于现状, 他在北洋军阀中取得了能与直、皖两系相抗衡的地位, 并开始以东三省为跳板剑指中原。由于日本在中国扶持两个代理人, 一个是皖系为代表的段祺瑞, 另一个则是奉系为代表的张作霖。为了能够独占日本的扶持, 1920年直奉战争中, 张作霖加人直系的“八省反皖联盟”4, 最终直胜皖败。“当皖系溃败时, 奉军从中渔利, 缴获大批军械、弹药以及北京南苑的十二架飞机等军用物资。”[10]130-131由于日本扶植重心为掌握中央权柄的皖系, 但皖系已经完败直系, 奉系便成为日本的“独宠”。

 

  直皖战后, 曹馄和张作霖把持北京政权, 一个是英美两国扶持, 一个是日本扶持, 因此两者之间矛盾日益加剧。1922年, 直奉战争爆发, 结果奉系败退关外, 5月10日, 北洋军政府宣布罢免张作霖本兼各职, 两天后, 张作霖在滦州宣布“独立”, 东三省自治, 改称奉军总司令。

 

  自从被直系败退关外后, 张作霖开始认真总结失败教训。张作霖欲求东山再起, 整顿军队是第一要务。为此张作霖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 培养和录用军官学校的军事将才, 整编军队, 扩建空军, 筹建属于自己的海军等一系列措施。并在国内争取粤方的孙中山、残存的皖系实力派卢永祥以及与曹锟、吴佩孚有矛盾的直系派大将冯玉祥的支持;在国外有日本的支持和援助, 比如“1922年10月, 日本将存于海参崴价值约一百万元的军火卖给张作霖。除提供军火外, 日本还帮助张作霖扩建兵工厂, 以满足奉军日益增长的军火需要。”[10]163经过两年的精心准备, 1924年9月, 张作霖借江浙战争之机, 自任镇威军总司令, 率兵进关,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由于准备充分, 战略部署得当, 加上冯玉祥的倒戈, 张作霖很快把直系军阀打败, 控制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因此北京政权实际上已由张作霖和冯玉祥联合掌控。

 

  1925年, 由于张作霖对第二次直奉战争有关将领进行论功奖赏, 引起郭松龄强烈不满。1925年11月23日, 郭松龄在河北滦县举兵反奉。张作霖几乎郭松龄倒戈所败。此紧要关头, 张作霖向日本求援, 日本上下几经商榷, 最后决定支持张作霖。日本政府的干预, 使得形势发生逆转, 并成为郭松龄反奉失败的决定性因素。随后, 张作霖开始把持北洋军权, 并于1926年被任命为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6月18日, 张作霖当上梦寐以求的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 其个人政治生涯达到顶峰。

 

  四、矛盾激化、非命之祸

 

  自从张作霖当上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后, 其已成为北洋政权实际掌控者, 个人对权力掌控的欲望越来越强。张作霖试图有意识地摆脱日本的束缚, 逐渐由依赖变为自主。早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 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就发生微妙的变化。1922年3月24日, 《正言报》5刊登一篇标题为《张巡阅使拒绝日人在东三省一切合办事业》中写道:“及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件强迫成立, 则视东三省为彼之领土, 予取予求, ……其假中日合办名目以攫取实权之事业, 不一而足……而东省当局亦知日本不甚可靠, 凡合办事业未成立者概行拒绝, 既成立者亦设法取消。”[11]当时, 日本官员中对这个报道如何诠释产生了分歧:“一些人认为这似乎表明张已经明确地转向反日了,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仅仅意味着张正在搞宣传, 以便抹掉他作为日本傀儡的形象, 增加他作为潜在的中国统一者的机运。”[11]可见, 张作霖和日本之间隔阂苗头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了。

 

  1924年以后, 张作霖根据前交通总长叶恭绰的意见, 成立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张作霖鉴于借款筑路有损国权, 于是采用王永江拟定的铁路大计划, 集合四省财力建筑先后以自行筹款方式, 修筑打通 (打虎山至通辽) 、奉海 (奉天至海龙) 、呼海 (哈尔滨至海伦) 、吉海 (吉林至朝阳镇) 等铁路, 企图通过自建铁路, 把奉吉黑及内蒙连接起来。至于东北交通委员会的铁路政策目的有如下几条:“ (一) 6以抵制南满铁路及中东铁路为目的而计划东北铁路网的建设; (二) 7建筑葫芦岛港及改修其他港湾; (三) 8实施中国各铁路的联运和避免中国铁路和南满铁路的联运; (四) 9对于南满铁路的竞争; (五) 10以自办铁路材料为目的, 计划设立东北铁路工厂; (六) 实施东北中国铁路材料的共同购入制。”[12]从这些铁路政策目的分析来看, 明显带有限制日本通过南满铁路源源不断地掠夺东三省财富的意图。对此日方认为严重损害日本在“满蒙的权益”, 于是多次向张作霖表示抗议和警告, 但张作霖仍然坚持修筑, 张日矛盾由此产生。

