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喜剧电影的传统文化内涵及现代认同

　　冯小刚的喜剧电影中贯穿着诸多传统文化内涵，能调动观众心中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其喜剧素材在嘲讽当代社会现实之时，又表现了传统文化对当代社会的价值。通过对其作品的分析，剖析其作品中包含的传统文化内涵以及现代社会对于传统文化内涵的认同。

　　冯小刚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导演之一，他的喜剧作品脍炙人口，为广大观众所喜爱。其多部喜剧电影中的经典台词也随之风靡一时，为大家所熟知，如《甲方乙方》中的“打死我也不说”和《天下无贼》中的“二十一世纪什么最珍贵，人才”等等，随着电影的广泛传播，这些经典台词一时间甚至也成了社会大众的一种流行文化，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冯小刚喜剧电影受到广大观众喜爱，得以广泛流传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冯小刚的经典喜剧电影不仅仅有喜剧与笑料，往往包含了更深层次的传统文化内涵，以电影为形式载体将其展现在观众面前，并且这些元素的表现形式并不矫揉造作，也并非遥不可及，冯小刚导演在电影中用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将这些传统文化要素表现出来，贴近社会现实，接近百姓的日常生活，使观众透过荧幕仿佛能看到自己，感受到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对现代生活的影响，以及现代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

　　一、传统文化中“善”的理念

　　冯小刚喜剧电影中的角色，绝大多数都是个性鲜明的平凡市井角色，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缺点，有的人骄傲自大，有的人做事稀里糊涂，有的人认不清自我，但是就其本质而言，几乎每一个角色内心都是善良的，在大是大非上绝不犯错，发现遭遇困难的人都会给予援助，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对人性中善良部分的召唤与要求。这样的角色就像是每一个善良的普通人的缩影，这样的人就生活在你我身边。

　　从其早期影视作品《甲方乙方》来说，电影中四个年轻人奇思妙想，成立了一家名为“好梦一日游”的服务类公司，主要业务是帮助顾客圆梦，开始时满足了各种顾客的奇怪“梦想”，也闹出了许多笑料。后来他们几人认识到要对一些不合理、不健康的想法说不，尽可能地满足一些给社会和个人带来正能量的愿望。因此，他们帮助因失恋丧失生活勇气的年轻人重新拥有对未来生活的渴望，他们帮助大男子主义者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重塑了一个美满家庭，他们甚至为了帮助一对妻子患有绝症的夫妇满足团圆梦，将自己已经装修好的新房借给了这对夫妻。四个主角一开始开办公司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但是后来的所作所为和经济利益已然没有了太大关系，尤其是帮助失恋的青年找回勇气以及后来帮助夫妻团圆，都是主人公自己承担的经济成本，甚至承担了受骗的风险。虽然整部影片从头

　　到尾都没有一句台词教育观众做人要行善，影片也没有一句台词讲什么叫行善，但是影片从头到尾在潜移默化中传达着一个行善的观念。片中的主角们后来帮助失恋的年轻人和多年没能团圆的夫妻时，都是发自一种出于内心的纯粹的善的理念，单纯地希望他们能重拾对生活的勇气以及希望他们满足多年夙愿获得幸福。片中有一小段剧情是对影片主角内心善意的一个准确的表现。当主角发现有个陌生女孩站在河堤上好像要跳河时是这样劝阻的。

　　姚远：一年前的今天我就是从这儿跳下去的，被人给救起来的，一年后的今天，我觉得我当时特傻。

　　女孩儿缓缓的转过头来说：“你以为你今天就不傻了吗?我这儿练气功呢。”

　　故事虽然是以一种幽默的形式展现出来，但其本质还是表达了主角的朴实的善意。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种平凡百姓的不平凡的善意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经过艺术的加工，表现了电影主角善良的品质。这种对“善”的追求来自于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传承中深入到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伦理及个人道德追求，已然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部分。

