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权背景下领导干部心理压力与自我管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0-0047-04

　　查阅《辞海》，限字取“阻隔、界限、指定的范围、限定、限制”之意，权字取“掌握、控制、权力、权利”之意。本文中，“限权”即是限制政府权力。《辞海》对“权力”有三种解释：一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二是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三是管理学上一个人借以影响另一个人的能力。其基础是对资源拥有者的一种依赖关系。资源的重要性、稀缺性、不可替代性决定了权力与依赖关系的性质和强度[1]3204。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乃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处于某种社会关系内的一个行动者能够不顾抵制而实现其个人意志的可能性，而不论这一可能性所依赖的基础是什么。”[2]357这种带有普遍主义倾向的论调多少使我们获得了关于国家权力的一些认识。国家权力似乎可以被认为是一定主体（统治阶级、人民或其代表、某些个人）基于国家政权的优势动员相当广泛的物质力量来实现或强制实现国家意志的可能性或资格[3]105。孟德斯鸠讲道：“每个有权力的人都趋于滥用权力，而且还趋于把权力用至极限，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2]55所以，在现代社会，限制公权力变得必要而迫切。

　　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权利一直以来都是政治领域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正如美国教授加里?沃塞尔所言，限权政府“意味着政府的权力要受被管理者的权利和自由的限制。这一原则基于立宪政府的根本思想：人民把宪法列举的权力和职责授予政府，同时把其余的权力留给自己。”[4]26即，通过法律和社会对政府自身的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严格监督和限制，以保护公民权利不受公权力的侵犯。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限权政府的基本理念颇得我国法律界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的青睐[5]30。中国人民大学任剑涛教授认为，政治文明之“政治”，在现代维度上讲，就是限权文明。我们能够在政治上限制住权力的时候，权力才可能被制约[6]351。

　　19世纪中后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看世界，效仿西方，主张宪政和权力制衡思想。孙中山从宪政的角度出发，参照西方三权分立制度，借鉴中国历代政治资源，提出了自己的分权制衡制度设计，即“五权宪法”。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的五权制衡和政权、治权的二权分立，是这一制度设计的最大特色。孙中山把国家权力一分为二：“政是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作政权;政权就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作治权;治权就可说是政府权。”他认为人民通过行使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来管理政府，政府通过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和考试权，来运作治权，“人民有了这四个权，才算是充分的民权”[7]66。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代表所创立的权力制约思想得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践与完善。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我国现行的权力制约机制。主要由人大制约监督、法律制约监督、民主党派制约监督和群众、舆论制约监督等几方面组成。这些制约形式功能各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推动着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发展。

　　2012年5月14日《人民日报》刊发“‘限权’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出发点”一文。文章指出，如果说“权力”和“权利”是民主政治的一体两面，那么，近十年来，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前者的被“监督制约”和后者的“充分保障”恰成鲜明对比，勾勒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脉络。“制约权力”与“保障权利”的共同之处，在于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制约权力”是指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随着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并持续贯彻实施，使“限权”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出发点。

　　可见，“限权”是一国政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标志。现代社会权力设置的目标应当是：既要使权力有足够的能力保障权利，防止公民权利受到侵犯，同时又要防止权力侵犯权利，从而背离公共目的。因此，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应是：权力以权利为基础，权力以保障权利为目的。在实践中，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之间力量虽然不对等，但本质上公民权利有对行政权力合理限制的基础。“限权”不仅是法治的逻辑结果，也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诉求。

　　一、领导干部心理压力归因分析

　　限权背景下，政府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上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和社会的有效监督，权力运行更加透明，面对的情境也更加复杂，从而给领导干部带来更沉重的心理压力。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造成领导干部心理压力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绩效考核重置

　　改革开放以来，很多领导片面追求所谓“政绩目标”，比如GDP增长速度、安全维稳等，但对涉及国家长远发展和公民需求度高的民生福利、环境保护等关注较少。加之某些领导干部的行为常常打破公平规则，扰乱市场秩序，导致政府能力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更不能解决诸多社会问题。在限权背景下，领导干部绩效考核标准重新度量，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不断向内涵式发展，同时使民生保障、社会发展、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目标统筹兼顾、协调推进。这种任务的多样性和完成任务的质量要求的严格性迫使领导者转变思路和行为方式，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

