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格尔的喜剧理论看莎士比亚喜剧《无事生非》

　　黑格尔喜剧理论中主体性地位的凸显以及“主观性不灭”等观点充分体现了其喜剧理论的乐观主义色彩，这与“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创作的喜剧作品当中洋溢着欢欣的气息，健康的情感的价值取向可谓不谋而合。本文以莎士比亚成熟喜剧作品《无事生非》为例，分别从该喜剧作品的人物塑造、情节设置和矛盾解决三大部分来探析黑格尔喜剧理论的阐释力。

　　黑格尔，不仅在哲学上成就显著在美学领域也谓卓尔不群。他那具有深刻的伦理意义和美学意义的喜剧理论构成了他完整独特的戏剧美学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威廉·莎士比亚，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最重要的作家、杰出的戏剧家和诗人。在他创作的早期作品当中，有因其关注爱情婚姻而被称为浪漫喜剧的喜剧作品，此类作品均在不同程度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和欢迎。

　　本文着重用黑格尔喜剧理论对莎士比亚喜剧《无事生非》进行阐释，挖掘黑格尔喜剧理论的阐释力。

　　一、黑格尔喜剧理论与莎士比亚喜剧的高度契合

　　黑格尔喜剧理论的中心概念是“主体性”，与悲剧理论的中心概念“实体性”相对应。黑格尔认为，喜剧充盈着富有自信心的主体，喜剧人物通过自否定达到自肯定，不仅使观众心情愉悦而且使自身皆大欢喜，整个喜剧洋溢着欢欣的气息，健康的情感。

　　在莎士比亚的喜剧著作中，无论主人公是王公贵族抑或平民百姓，他们身上都可能闪耀人性的光辉，主体的价值均可得到彰显。其喜剧作品充盈着对美妙情感的诗意抒发，对美好生活的热情礼赞，无处不散发着诙谐幽默、乐观向上的气息，颇具浪漫主义的风格。而这正与黑格尔“主观性不灭”的观点不谋而合，因为黑格尔这一观点从侧面显示了其喜剧理论的乐观主义色彩。

　　由此可见，黑格尔的喜剧理论与莎士比亚的喜剧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也为运用黑格尔喜剧理论对莎士比亚喜剧《无事生非》进行阐释提供了可能。

　　二、喜剧《无事生非》之人物塑造

　　喜剧中的人物往往具有自由自觉的精神性和主体性的特征，正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所说：

　　主观自我意识绝对有权知道在自身中和根据它自身什么是权利和义务，并且除了它这样地认识到是善以外，对其余一概不承认，同时它肯定，它这样地认识和希求的东西才真正是权利和义务。

　　喜剧中的人物凭借主观认识对事物做出判断，按照自己所认定的是非善恶的标准行事，其中可能与现实的道德伦理相符，也可能不相符，但自我的性格力量是这一切的支撑。

　　在主观的世界里，人物本身追求的目的往往因为不具实质性而遭到毁灭。因为主观任意性使得喜剧人物所追求的目的与客观的实际情况相脱离，不具备目的实现的条件，因此遭到毁灭。但根据黑格尔的说法，“主体一般非常愉快和自信，超然于自己的矛盾之上，不觉其中有什么辛辣和不幸。”可知对于喜剧人物来说，他们本身则无限的安稳。

　　在喜剧《无事生非》中，男女主人公前后行为呈现的巨大反差便是很好的诠释。培尼狄克是阿拉贡亲王手下的青年将领，贝特丽丝是梅西那总督的侄女。他们不但在性格上表现出共同点，即伶牙俐齿、能言善辩，同时又都争强好胜，互不相让;甚至在婚姻观上，二人也有相同之处：对婚姻采取断然否定的态度，自以为能够超然于婚姻之上。

　　培尼狄克声称自己不愿钻进婚姻的圈套里，受到各种限制，失去随心所欲的自由。他甚至口吐狂言：

　　您要是能够证明有一天我因为爱情而消耗的血液在喝了酒后不能把它恢复过来，就请您用编造歌谣的人的那枝笔挖去我的眼睛，把我当做一个瞎眼的丘匹德，挂在妓院门口做招牌。

　　可见此刻的他对爱情的偏见有多深，以至于对婚姻完全失去兴趣。而贝特丽丝则厌恶世俗婚姻的庸俗、无聊，声称：

　　男人是泥做的，我不要。一个女人要把她的终身托给一块顽固的泥土，还要在他面前低头伏小，岂不倒霉!

　　两人对婚姻都有着自己鲜明的态度，由自己的意念支配着一切社交行为，是完全自由自觉的个体，这正是黑格尔喜剧中单纯的主体性的显现。

　　但是，在他们身上也存在着主观任意性，即他们对婚姻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社会现实(婚姻是禁锢秉持独身的观念)，并不具社会普遍性，往往只是个体所感觉的一类假象，而这类假象势必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现实和自身的品质构成矛盾冲突。因此，这类假象在一系列的社会现实冲击之下，最终只能土崩瓦解。

　　两个在性格上颇为骄傲的人物，在被一支由谎话制造的丘比特神箭，“凭着传闻的力量”射中了内心之后，那由虚假的爱情理想支撑起的偏执信念，即婚姻假象顷刻间遭到毁灭。

　　三、喜剧《无事生非》之情节设置

　　按主体性原则，黑格尔把喜剧性矛盾具体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自在而自为的目的和性格都是没有实体性内容和自相矛盾的，因之不能实现”;