　　如果说电影《甲方乙方》是以多个故事、从各个侧面，表现了一种市井百姓之间的普遍的“善”，那《天下无贼》则是以一个故事作为主线，不断深入挖掘隐藏在“恶”的外表下的“善”。影片中的王薄与王丽是一对亡命天涯的盗贼恋人，曾多次在各地作案，以一个普罗大众的视角来看，这二人毫无疑问是恶人。虽然这二人常作恶事，但究其本性而言，这二人在一个恶的外表下，仍然有一颗向善的心。而影片的主要情节就是围绕这二人如何一步一步从恶走向善而展开的。在影片开始，这对亡命恋人在又一次作案成功后，王丽行善的念头压过了作恶，想要浪子回头却遭到了王薄的嘲笑，此时的王薄并不知道王丽已经怀上了他们的孩子，至此开始一颗善的种子在恶的土壤开始种下。而这二人在路途中又遭遇了带着自己的六万元血汗钱却坚信世上都是好人，世上没有贼的傻根，这二人先后被傻根这种朴实纯粹的善良本性所打动，善的种子开始成长萌发，一路上二人为了保护傻根的血汗钱与傻根的“天下无贼”的单纯善念与另外一伙儿贼展开了搏斗，最终王薄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与《甲方乙方》不同，《天下无贼》中的“善”的成分要复杂一些，影片中出现的善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傻根那种内在的自发的善，另一类是王薄与王丽被掩盖在恶的表象下内心深处的善，这种“善”虽然被恶的表象所掩盖，但其在外力的推动下终归会逐渐显现出来。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对这种人本性中的善有很多说法与解释，而其中最为大众所接受的莫过于传统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对其的解释，包括“性善论”与“性恶论”两种观点。其中性善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孟子，孟子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且人性中的善良就像水从高处流向低处一样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对于每一个个人而言，类似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在得到道德教化后壮大，是人和动物的差别。持“性恶论”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认为人本性中就有食色喜怒等天性，类似于人的生存本能，所以人天性中就具有恶的部分，所以更加强调道德教化等因素对于人成长的影响。这两种观点看似矛盾，实则有很多相辅相成，甚至共通的地方。影片中的王薄与王丽所展现出来的“善”正是对这两种观点最好的阐释，如果用性善论的观点解释，即这二人本性是善良的，有一颗向善的心却被恶的表象所掩盖，但最终二人还是有“恻隐之心”，不忍看到傻根受到伤害，即使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还是义无返顾地保护了他。如果用“性恶论”的观点解释也有共通之处，这二人天性中恶的部分没有得到良好的道德教化，但后来在种种外力的作用下，最终还是摒弃了人性中恶的部分走向了善。这部电影中王薄与王丽的善与恶的表现，无论用“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阐释，都是这部电影在我国传统文化视域下对人性中的善与恶的部分的一种解读。

　　正如影片最后二人性格中善良的要素的迸发，在我国主流传统文化中，无论是性善还是性恶，国人最终还是愿意相信人作为一种高级动物，即便是恶人在道德的教化下最终还是能走向善良的，这也是构成中华民族善良品格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要素对民族品格的影响。

　　影片中傻根所表现的“善”在大多数时刻是作为一个笑料出现的，从一开始的“谁是贼，是贼给我站出来，你看没有人站出来，这里没有贼”这样的台词，就为傻根这种“善”定下了一个带来笑料的基调。但在笑过之后，细细想来，傻根这种角色的笑料更接近于一种黑色幽默，傻根这个角色背后所代表的含义，十分值得思考。在当代社会，纯粹的质朴的“善”往往和“傻”具有一样的含义。这种观念的形成是由于在当代社会，纯粹的行善者往往最终被恶人所利用，付出的善意，收到的却并不是善意的回报，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行善和傻被画上了等号，即便要行善也要小心谨慎，甚至“行善”这种社会伦理要求已然成了一种“奢侈”的行为。但矛盾的是，一方面国人在当代社会带着面具生存，不敢轻易相信别人，把“傻根”这样的人物当作笑料。另一面，在国人每个人内心却又都向往着一个人与人之间没有欺诈、没有背叛、没有谎言、人人善良，人人都可以表露真我，快乐生活的大同社会。这种矛盾的根源其实就是国人心中理想的大同社会与真正的现实社会之间的差距。而对于构建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景，自古以来就有之，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一直传承至今。虽然几千年来每一代中华儿女都为这个远大目标奋斗过，但至今国人仍未实现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其中主要原因固然是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物质资料不够丰富。但不可否认的是，整体精神文化水平与道德水平还有待提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无论是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还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都使得物质水平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国人的整体精神文化水平与道德素养并没有伴随物质文化水平的飞跃而飞跃。以近些年为例，全国道德败坏的事件层出不穷，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使得人与人之间缺乏一种基本的信任，甚至这种不信任有向社会和政府扩大的趋势。而这种现象产生，正是因为在发展过程中过于重视物质的进步，忽略了整体的道德修养与精神文化水平所导致的。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其他欧洲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一些社会矛盾。当代中国也正处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的道路要用几十年时间完成其他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这其中必然会激化一些社会矛盾与冲突，只要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还没有完成，未来的社会矛盾就不可避免。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不妨试着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解决良方。