　　（二）要素关系整合

　　信息时代更加强调和谐共赢，对领导干部的知识、视野和协调合作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发展的各要素都能够协调有序，运转良好。那么，政府首先就要做到保护各要素的健康发展。本文拟引入奥尔森“强化市场型政府”的理论加以阐述。“强化市场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government）[8]195主要包括四项内容：创造个人财产权，保护个人财产权，执行各种契约，政府的权力受到制约。即，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那么这个政府便是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①强化市场型政府是社会经济发展中关于政府的一种理想模式，也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本文尤其强调“强化市场型政府”概念中“有效约束其权力及掠夺功能的、并有效保护产权和促进市场健康发展”的含义，即“限权”。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最难的就是“限政府的权”，具体而言就是“限领导干部的权”。随着公共治理的深入发展，政府与非营利组织、政府与企业之间开始由过去的等级与权威关系转向合作关系，这对于解决复杂的公共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对领导者处理各要素关系和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带来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 　　（三）资源分配优化

　　当改革进入深水区，领导干部面临的大多是“难啃的骨头”，而手中掌握的资源却越来越有限，这就对领导干部的资源分配理念和分配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认为，公共管理的基本典范包括两种对立的组织形式：官僚制组织和市场组织。前者是强制性的，通过官僚等级组织发挥作用，是传统行政模式的基础。后者是选择性的，通过市场竞争发挥作用，它是限权政府背后新公共管理理念的基础。在这种理念下，领导干部需要更多地利用市场竞争机制实现领导目标。“限权”会遏制由政府居于主导地位的权力授予关系，拓展出更多由市场交换关系带来的资源分配，其中有很多需要领导干部了解和适应的新领域，同时也会带来很多未可知的难题[9]，给领导干部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

　　（四）权力合法性拷问

　　任何政权的存在都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并且这个合法性不可能一劳永逸。历史的合法性解决的是“凭什么执政”，而现实的合法性解决的是“凭什么继续执政”。马克斯?韦伯认为在任何一种具有命令―服从关系的统治形式中都包含着最起码的自愿服从的成分[10]352。即，政府合法性来源于公民的认同和支持。政府存续的目的在于实现公意、公共幸福和公共利益。如果政府行为一旦违背人民的授权和公意，将面临失去合法性的危险[11]38。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时代，社会公众诉求的数量和深度都与日俱增，领导者对于社会的积极导向作用和榜样力量日渐被淡化，而一些消极情绪、不当言论和行为则极易被无限放大，呈现“多米诺骨牌效应”，造成大规模负面影响，领导公信力和权力合法性受到挑战，给领导者的心理造成一定压力。

　　二、领导干部自我管理模型

　　自我管理研究发端于针对慢性疾病的临床治疗领域，后来延伸至教育领域和工业领域。事实上，人类在致力于探索如何对外在世界进行合理地组织和安排的同时，也在努力追求对自身的管理。我国学者郭海龙从人的发展的高度来理解自我管理，影响较大。②领导干部的自我管理就是在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和特定社会制度等外部环境中，具有主体意识、正确价值观和自由能力的个人，在认清自我及所处环境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各种资源，通过社会交往和合理的自我设计、主动的自我协调、积极的自我学习、自我控制和自我反思等环节，以实现个人全面发展、更好地履行职责的过程。可见，自我管理是一个包括许多环节在内的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动态连续过程。

　　自我认识是自我管理的前提。要想进行自我管理，首先必须对自我有一个正确、全面和清醒地认识，能够辨明自己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

　　自我设计是自我管理的第一阶段。如科恩所说，“自我设计，就是个人自觉地去寻求自己的生活姿态，就是个人有意识地去确定自己的特点。自我设计，是我们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是每个人的人生职责和使命。”[12]58

