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来我国流动儿童心理研究综述

　　我国目前正在经历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今，流动人口总量已从不足200万人增加到2.21亿。与此同时，学者们也注意到了，我国流动人口在结构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流动人口家庭化是最为显著的结构变化之一，主要指某些家庭中由单个成员流动或变成夫妻双方流动或变为整个家庭流动，学龄儿童跟随着身为流动人口的父母流动，成为流动儿童。1988年，教育部和公安部联合颁布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指出流动儿童是指6-14岁（或7-15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的儿童（流动儿童课题组，2006）。现在通常指的则是随外出打工父母离开家乡到城市生活的孩子。马润生（2008）认为流动儿童是指户籍在农村，年龄在6-14周岁，在农村生活过一段时间后随父母迁入城市并正在城市学校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尚未取得城市户口的在城务工农民工子女[1]。不同的学者在关于流动儿童的研究中对流动儿童有不同的界定，尽管如此，流动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已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他们的健康成长也关系到我国的社会和谐和持续发展。

　　2.我国流动儿童心理的研究现状

　　2.1流动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国内很多研究证明，流动给儿童心理的许多方面带来了多方面不利影响，具体可分为社会适应、歧视知觉、身份认同、消极与积极情绪这几个方面。

　　2.1.1社会适应：胡韬（2007）从人际友好、活动参与、学习自主、生活独立、环境满意、社会认同、人际协调、社会活力这八个方面对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流动少年儿童的社会适应水平总体上低于城市本地少年儿童，但是在生活独立因子上高于城市本地少年儿童;流动少年儿童的社会适应存在性别差异，女生的社会适应水平显著高于男生;流动少年儿童的社会适应水平存在年级差异，总体上呈现随年级升高社会适应水平提高的发展趋势;流动少年儿童中的非独生子女的生活独立水平高于独生子女[2]。胡韬（2012）在贵阳市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状况分析中得到了一致的结论[3]。孙晓莉（2006）选取了南京市两所学校三年级和五年级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的状况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与本地儿童相比，流动儿童适应性方面存在更大的问题[4]。另外，曾守锤（2010）调查了4所招收流动儿童的公办学校一至九年级的学生，结果表明流动儿童比本地儿童表现出更多的行为问题。但也有研究证明，流动儿童并未出现适应不良现象[5]。郭良春等（2005）对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进行了个案调查，认为流动儿童很快适应自己的生活环境，具有积极的人生态度，能吃苦耐劳并体谅父母的家庭责任感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但他们同时也指出，流动儿童对于城市只是局部适应[6]。范兴华等（2009）采用自尊、生活满意度、孤独感、抑郁、社交焦虑和问题行为问卷对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与一般儿童社会适应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流动对儿童社会适应无明显不利影响[7]。再有，王中会等（2014）研究探讨了流动儿童学校适应与积极心理品质的关系发现，积极心理品质高的儿童对学校适应状况较好[8]。

　　2.1.2歧视知觉：流动儿童从农村来到城市，环境改变加上户籍等不同于城市儿童，使得他们在城市感受到歧视。戴斌荣（2011）调查发现，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比较强烈，有近1/4的流动儿童认为城里人歧视他们。流动儿童感受到的歧视是来自多方面的，包括学校同学、教师、城市居民以及制度。其中，来自同伴的歧视感受最强烈[9]。方晓义等（2008）的调查也发现，半数以上的流动儿童报告自己受到过歧视[10]，曾守锤（2009）的调查也发现，有22.8%的流动儿童认为上海人本地人（尤为上海同学）对外地同学有歧视，他们体验到了城市人对自己的歧视[11]。蔺秀云等（2009）的研究发现，歧视知觉在性别的差异上不显著，但在学校类型和流动性上表现出显著差异。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对社会歧视的感知高于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所在城市、住房及学校经常变化等流动性高的学生歧视知觉比流动性低的学生明显[12]。江琦等（2011）对流动儿童班级人际关系与歧视知觉关系的研究也发现，同伴关系与歧视知觉呈负相关，同伴关系、主观支持可以负向预测歧视知觉，但在歧视知觉的性别差异上，男生感受到的歧视要高于女生[13]。

　　2.1.3身份认同：流动儿童大多在6-17岁年龄段，根据埃里克森的理论，形成角色同一性、防止角色混乱这一发展任务就在这个时期完成。戴斌荣（2011）认为当这一阶段的孩子处于不和善、随时可能受到歧视的环境当中，就容易产生身份认同危机[9]。迪丽娜尔（2011）对小学儿童心理健康研究的综述中提出小学流动儿童认为自己是城市人，而城市儿童却认为他们是农村人，这些孩子往往感受到自己的边缘性，缺乏对城市及社会生活的认同[14]。唐咏（2008）的研究发现，在二元城乡户籍制度下，人一出生便被赋予了“农民”与“市民”身份上的差异。制度不完善很可能是导致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危机的根本原因[15]。

　　2.1.4消极与积极情绪：流动儿童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具体表现在心理压力过大，焦虑、孤独、抑郁等不良情绪问题突出，问题行为突出，自我评价、自我发展和自尊水平都偏低，人格健康水平也偏低。广州市的一项调查发现，22.9%的流动儿童认为自己在学校中几乎处处不如别人;56.8%的流动儿童认为自己表现一般，没有出色之处[16]。欧阳岚（2008）研究还发现，流动儿童在进行某县活动时会轻言放弃，有些则不敢再集体面前表现自己[17]。周皓（2012）的研究发现，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社交焦虑、孤独感、抑郁倾向显著高于公立学校儿童。此外，社交焦虑、孤独感、抑郁倾向在流动性上也存在差异，流动性高的儿童社交焦虑、孤独感、抑郁倾向也显著高于流动性低的儿童[18]。但徐晓（2008）、曾守锤（2008）、李玉英（2005）的一些研究也证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良好，自豪感得分高于自卑感，大多数认为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流动儿童的心理品质也处于理论的中等及以上水平[19-22]。申继亮等（2008）研究还发现，由于流动带来了家庭环境、教育环境和个体智力方面的变化，从而促进了流动儿童在创造性思维上的发展[23]。 　　2.2影响流动儿童适应和身心健康的因素。大量文献研究显示，影响流动儿童心理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人、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四个方面。

