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小组》中的女性形象解读

　　毕淑敏的小说总是渗透着对女性浓浓的慈悲关怀，关注着女性群体的生存现状，笔触游走于人性的底端层面，本文试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批评角度分析其小说《心理小组》（又名《拯救乳房》）的几位女性形象。

　　一、鹿路：“俄狄浦斯”式之爱的幻灭

　　鹿路的命运和她的身世一样悲凉，在外修路的不安分的父亲用一块腊肉和一碗胡麻油勾引了铁路沿线的一个寡妇，寡妇染上肺病后，于将死之际找到父亲将鹿路塞给了这个男人。父亲将她带回家，交给了家里的女人。这个聪慧善良的女人抚养大了鹿路。“干妈从来没让小五管她叫过妈妈，干妈一直坚持让小五管她叫干妈”，“你就是我们家中的客”，“干妈是个好客的女人，哪怕自己家里没吃的，也不能让客人饿着肚子”。

　　弗洛伊德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深其实藏于每一个人心里。大一点的孩子，有时不对父亲抱有温情，而转向自己的哥哥。三哥是鹿路从婴儿开始最亲近的异性，鹿路身上三哥的衣服伴随着她长大，“小五穿着三哥的衣服，就有了奇妙的感觉，觉得那衣服有了三哥的温度和味道”，从不知父爱为何的鹿路，不知不觉将那源于本能的对父亲的爱恋情感转移到三哥身上，于是“小五希望能嫁给三哥”。

　　然而，在屠宰场杀猪的三哥感染上一种罕见病症，肾功能衰竭，命若弦丝。小五从乡村来到繁华都市，一次次的靠卖身钱为三哥透析续命，鹿路为给三哥治病付出所有，无所抱怨，心中美好的支撑是三哥身体好了之后一定会娶她。鹿路的梦终究碎了，“三哥说自己是风烛残年的人了，对什么爱不爱的一点兴趣没有。他还说她的医药费快用完了，问我何时再寄钱过来。他还说。让我找对象的时候，一定要找个怕老婆的，自己才能当家作主说了算。不然结了婚之后，再往老家寄钱就不顺当，三哥的命就难保了……三哥自始自终没问一句我的身体，三哥以为我是铁打的……”支撑鹿路走下去的唯一念想脆弱地如同太阳下的泡沫不刺而破。回到现实的鹿路终于能够不再为任何人，而真正为自己活着。

　　二、卜琪珍：无法面对，只能遗忘

　　卜琪珍的成长环境和人生经历使她成为一个早慧的人。小时家境优越，父亲是市长，母亲是歌剧团团长，在这个小城市里，她如同一个“国王的女儿”享受着公主的光环。文革后，父亲入狱，母亲离世，从公主到妖孽的坠落，她尝尽世态炎凉。于是尚在还需要别人帮着擦屁股的孩童年纪时，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就是“成为名人，成为大大的名人，一个让喜欢她的人，一提到她的名字就自豪，一个让她仇恨的人，一提起她的名字就恐惧的人”。确实她做到了，一步一步，从小职员到司长。

　　卜琪珍身上依然存在俄狄浦斯情结。父亲是个名人，小城所有人都认识尊重父亲；父亲有远见卓识，为自己人生方向的定位，对文革后国家大环境的预测，每一次都让她佩服。“卜琪珍不感谢命运，只感谢父亲”。对父亲的崇拜，以至于延续到在父亲死后，在自己每一个人生的关键转角，她都会扮演双重角色假装父亲和自己对话。虽然嫁为人妇，正如文中所说“她从来没有爱过船长，她爱过的男人只有父亲。”

　　卜琪珍五岁记忆的后半部分像一个曝光的胶卷一样灰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认为，遗忘属于过失的一种。过失本质上是一种由内心潜意识的流露，是两种不同的意图同时引起或者相互干涉的结果。在遗忘的过失行为中，遗忘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意图是为了避免不愉快的回忆。卜琪珍对五岁记忆的断节，实际上是潜意识中拒绝面对年幼懵懂的自己曾犯下过错的结果。“我妈妈是我害死的，我当众羞辱了她，我就是杀我妈妈的侩子手……这么多年来，我拼命地进步，在学业和仕途上的奋进，我以为是为了我的父亲，其实，骨子里是要掩盖对杀害母亲的自我罪责……”，小小的五岁的孩子，听到了别人关于母亲的议论，不知绿帽为何物，在剧院里看到舞台上的许仙，大声叫嚷：“爸爸，你看许仙的绿帽子多好看呀，人家说他把绿帽子送给你了，把你的绿帽子拿给我看看…”私情被曝光于众人之下的母亲羞愤而自尽，卜琪珍无法面对自己的过错，只能拼命用遗忘来掩盖内心的罪责。