　　自我学习或自我教育是自我管理实现的途径，能够开阔眼界，丰富心灵，持续提高自身素养，完成既定的自我设计目标。

　　自我调节是指向目标并贯穿始终的重要环节，是自我不断调节自身内部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从而有效整合自我内部与外部环境中的各项资源。

　　自我控制是自我管理的保障环节。个体通过自我检查和分析，在社会规范的引导下，沿着自我设计的路线，朝向组织和社会的目标健康运行。

　　自我反思是自我管理的最后环节。通过对自我设计的目标、自我学习的情况、自我协调和自我控制的效果等方面的思考，自我管理才能摆脱低水平的重复和循环，在自我扬弃中获得进步与发展，其实质是对自我的再认识，是下一个自我管理活动周期开始的前奏。

　　综上所述，我们构建了领导干部自我管理的要素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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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1可以看出，自我管理要素由14项构成。其中，价值观、自我意识、自我设计、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我反思等是隐性要素，不直接表现为个人工作、学习或生活的某个方面，但是却对其产生强烈的影响、渗透和引导作用。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随着个人与外部环境不断交换，这六项隐性要素会发生某些变化，并非静止的（用延长的虚线表示其渗透作用）。身体管理、道德修养、目标管理、职业生涯设计、知识管理、时间管理、创新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个人形象、换位思考、人际交往能力等）属于显性要素，即，涉及个人生活或工作某一个有形方面的自我管理要素，因此在图中用实线表示。该模型表示，在一定的外部环境中，通过诸要素的相互关联作用，实现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最终达到社会和谐发展的宏伟目标[13]25。

　　三、加强领导干部自我管理的对策

　　（一）践行“心本管理”理念

　　心本管理理论认为，自我管理的本质在于对自身内心世界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加强领导干部自我管理，要秉承“以心为本”“从心开始”的管理理念，通过有效心理调适，形成健康心态，充分发挥心理对行为的正面促进作用，实现个人与外界、工作和生活的和谐。心理契约是近年来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一个新的研究热点。所谓心理契约是指个体与组织在相互关系中己方要为对方担负什么责任义务，同时对方要为己方担负什么责任义务的主观约定，是雇佣双方或者劳资双方关于双边关系中相互责任义务的主观信念。心理契约存在于所有的管理活动和组织中，同样也存在于政府和领导干部之间。领导干部的心理契约不仅客观存在，而且也对其行政行为和工作绩效产生深远影响。当然，领导干部的心理契约也具有动态性，其影响变量既包括政府组织、外界环境等因素，也有信念和知觉等个体内心活动。这就要求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和压力观，制定科学的职业规划，加强自我激励，积极建构和谐心理契约。

　　（二）强化个人感召力

　　个人感召力是领导者吸引被领导者的能力，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如领导者的人格、修养、智慧和阅历等，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一是磨砺道德意志，陶冶道德情操。道德意志是人们进行道德抉择时表现出来的一种誓不罢休的心理过程。真正的道德并非迫于外力的控制和惩罚，而是当自己在特定情境中具备为恶的能力时却选择为善，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德高尚。二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理论是道德之魂。大量事实表明，一些为官之人的沉沦堕落正是沿着“理论贫乏―信念崩溃―心灵扭曲”的轨迹进行的。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是提高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和精神境界、提升为人民服务质量的必然要求。三是坚持正确的职业伦理标准，强化自身的社会责任。目前，科层制是我国最基本的行政组织形式。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很难保证公平正义的伦理价值取向始终如一地往下传递，领导者常常在利益关系和伦理价值二者的冲突中进行选择。比如，坚持职业伦理标准，到底是为公众服务，还是为了维护机构、部门利益，这两者很可能互相混淆，因为部门利益往往以集体面目出现，这就使一些领导者模糊公共利益的要求，以得到“部门集体”的支持为职业伦理标准，以一种小范围的公正代替整体正义。 　　（三）提升核心竞争力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普拉哈拉德（Prahalad）和哈默（Hamel）在权威杂志《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The Core Competenceof Corpor-

　　ation）一文，文章将核心竞争力定义为“企业开发独特产品、发展独特技术和发明独特营销手段的能力”。据此，个人核心竞争力的内涵是：个人独有的、长期形成并融入内质中的、支撑个人成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能力和竞争优势。“核心”二字表明并非所有的资源都能形成核心竞争力。对领导者来说，核心竞争力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14]。

