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提卡旧喜剧的传播学解读

　　旧喜剧是一项古老的艺术形式，自诞生之日起就不乏研究者。它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关于二者的关系最早可见于古希腊哲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述之中。20世纪以来，伴随着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建立及发展困境，学界对于雅典民主制的研究逐渐升温。作为当时一种重要的传播手段，旧喜剧因其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元素而越来越多地被学界关注。

　　一、旧喜剧概述

　　作为西方戏剧的发源地，古希腊有着繁荣的戏剧文化,悲剧、喜剧、萨提尔剧是古希腊戏剧的三种基本类型。伊迪斯•霍尔认为：‘在所有遗留下来的古希腊文化遗产中，对现代西方生活影响最大的是体育比赛、民主政治和戏剧。””阿提卡地区的喜剧最为兴盛，现存的喜剧剧本都来自阿提卡,通常研究的古希腊喜剧,也即是阿提卡喜剧。

　　古代文献《喜剧论纲》中以时间为主线,将阿提卡喜剧划分为“旧喜剧”（剧中有极多的笑料）“新喜剧”(新喜剧不重视笑而倾向于严肃、“中期喜剧”（为前二者的混合物),^这种划分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它们各有自己的风格,其中旧喜剧与政治的联系最为紧密。

　　旧喜剧指的是公元前487年喜剧首次登陆酒神节至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期间的喜剧，它的内容多取材于社会时政和热点,用带有歌舞剧特征的喜剧表演形式对社会问题极尽批判和讽刺。

　　在旧喜剧的舞台表演过程中，通常会插入一个“插曲”(parabasb),在此部分全体歌队代表诗人谈论时政话题。“插曲”是喜剧表演的核心,诗人通常在这部分表达自己对时政的看法,使观众看剧的同时也思考现实问题。因此对雅典人而言,观看旧喜剧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也是了解诗人政治观点的重要途径。

　　旧喜剧时期也是雅典民主政治繁盛时期，雅典日趋强大的国力为旧喜剧的兴盛提供了物质条件，日益成熟的民主政治为旧喜剧的创作提供了宽松的环境。旧喜剧具有固定的演出时间、场地、受众和资金来源，这保证了旧喜剧的繁荣发展。公元前487年至公元前486年,雅典城邦正式确定在春季酒神节上增加喜剧竞赛项目，这是雅典最重要的节日之-,几乎全体的雅典公民都要参加，这给旧喜剧带来庞大的受众群体。公元前441年至公元前440年,喜剧竞赛开始成为勒奈亚节的一部分，旧喜剧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公民赞助和政府拨款解决了旧喜剧发展的资金问题，此后，旧喜剧的发展更加完善。

　　二、旧喜剧的传播效果

　　广义上讲,任何一种传播、交流信息的载体都可以称之为媒介，旧喜剧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重要的信息传播媒介，与城邦其他集会方式不同的是，旧喜剧更加具有组织性和大众性，它更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传播媒介。由于信息传播渠道的匮乏,更凸显了旧喜剧这个传播媒介的重要性。

　　(一)社会热点的议程设置

　　旧喜剧取材于现实社会，通过艺术的手法加以呈现，它映射的时政问题往往产生广泛影响，可以说，旧喜剧作为当时重要的传播媒介发挥着议程设置的功能。

　　1968年，美国传播学家M.E.麦克姆斯和D.L.肖通过对总统大选调查,发现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具有重要影响。他们据此提出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媒可能无法决定人们对某一事物的具体看法,但却可以通过相关议题的设置影响人们的关注点，即大众传媒可能无法设定人们“怎么想”但却可以设定人们“想什么”。

　　旧喜剧谈论的对象往往是社会重点或热点问题。公元前421年,《和平》在城市酒神节上演并获得次奖,本剧宣扬和平思想，不久雅典与斯巴达签署尼西阿斯和约；公元前405年，阿里斯托芬在《蛙》剧中呼吁恢复因参加400寡头政变而被剥夺权利公民的公民权，次年,雅典重新赋予这些公民公民权。

　　上述作品的主题都是当时雅典社会的重点，旧喜剧强化了这些问题的关注度和传播范围。作为一个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在大多数意义上是站在一个“对冲突的双方都同情”的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当然，这绝非否定作家在其作品中的个人感情因素，而是指其喜剧基调是客观的、中立的），他的喜剧的一个更大的意义是把此问题从一部分公众的思潮之中传播到更为广泛的公众之中去,亦即，旧喜剧在这个过程中起到的是转述和放大（当然也有歪曲和夸张）的作用。旧喜剧所追求的传播效果即是把主题放大，引起公众的关注而非作出主观的判断,在此过程中，旧喜剧实现了议程设置的功能。

　　(二）旧喜剧受众的“使用与满足”

　　旧喜剧作为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传播媒介,在某些方面承担着满足人们不同需求的任务,观众观看喜剧的行为契合了传播学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即“媒介是为各种社会需求——例如加强凝聚力、传承文化、进行社会控制，以及发布大量的各种公共信息——服务的。反过来,受众个体同样是为了相关目的——例如获取个人指南、休闲、调整、获知信息、形成认同——而使用媒介的。”H雅典公民通过观看旧喜剧获取信息,并根据自己的喜好去理解，喜剧轻松愉快的基调也使他们的负面情绪得到舒缓。

　　在观看过程中，观众通常会选取符合他们喜好的方向去理解。阿里斯托芬剧中多次出现的乡人对城里人的嘲讽和谩骂在乡民和市民中所起到的喜剧效果是不同的，乡人受众或许沾沾自喜的是自己对城里人痛快的责骂，“喜剧令农村人愉悦，或许比悲剧更胜一筹，因为喜剧是他们真正的代言人。”]而对于城里人来说,或许他们的笑点在于喜剧对乡里人粗俗辱骂形象的夸张模仿。对于阿里斯托芬这一喜剧作者而言,他要做的就是平衡两者的关系，“两边都同情”。而对于观众而言,他们只是各取所需罢了。