　　在适应方面，研究者探讨单个或多个因素对流动儿童对适应各方面的影响。胡韬（2013）研究发现，影响流动少年儿童社会适应的因素主要有个人志气、学校因素、社会歧压和家庭因素4个方面，并对流动少年儿童社会适应及其影响因素建立了结构模型[24]。有些研究则探究单个因素对流动儿童适应的影响，如研究父母教养方式对流动儿童学习适应性的影响，或学校环境对流动儿童学习适应性的影响。还有研究者对流动儿童的领悟社会支持进行心理干预，也有学者以典型的流动儿童学校适应不良个案为例，分析其在学校适应不良的表现及其成因，在此基础上采用多种操作性强的心理教育和干预措施，逐步解决其适应不良问题。在前人研究综述的基础上，近两年的研究新增加了6岁以下流动儿童的研究，孙倩倩（2011）针对沈阳市3-6岁的流动儿童进行了一项社会适应行为发展状况调查，发现流动儿童与沈阳当地儿童的社会适应行为发展（表现在生活自立、运动、作业、交往、社会化）水平在年龄上存在显著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但在性别和自我管理上没有存在显著差异[25]。

　　在心理健康方面，研究者探讨单个或多个因素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刘正荣把影响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因素分为两类：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包括流动儿童生活空间场所的变动、所就读学校的类型、父母职业及收入的状况等，主观因素包括对流动儿童对就读学校的满意度、学校生活的满意度以及自我身份的认同情况等。邹泓等（2008）发现，教育资源的享有情况、师生关系、学业行为影响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26]。申继亮、刘霞等（2007）考察了家庭环境特点和家庭教养方式对流动儿童自尊水平的影响，发现庭经济资本越高，流动儿童的整体自尊水平越高;家庭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家庭外社会资本高的流动儿童，其成就自尊也越高;家庭外社会资本较高的流动儿童，其社会自尊较高[27]。紧接着曾守锤（2009）、赵笑梅（2010）等人的研究也发现了，师生关系、学业成绩、父子新人、家庭教养方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歧视知觉、社会比较都可以不同程度的影响自尊水平[11][28]。另外，秦建（2012）在流动儿童家校处境、社会认同对自尊与学校适应的影响研究中发现，流动儿童对班级气氛、自尊、学校适应均感受良好，但相比城市儿童，流动儿童仍处于劣势[29]。但徐凤娇（2010）对长沙市流动儿童的调查发现长沙市流动儿童的自尊状况发展良好，与城市儿童相比较，高于城市儿童;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状况良好[30]。有研究还探讨了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其它方面，如刘霞、申继亮（2010）探讨环境因素对流动儿童歧视知觉的影响及态度研究中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老师支持和同学支持对于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1]。范兴华、陈锋菊（2012）考察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队歧视知觉与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发现积极应对对歧视知觉与抑郁关系有增强作用，积极应对、社会支持对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抑郁关系有共同调节作用[32]。有些研究探讨单个因素对心理方面的影响，卿再花（2009）考察初中生问题行为与家庭环境的关系研究中发现，流动初中生在学习适应不良、退缩、神经质及问题行为总分四个维度上显著高于非流动初中生[33]。曾守锤（2008）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留守时间和转学次数能有效预测流动儿童的幸福感[20]。王瑞敏等（2008）的研究发现大五人格、乐观和掌控感对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有影响作用[34]。张秀琴等（2013）在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研究中也证明了前人的研究，但同时也发现了儿童的幸福感与人格、家庭教养方式和学校因素有显著相关[35]。近几年，也有不少学者关注了流动儿童不良情绪、疏离感等的心理干预，如叶玮琳（2008）研究的农民工子女小学生不良情绪特点及其干预研究[36]和雷鹏等（2011）关于流动儿童疏离感的现状、成因及干预对策的研究[37]。

　　3.我国流动儿童心理研究所存在的问题

　　国内研究者对流动儿童的心理研究经历了从表象分析，到调查研究，再到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探讨，最后到干预措施的试验，这是一个逐步进化的过程，至今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不足。

　　3.1研究应用贫乏。对于流动儿童任何问题的关注，目的都是为了找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适当办法。虽然在近几年的研究中，有几篇针对不良情绪、疏离感的干预研究，但对于那些有单个行为问题、被歧视感以及孤独感感受较强烈的儿童，采用什么样的措施才能帮助他们及时应对各种外界及其带来的不愉快体验，有效提升他们的适应能力，促进其成长和发展，这方面的干预及实践应用研究非常少，因而也是未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

　　3.2研究方法单一。对于研究流动儿童心理研究多采用心理调查法和访谈法，很少有实验研究和质性研究，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流动儿童的心理特征表现以及与其他变量的关系模式可能会发生一定变化，国内对流动儿童的研究多为横断研究，缺乏采用追踪研究的方法对流动儿童心理随时间变化特点的探讨，因此，有必要通过纵向追踪研究，进一步揭示心理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模式。（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