　　传统文化对每一个中国人的影响都是异常深刻的，中华民族是建立在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的。生长的社会环境决定了每一个中华儿女或明显地或在潜意识中对于中华传统文化都有较强的认同感。传统文化中充满了对于“善”的追求与召唤，以及对人性中美好一面的向导。面对社会矛盾，可以试着把握传统文化中“善”的本质，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宣传，这对于缓解当前社会矛盾，消弭未来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有很大价值和帮助。

　　二、传统文化中的财富观

　　在冯小刚导演的喜剧电影中，有很多一味追求物质财富所引发的笑料。而面对物质财富这个当前社会生活无法回避的问题，冯小刚导演在其影视作品中并没有一味地清高远离物质财富，也不宣扬为了财富而迷失自己，反而往往是让作品中的主角们在追求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体会到了人与人之间亲情、信义、爱等精神层面的收获比物质财富更为重要。

　　《大腕》正是对这样一种财富观的典型体现。影片中的主角尤优是一名普通的下岗工人，在下岗失去经济收入后，他接下了给著名导演泰勒拍纪录片的工作。而他接下这个工作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影片中他接下这个工作时最关心的也是这个工作能给他多少“money”。影片中另一个片段也是对他这种心理的一个绝妙的描写。当泰勒的助理露西不知道如何翻译“境界”一词，询问尤优，尤优告诉他“境界”就是“能够达到的程度”，而露西想要询问更进一步的解释时，尤优表示这不在他的工作范围内，向其索取了20美金告诉了她更详细的答案，此刻一个市井小人物的形象跃然于荧幕之上。但随着影片的进行，尤优也与泰勒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当泰勒即将过世时，他委托尤优为他准备一个“喜剧葬礼”，尤优为了筹集办葬礼的费用，找来了他的朋友王小柱，但王小柱是一个为了挣钱，没有原则和底线的利欲熏心的人。正如其出场时的台词“今年国泰又民安，既没发大水，也没着大火，连点赈灾义演的钱都挣不着”。可见其对他人的死活完全漠不关心，只在意自己能不能挣到钱。在筹集经费的过程中，王小柱找来了影视公司的老板做投资，影视公司老板提出了让其公司女演员假扮泰勒情妇的要求。但此时的尤优却不为500万重金所动，坚决拒绝了破坏泰勒形象的要求，保全了泰勒的名声。

　　在筹集葬礼经费的过程中尤优与王小柱将不破坏泰勒名声的广告全部接了下来，引起了露西的不满，觉得葬礼上的商业炒作有损泰勒的形象，由此质问尤优，有了如下一段对白：

　　露西：“你这么疯狂地用泰勒葬礼去赚钱，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尤优：“最初想法就是把葬礼的钱赚出来就完了，有多余的呢，再替泰勒把欠片商的钱给还了，后来钱越来越多，我就想给王小柱一份，也给你一份，不能让你白跟了泰勒这么多年。”

　　露西：“你没有想过为自己留一份吗?我不相信。”

　　尤优：“我现在真实的想法是除了泰勒葬礼用的钱，剩下的谁也别惦记，都以泰勒名义捐了，你们不都说我用葬礼赚钱吗?全捐了!傻了吧你们。”

　　由此可见，尤优为泰勒办葬礼，并不是为了谋取私利，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朋友间的情谊与受人之托的责任感，可见尤优虽然爱财但并不贪财，面对财富有自己的底线。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说法。而孔子对于怎样面对财富也有一套经典的论述。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1]尤优的角色形象谈不上是一个君子，但其在面对财富这个问题上，却做到了孔子所说的标准。

　　在传统文化中非常提倡“中庸之道”，北宋儒学家程颐对于“中庸”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2]程颐对于“中庸”的解释，概括了“中庸”一词的精髓。“中”可以理解为不走极端，“庸”则可以理解为稳定不变。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中庸之道即是在“过”与“不及”之间寻找一个适中合宜的标准。冯小刚导演电影中表达的财富观就是这样一种观点，人不可能脱离物质生活资料生存下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占有决定地位，每个单独的个人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从而追求物质财富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是应当被鼓励的行为。而且人也不应当被金钱所控制，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忽略精神追求，甚至违背道德原则，触犯法律底线。