 

  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 张作霖之所以能最后逆转形势, 日本对他的扶持是起关键性作用。当然, 日本对其扶持也不是无偿的。日本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派斋藤参谋长为代表与张作霖接触, 并提出倘若能履行《满蒙新约》 (即二十一条) 有关条款, 关东军可以出兵阻击郭军。张作霖为了解除困境, 便在日本拟定的草约上签字。但是对于日本提出的一些要求, 张作霖事后却一再拖延, 不予兑现, 这使得张作霖和日本矛盾进一步加深。

 

  1927年6月27日, 田中义一首相在东京主持召开“东方会议”。该会议主要议题是商讨如何侵略中国、对付张作霖和解决满蒙问题的方法。其基本方针是:“坚决排除阻挠我国实行对满政策的势力, 如有必要, 则准备动用武力。”并决定“采取彻底的满蒙政策”[13]即其核心就是加强对张作霖控制, 解决“满蒙悬案”问题。张作霖以东北民众反日情绪为借口, 又将这个问题继续拖延。由于日本难以阻挡张作霖自建铁路的步伐, 他们就变换招数诱迫张作霖签订允许日本人在东北续建铁路, 以实现他们扩张蚕食满蒙之计划。田中义一就派其密友山本条太郎来执行此任务。为了完成田中下达命令, 山本巧妙利用两个人, 一个是江藤丰二, 另一人是町野武马。11江藤丰二携带东方会议制定的“满蒙铁路计划”12来到东北。张作霖阅见明确表示不能接受, 但江藤丰二洞悉张作霖害怕日本支持国民党蒋介石的心理, 不断进行威胁恐吓, 最终使张作霖在《满蒙新五路协约》上签字。“在签约过程中张作霖耍了一计谋, 他在签约上只写了个‘阅’字, 并没有签上自己的姓名, 这是张作霖为后来撕毁条约留下后路。”[8]408

 

  纵观其政治生涯, 张作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权威, 日本对其扶持是离不开的, 这也正是张作霖再三提倡中日友好采取亲日政策的原因, 其目的就是和日本相互利用交换利益。但从张作霖个人情感上来讲, 张作霖毕竟是中国人, 其内心里还是受中国传统思想——民族气节的影响。虽然张作霖一系列行态是以维护奉系军阀的自身利益, 但是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试图扞卫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意念。尤其大是大非面前, 张作霖确实显现出一定的民族气节, 譬如日本打算在奉天省临江设立领事分馆, 被张作霖拒绝;禁止日本在奉天发行日文版《盛京时报》;跟日本人签订的条约不予兑现等等都能体现出其本能的民族气节。

 

  由于张作霖一而再, 再而三不履行承诺, “满蒙悬案”也迟迟得不到解决, 最终使日本人对其失去耐心。日本便于1928年6月4日制造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一代枭雄张作霖就此殒命。

 

  五、结语

 

  张作霖作为贫苦农家出身, 既非“名门”, 又无“特殊宦途履历”, 在清末民国动荡之际, 由清军一名游击马队管带一跃成为民国新贵, 掌控东北三省, 成为奉系军阀的首领, 直至成为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首先张作霖个人的政治、军事才华是不容置疑, 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就算日本再扶持也不可能成为“乱世枭雄”。

 

  其次, 张作霖对日态度上, 既有依附妥协也有反目对峙。从张作霖的对日依附妥协的角度来看, 一方面他是要通过日本人来达到其政治上的利益目的;另一方面他只靠其自身力量不借助日本的扶持, 想统一东北是望尘莫及, 从深层度来讲这与近代中国国力衰弱不无关系。

 

  最后, 从反目对峙的角度来看, 张作霖虽然作为日本在华代理人, 但只要涉及中华民族主权利益, 他总会以各种形式抵制、抗衡甚至直接拒绝日本, 这与日本大陆政策严重相违背。加上, 张作霖北洋政府衰亡已成定局, 日本已寻找到新的在华代理人, 并将目标锁定在反共反苏和承认日本在满蒙特殊利益的蒋介石身上。因此, 日本当局认为张作霖已无利用价值, 最终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事件中殒命。张作霖虽然不能说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 但是他在维护中华民族利益和东北主权的意念所表现的行态是值得赞赏的。其一生用“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典故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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