　　第二类是“个人努力追求实体性的目的和性格，可是作为个人，却是与实现这些目的和性格完全相反的工具”;

　　第三类是对偶然性的利用，造成“偶然事故的多样的、特殊的错综结合”，形成动机与效果、性格与性格的外在表现等一系列喜剧性的矛盾和对比，“并导致同样喜剧性的解决”。而在喜剧《无事生非》中，较为突出的则是对第三类矛盾的运用。

　　外在的偶然事件往往带来情境的千变万化，交织成错综复杂的情节，使得喜剧人物的内在性格和外在的环境、目的和实现产生矛盾，从而产生喜剧意味。

　　培尼狄克原本不相信世间会有纯洁的爱情，但当他恰巧在花园“偷听”到亲王等人的谈话，得知贝特丽丝深深地爱着他后，培尼狄克不禁大为感动，心想：“要是我不可怜她，我就是个混蛋。”不管别人如何冷嘲热讽，他都要改变初衷了。

　　贝特丽丝原本确信男人都是不可信任的，可是她偏偏也在花园“偷听”到希罗等人的谈话，得知培尼狄克对她一片痴心，已经到了害相思病的程度。为此，贝特丽丝不禁脸红耳热，激动地说：“再会吧，处女的骄傲!我要把这颗狂野的心收束起来，呈现在你温情的手里。”

　　两人前一秒对爱情还可谓“宁死不屈”，但下一秒女方却要“抛开处女的骄傲”，男方则是“不顾别人的冷嘲热讽”。前后行为反差之大，颇让人忍俊不禁，喜剧意味尽显。

　　四、喜剧《无事生非》之矛盾解决

　　喜剧矛盾解决的方式是将主体性呈现出来的假象毁灭掉，因为理念的假象并不能真正地表现理念。绝对真理在喜剧中就好比一个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威严不可侵犯，对整个事件的发展起到宏观把控的作用，以防止主体性的假象取得胜利。

　　喜剧里的人物追求的并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是虚妄的东西，因此注定其会遭遇失败的结局。喜剧《无事生非》，培尼狄克和贝特丽丝对爱情的最初看法，皆是爱情的假象。

　　如培尼狄克对理想伴侣的百般挑剔，“有钱、聪明、贤惠、高贵的人品、精音乐”等等，只有具备了这些要素才能构成他心仪的对象。但这理想伴侣是个虚幻的不可能实现的人物形象，由虚假的爱情理想支撑起的偏执信念也不过是一个空壳。一旦真实的爱情来临，本能的要求夺取了心灵中真实感情的领地，他就不能不听从真情的召唤，接受假象遭到毁灭的事实。

　　但爱情假象遭受毁灭，主人公并没有陷入失望之境，而是一以贯之其最初的爽朗，通过调整自己的情绪获得心灵安稳。

　　如培尼狄克在偷听到其朋友说贝特丽丝在疯狂地爱着他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怀疑，而是相信。他说：“这不会是诡计，他们谈话的语气是很严肃的，从希罗嘴里听到的事当然不会是假的。”紧接着是狂喜，并作出承诺：“我一定得报答她——我一定不要摆架子。”此时，培尼狄克完全抛开了其最初对爱情和婚姻的消极看法，沉浸在了甜蜜的爱情之中。

　　其中缘由则如黑格尔所说：

　　如果本身没有实质的东西消灭了它本身的假象存在，主体性在这样的解决中仍然是主宰，它自己仍然存在着并没有遭到损害，所以徜徉自得。

　　正因为在喜剧里遭到覆灭的只是实体的假象，主体通过否定假象而达到了对自我的肯定，最终依然是主体取得了胜利。在得知贝特丽丝深爱自己之后，培尼狄克并没有对此有所反感，反而对自己说：

　　一个人知道了自己的短处能改过自新，就是有福的。也许有人会对我冷嘲热讽，因为我一向都讥讽结婚的无聊，可是难道一个人的口味是不会改变的吗?年轻时候喜欢吃肉也许老来一闻到肉味道就受不了，难道这种不关痛痒的舌丸唇弹，就可以把人吓退，叫他放弃他的决心吗?不，人类是不能绝种的!

　　言语中无不流露出培尼狄克的自信与思想的自觉性，他凭借着自身坚定的主体性和自由把绝对理念的假象的毁灭弃之一边，反而如释重负，似乎得到一个新的契机，让自己开始新的生活。

　　五、结语

　　喜剧理论无论有多么高深，都要建立在其对喜剧作品具有一定阐释力的基础之上，如果理论不能诠释作品，不能运用于作品之中，那理论便会被束之高阁;而喜剧作品创作如果得不到理论的支撑，那这类作品的创作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作品质量也着实令人堪忧。

　　基于这一点，本文通过挖掘黑格尔喜剧理论与莎士比亚喜剧的高度契合性，让富于理论与艺术价值的喜剧作品《无事生非》成为二者的连接点，在展示黑格尔精深的喜剧理论的同时，也让读者感受莎士比亚喜剧作品的无穷魅力。

　　作者：涂建红 来源：青春岁月 2016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