　　情感上的满足也是受众的需求之一。喜剧夸张、幽默的表演风格深受观众喜爱，“处在战争、诉讼和贫困重压之下的人民之所以聚集到喜剧诗人的面前，正是为了解除这些烦恼，因为喜剧诗人可以让他们痛痛快快、无忧无虑地大笑一场来达到目的。”

　　三、旧喜剧传播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影响

　　旧喜剧与民主政治联系密切，民主制保障了旧喜剧的繁荣和传播功能的实现，旧喜剧对社会热点事件的关注也影响了雅典社会政治的发展。旧喜剧对民主政体、陪审制度、社会道德等的批判促使雅典民主政治更加完善。

　　(一)公共领域中的政治表达

　　公共领域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在希腊城邦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界线明了。公共生活在广场上进行,公共领域即建立在对话或活动之上。“如果说生的欲望和生活必需品的获得发生在私人领域范围内，那么，公共领域则为个性提供了广阔的表现空间……亚里士多德所指定的一系列德行只有在公共领域当中才能证明有效，并得到广泛承认。”

　　哈贝马斯意指的公共领域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

　　在当时的雅典，剧场和公民大会、法庭等是主要的公共领域，随着旧喜剧发展日臻成熟,其影响不断扩大,成为政府了解民众诉求的重要途径。旧喜剧的受众是城邦的全体公民,旧喜剧演出并不具有商业性,而是在城邦控制下的公共活动C旧喜剧关注现实生活，为它所戏拟的社会树立了一面镜子,《骑士》中对腐败的批判，《阿卡奈人》对和平的呼吁……这些都对当时社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喜剧的题材和观点深刻影响着公众意见的形成,继而对民主政治产生现实影响。埃伦伯格认为，“民主政治一项不朽的功绩，即是它找到了一个折中点：人民的力量赋予贵族阶级新生，同时又通过公众意见控制这些贵族。”M剧场作为当时主要的公共领域之一，其传递的内容必然对受众产生影响,喜剧的内容启发人们去关注、思考当下社会问题,对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二）拟态环境影响现实政治

　　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提出了拟态环境的理论,他认为，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巨大和复杂化,对超出自己经验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这样,现代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对真实的客观环境反应，而成了对大众传播提示的“拟态环境”的反应。“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客观再现,却对客观环境产生重要影响。

　　在当时雅典的社会环境下，旧喜剧的传播无疑营造了一种拟态环境。观众不可避免地被旧喜剧所创造的拟态环境所误导,他们“不会热心于区别滑稽模仿与现实之间的差异。讽刺的效果非常有效，于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滑稽的模仿代替了现实……”[2]布克哈特认为喜剧所营造的氛围影响了公元前5世纪雅典社会的公众道德,他认为喜剧的威胁使得雅典民众形成一种冷漠的态度，“没有人能够真正成为玩世不恭的人,在所有的街头巷尾和宴会上，人们会遇到那些喜剧作家的牺牲品，或是知道他们自己在下一个狄奥尼索斯节也会成为牺牲品，这必然会导致这样一种社会意识的出现，那就是人们的心灵悄悄地关上了一扇又一扇大门，直到最里面的那一扇”。

　　苏格拉底之死就与阿里斯托芬《云》剧所营造的拟态环境有一定的关系。柏拉图在《申辩》之中直接控诉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之死负有责任。值得注意的是,《申辩》中控诉苏格拉底的三个人并非受阿里斯托芬的直接影响，而是受当时雅典社会普遍存在的对苏格拉底不满的氛围的影响，“多年以来，社会上就开始了对苏格拉底的不满和控告，而且在这些不满和控告中，一代人成长起来”。阿里斯托芬所应负的责任并非是直接教唆指控苏格拉底,而是他的喜剧所营造的拟态环境影响了当时的雅典社会。布克哈特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对苏格拉底的指控是因为阿里斯托芬的戏剧才萌发的“如果没有《云》剧的上演,这起事件的缘由和动机将几乎完全不存在。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不能认为阿里斯托芬创作《云》意在攻击苏格拉底,诗人所营造的拟态环境或许并非他自己所能控制。

　　但喜剧对雅典社会的影响并不能过分夸大,剧本的影响程度还要依据当时的社会思潮而定。毕竟《公民大会妇女》并没有让妇女在现实政治中主导公民大会,《吕西斯忒拉塔》也未让妇女们真的举行罢工来换取和平。《云》剧所营造的拟态环境之所以产生现实效果,或许是因为本剧在创作之时苏格拉底已不再受欢迎。

　　旧喜剧除了和民主制的密切关系外,还有其他重要的作用。比如将非希腊世界的信息传播给雅典公民,连接高端艺术和大众艺术等,这里不再一一论述。

　　一言以蔽之，旧喜剧的题材密切联系当时的时政热点，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息息相关。它拥有庞大的受众群体，充当了当时重要的信息传播媒介。它具有议程设置功能，满足了受众对信息的需求和情感的宣泄。它提供了言论表达的平台，通过在剧场这样的公共领域中表达政治观点，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旧喜剧的内容给我们提供了了解希腊民主政治状况的丰富材料。但需要注意的是，旧喜剧的繁荣毕竟是在公元前5世纪，当时的社会状况下任何媒介手段都远没有今天成熟，旧喜剧所能起到的传播作用也并非无限的——剧场大小、观剧人数、受众素质、政府对剧目的审查等都影响旧喜剧的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