　　三、应春草：因爱而生的受虐倾向

　　弗洛伊德认为，虐恋倾向中的受虐者往往是希望通过受虐来消除自己的恐惧和焦虑。他指出：“有受虐倾向的人希望被人当作一个娇弱无助的孩子来对待，但尤其被当作一个淘气的孩子来对待。”强调自己的无助和渺小，意在乞求可怕的威胁力量的慈悲。因此可以认为，受虐倾向是弱者的武器。通过主动寻求惩罚，甘为奴隶及自愿受惩罚，受虐者达到了保护自己免受伤害的目的。

　　应春草胳膊上青紫斑斑，身上多年布满血痕，面对丈夫的暴力行为却能一忍再忍。她的心里是这样说服自己的，“他打你了，他才会后悔，他才能想你疼你，给你买好吃的，送个礼物什么的”。很明显，应春草想通过自己的受虐，甘愿受罚来交换施虐者即丈夫对自己的关爱，这种病态的心理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其实也是应春草获取爱的武器。

　　弗洛伊德说：“在受虐幻想中，可以发现一种明显的内容，即负罪感。当事人假想他犯了某种罪过（犯罪性质是不确定的），必须用忍受痛苦和折磨的过程来赎罪。”那么，在应春草的受虐幻想中，她的负罪感到底因何而来呢？应该是做了乳房切除手术候后，一个妻子的身份带来的对丈夫的愧疚之心。“男人不是无缘无故打你，必是你有了该打的….”，“我想我是个残废人了，做个女人都不完整了，老爷们要打也没法。”应春草的心里，伴随这场突如其来的病魔而更添了自卑成分，丈夫的施虐便缓轻了她的些许负罪感。

　　四、成慕海：一场多重人格的演出

　　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结构学说”，指出人格是由“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组成。本我处在人格最底层，是一个原始的、与生俱来的结构。它是潜意识的、非道德的，追求不受约束的欲望的满足。自我是人格的中间层，是面对现实世界的我，它调节着“本我”和“超我”。超我位于人格结构的最高层，是道德化的“自我”。它受社会道德、法律支配，压抑本能冲动，以达到理想化完善的自我。

　　在健康的人格中，三种结构是均衡、协调的，当三者能量出现失衡时，就会导致心理失常、精神分裂的产生。

　　成慕海从小内向孤独，最怕别人说自己不像个男人，偏偏是他得了大家认为的“女人病”。于是他把自己分裂成两个人，“在我的想象中，病在成慕梅身上，成慕海是她的哥哥”。夜间和程远青聊天的成慕海“音色优雅沉稳，有一种青檀的味道，仿佛是从一个优良的仪器中发出来，清晰而宽厚，带有稍纵即逝的魔力”。这样的成慕海展现的是人格中完美的“超我”部分，幽默风趣充满智慧，充满吸引力，明知道违反了小组的规则，程远青还是默许了与他的交流。

　　成慕梅扮演的是人格结构中的“本我”部分。作为成慕海创造出来承担自己疾病的一个分身，成慕梅冷漠孤僻，寡言少语，说话尖声怪气。“超我”和“本我”分裂互斥而交替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小组的成员慢慢都有了各自的收获，走出了精神困境，解散前，成慕海心理秘密的自我保护防线渐塌，“我再也不喜欢两个人在一个躯壳的这种局面了，我要把这两个人整合成为一个人……”成慕海的秘密伴随着他把自己的身体展现在大家面前而真相大白。“现在，我已经能感到成慕梅和成慕海在靠近。他们互相模糊，变成了一个人……无边的猩红远去，代之以清新的草绿…….”。最大的魔鬼是心魔，当拿出力量去正视时，成慕海人格中的“超我”和“本我”的部分终于握手和解，和“自我”融为一体。

　　这部小说中还有其他一些女性人物，在骄傲和自卑的两极游走的周若云，晚年终于回归自我的安疆。本文不再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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