　　1.学习能力。核心竞争力是一种以知识为基础而形成的能力，所以，学习才是提升核心竞争力的第一法则。作为领导干部，学习能力不仅体现为从个人习惯和爱好上开展学习，还要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断更新知识，增强创造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学习能力是领导干部成长发展的重要原动力。

　　2.应变能力。现如今，利益多元化和利益冲突不断加剧，领导者的应变能力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素养。纵观历史，一切社会动乱皆始于利益分配不公。当前，传统美德日渐消弭，迷茫浮躁滋长蔓延，利益群体之间的不信任和不合作日益严重，领导干部要能快速准确地判断具体情境中出现的突发和不利因素，及时引导正确的发展方向。同时还要对社会变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领悟力，始终保持自我反省的精神，保证决策对于客观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和快速纠错能力。

　　3.战略思维。19世纪著名哲学家康德的墓志铭写道：“重要的不是给予思想，而是给予思维。”战略思维是总揽全局的带有认识论方法论的思考。我们总结历史上的重大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最终都归结到战略思维的正确与否上。领导者只有掌握科学的战略思维才能在复杂多变的情境中找到准确的战略定位，在重大问题上把握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可见，战略思维是“起自个体，终及国家”的大问题。

　　4.创新能力。“创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提出的动态发展理论中的主要概念。所谓创新，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从事的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活动，是一个获取创造成果的动态过程，其最终结果表现为首创出前所未有的、具有社会或个人价值的事物。领导者的创新能力是指领导者独立发现新事物，提出新见解，解决新问题，做出新成绩的能力，是一系列要素组成的综合能力的集中体现。这些要素包括：能敏锐地、迅速地、准确地抓住问题要害的洞察力，能超前把握事态发展趋势的预见力，能统观全局、驾驭复杂局面、拓展思维空间的战略思维能力，能迅速获取、充分地占有、科学地筛选信息的能力，能有效地整合资源、整合利益的能力，以及勇于开拓和善于超越的求变能力等。可以说，领导干部的创新能力直接决定领导的效能和质量，因此，提高领导者的创新能力具有根本意义[15]122。

　　（四）厘清角色归属

　　“角色”一词源于戏剧。莎士比亚在其名剧《请君入瓮》中说道：“整个世界是一个大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都是表演者，他们有时上台有时下台，在一生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自1934年米德（G.H.Mead）首先应用角色的概念来说明个体在社会舞台上的身份及其行为以后，角色的概念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研究中，产生了“社会角色”概念。社会角色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和身份相一致的、社会所期望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方式。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仅仅扮演某一种社会角色，而总是扮演着多种社会角色，构成了“角色丛”[16]。面对复杂的“角色丛”，领导干部必须认真考虑每一角色对自己和社会的意义，做出理性的取舍，加强党性修养，厘清角色归属，遵守角色规范。领导者的角色规范是在行使权力、履行职务、承担责任和义务的过程中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有言：“优秀是一种习惯”。领导干部要把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以及维护自己的形象变成一种自觉行为，在持续的价值追求中消解心理困局。

　　四、结语

　　本文论述了限权背景下领导干部的心理压力与自我管理问题，着重指出领导干部的自我管理是在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和特定社会制度等外部环境中持续进行的，构建了包含14项自我管理要素的领导干部自我管理模型，提出加强领导干部自我管理的对策，希冀能够对当前深化改革和大力反腐情势下，领导干部面临的巨大心理压力产生良好的引导作用。在不断发展和创新的时代，对领导干部心理的探索和研究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点、线、面，对我国的政治进步和社会文明将产生重要作用。正如有学者认为的那样：“对人类发展来说，这些人所倡导的对人类内心世界的探索比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探索更为重要……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成为这个星球上全新的、完全不同的物种：唯一能够审视自己的思维和行为，且能对之进行改变的动物。”[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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