　　正如影片中的尤优虽然是个普通的下岗工人，但却遵循了“中庸之道”。虽然追求财富，但面对破坏他人名誉触及自己底线的重金却不为所动，明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理，最终收获了与泰勒的友情和与露西的爱情。而影片中的一个极端则是王小柱，王小柱不顾一切疯狂地追求物质财富，最终也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了代价，在精神病院失去了理智，真的变成了疯子。王小柱的形象像是当前社会许多人的缩影，很多人在追求物质财富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为了挣钱不顾一切，甚至单纯地以物质财富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但讽刺的是这样的人无论是否拥有物质财富其本身过得都不幸福，其在盲目追求物质财富时已经丧失了他的精神财富，丧失了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尊严，已然被财富异化成了物质资料的奴隶。在现实生活中人人都有对财富与权力的向往。但是盲目追求财富的途中所遗失的东西，往往比财富更珍贵。

　　三、传统文化内涵的现代认同

　　冯小刚喜剧电影中的传统文化元素，不但提升了其电影本身的文化层次，更多地是唤起了流淌在每个国人心中对于传统文化的共鸣与现代认同。

　　(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与包容性

　　目前对于传统文化本身似乎存在一种误解，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存在的，与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是命运一体的，在封建社会消亡之后，便丧失了生存的土壤。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舞台上各种文化与价值观不断碰撞，风云激荡，而中华传统文化在与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竞争之中落败，已然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这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文化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包容性，而且每一种文化都是在不断进步与发展的。历史上中原文明的政权曾多次被北方游牧民族所击败或是征服，然而即便是政权在被征服的情况下，中华传统文化却从未被其他民族文化所征服，往往却是中华文化以其博大的包容性容纳了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使其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且在新中国建国后，有一段时期走了弯路，在那个时段全国人民陷入一种盲目的狂热状态，带着极强的意识形态眼光来看待传统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传统文化遭到了强烈的排斥，被当作腐朽的封建社会的思想残余，被整体摒弃，实际上这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不公正的评价。之后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才用一种更加公正的眼光来看待传统文化本身，以及传统文化对当代的影响，寻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认同。事实证明中华传统文化虽然屡经磨难，却依然以顽强的生命力和极大的包容性冲破了这些障碍，至今在中国社会中依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散发着璀璨的光芒，影响着现代每一个中国人。历史已经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与包容性，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亦是如此，中华传统文化在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碰撞中也在不断进步，不断褪去那些不符合当代实际情况的要素，也在不断包容发展着新生的事物。

　　例如，新加坡就是高度重视儒家文化的典范。在新加坡时任总理李光耀的大力推动下，新加坡建立了以中国儒家文化为内核的文化发展体系。在他的领导下，新加坡大规模的编写了儒家文化教材，在全国中等以上院校进行推广，实施每周两次儒学伦理教育，并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新加坡虽然在国土面积上是个小国，但其整体现代化程度非常高，是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发展非常好，社会秩序井然，整体道德水平较高，政府廉洁高效，是现代化国家的典范。可见儒家文化为内核的文化体系的建立，对于新加坡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台湾也是如此，在台湾地区，儒家文化不仅仅是一种观念或是一种学说，它是台湾地区整个社会文化的内核，亦是台湾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基础与动力，是台湾现代化的主要思想资源之一。台湾很多学者认为西方先进科学必须与台湾的社会人文关怀相协调，而儒家精神是最适合东方国情的文化传统。

　　(二)弘扬传统文化对建设和谐社会的推动作用

　　正如冯小刚喜剧电影中所表现的，中国当前面临的最主要的两个社会文化问题是，首先是人民理想中对善的渴望与现实社会中实际的善的差距，其次是拜金之风盛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生产生活资料发达的同时，社会上也充斥了各种物质的诱惑，导致人们对于物质的过度追求，个体乃至社会理想有物质化倾向，疏远甚至淡漠了对于精神财富的追求。而面对这些问题，弘扬我国传统文化，加强现代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味对症良药。

　　首先，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宣扬“仁爱”的理念，宣扬“性善论”以及“恭、宽、信、敏、惠”等“忠恕之道”，有利于弘扬人性中善的部分，培养人们的诚恳待人、尊老爱幼为他人着想、助人为乐的社会风尚。如果能够贯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1]的推己及人的道德原则和方法，必将极大的提高我国国民的道德水平和社会主义精神水平。

　　其次 ，儒家宣扬“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克服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当“义”与“利”发生矛盾时，弘扬儒家“义然后取”的价值原则对当前社会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可以为公众树立一个正确的财富观，遏制对于物质财富的过度迷恋，减少见利忘义行为的发生。

　　最后，儒家主张用道德的力量克制个人的私欲、私念，以达到追求理想的精神境界和人格的完善。这可以控制当前个人理想以及社会理想物质化的倾向。有利于帮助个人树立真正积极向上的远大理想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作者：刘振东 赵雪   来源：河北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6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