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使用者:一个亟待重新理解的群体

　　摘要:本文建议采用“新闻使用者”(NewsUsers)”一词来描述网络时代的新闻受众,并试图从历史的、情境化的以及传播者与使用者之关系的角度来重新阐释这一始终变化着的群体.研究认为,新闻使用者的量级、兴趣、聚合与分化的方式、使用新闻的行为等都正在发生质的变化.新闻使用应该被置于日常生活的时空情境和社会情境下加以理解.新闻生产者尤其需要采取这种新的认知方式,发展与新闻使用者的新型关系.

　　关键词:新闻使用者;受众;情境;新闻生产者;

　　作者简介:王辰瑶,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南京210093;

　　2015年8月6日,《纽约时报》宣布付费数字订阅者突破100万大关.这一事实被媒介分析者称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尽管报纸的销量一路下滑,但加上这100万付费数字订阅者后,“购买”时报的读者总计约有160万,已经超过了它在20世纪90年代创下的150万份发行量峰值.①《纽约时报》的努力可以说代表了新闻业试图在网络时代重新掌握话语权,再续辉煌的雄心----—2014年11月6日,《经济学人》杂志推出了每日更新的APP应用“Espresso”、2015年8月25日《华尔街日报》在官方客户端外再推出一款精选APP“What’sNews”.就连收视率下滑不那么明显的电视新闻业,也试图甩开电视机,争取那些不用电视看新闻的观众.一项报告指出,CBS推出的新的移动网络新闻产品CBSN,就是要吸引那些与电脑相伴出生的“千禧一代”②.可以说,新闻业已经从最初的震惊和打击中觉醒过来,新闻组织对新媒体技术的创新使用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新闻业意图重整雄风的努力或许都可归结为这样一句话,要在网络时代赢回新闻使用者.

　　但是这马上就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谁是新闻使用者?他们与前网络时代的报刊新闻读者、电视新闻观众是相同或特征相似的一群人吗?他们如何在变化了的社会语境下使用新闻媒介并且将其和自己的日常生活相关联?这些问题本身并不新鲜,谱系庞大的受众研究一直在试图理解包括新闻受众在内的人群,但从概念到范式,总是分歧多多,90年代以来网络技术的发展,也一再挑战了与“大众传媒”具有伴生关系的传统“受众研究”.麦奎尔(McQuail,D)承认,现在应该已经有足够的现实变化和必要的理论准备来提出一个新的范式了,这与他在1997年出版的《受众分析》一书中所持的相对温和的修正立场相比,更有了一些激进的转变.麦奎尔注意到,作为一个集合性名称的“受众”越来越难于表征现实,而“使用者”(users)一词正在变得流行③.《新媒体手册》的作者认为:“‘受众’这个术语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仍然是适用于大众媒介研究的,但是却很少适用于新媒体.在许多重要的方面,‘受众’正在变成‘使用者’.‘使用者’这个术语能更好地表现出参与的多样性”.④

　　国内文献则偏爱用“用户”一词来重新表述网络时代的媒介受众.中国知网数据表明:从2004年到2014年,十年间篇名中出现“用户”的“新闻与传媒”类论文增长了约10倍.与此同时,以“读者”为篇名的论文数则从2007年开始逐年下降.但是正如研究者所担心的,在新闻学中引入“用户”容易引起争议,“因为从字面上看它经济色彩很重,容易让人担心对新闻媒体的公益性和人文精神的排斥.”⑤考虑到“用户”与“产品”、“市场”等词语的绑定关系确实可能窄化网络时代新闻媒介使用研究的丰富理论内涵,本文建议采用“使用者”(对应于user的原意)来描述这一群体,并试图从历史的、情境化的以及传播者与使用者之关系的角度来重新阐释这一始终变化着的群体.

　　网络时代所提供的信息类型远远超过大众传播时代,本文集中于讨论新闻这一特殊信息品类的使用者.作为一种关于当下的“知识”(Park,1940),新闻不仅具有“主导性”的叙述作用(Cline,2004),而且也是当代人社会交往的重要基础.但尽管在媒介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的谱系中,有关受众、媒介使用者的定量定性成果颇丰,“人们对新闻受众的所知却惊人的少”⑥.部分原因是媒介中心主义或曰“编辑部独大”(臧国仁,1999:3-4)的思想,使得新闻业和新闻学研究都容易产生忽视使用者的倾向,即便研究也多是从“效用”的角度,将异质、主动、日常化的新闻使用简化为几个人口统计学上的变量.不过近年来,国际新闻学研究对这种偏向已经有所警惕,彼得斯(ChrisPeters)、卡本蒂尔(NicoCarpentier)、施罗德(KimChristianSchrder)等一大批学者都开始采用更加开放、灵活,并且更能体现使用者之主体地位的研究视角.比如,从时间性与空间性的角度来理解新闻使用行为(Peters,2015)、从日常生活出发理解人们为什么使用新闻媒介(Schrder,etc.,2010)等等.很多研究关注到使用者群体本身的异质性,比如不同代际的使用者有不同的新闻媒介使用偏好(Westlund,2014),同一代际之内比如“青年”群体中的新闻使用体验也是相当丰富的(Banaji,etc.,2015).这些研究都以或思辨或经验的方式,让人看到了新闻使用者群体丰富、生动、不可简单化约的内在特性,并且启发人们将新闻使用与使用者个人的意义生产结合起来.正如彼得斯所说,我们现在应该在研究中将使用者视为主体,与其对话,而不是仅仅论及他们⑦.这一视角被称为“激进的使用者视角”⑧,它有助于我们改变传统的认识受众的方式,从而能够真正理解正在急遽变化的新闻使用问题.本文亦采取这种立场,希望通过对新闻使用者这一群体的重新阐释能更好地理解网络化社会的新闻及新闻业.

　　一、新闻使用者的历史变化

　　今天,谁是新闻的使用者?也许一个不假思索的回答会是:所有人.如果考虑到一百多年前第一份成功的大众报刊纽约《太阳报》的发行量不足1万份,这个变化不能不让人震惊.这首先意味着大众传播时代的新闻使用者与网络传播时代的新闻使用者根本就不在一个量级上.当然,说所有人也许有些夸张,一项关于荷兰13岁以上公民的大样本问卷调查显示,只有11%的人在一周内没有通过任何媒介渠道接触新闻,其余的人不管其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偏好公共事务还是娱乐,都或多或少地使用了新闻.并且,一个耐人寻味的结果是:网络使得那些即便更偏爱娱乐的人也比原先要更多地接触了新闻.⑨从历史上看,一种信息类型的使用者量级总是逐渐扩大的,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承载这种信息类型的某个具体文化产品可能衰弱甚或消亡.比如,出于娱乐的目的观看故事性的表演,布茨(RichardButsch)在《美国受众成长记》里提到,19世纪60年代戏院售出的戏票大约能使每人每年看一次戏,20世纪40年代末大约每人每年能看27次电影,而如今作为一个娱乐观众几乎成为每个人的日常行为(布茨,2007:321).新闻也同样如此,早期报纸售价高、印数少、发行不便,读者只是人群中的极少数,但随着报业的大众化、广播和电视进一步降低了文化和经济门槛、网络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深度嵌入,新闻使用者的数量可以说已经占到了人群中的绝大多数.这个变化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谈论的新闻可能已经与一百多年前新闻职业理念逐渐兴盛时的新闻有了很大的不同,因为它们实际服务的人群量级已经有了质的变化.

　　新闻使用者量级的变化也带来了新闻使用者兴趣的变化.通俗报刊的出现即是一次迎合变化的读者兴趣的例子,但是在持精英立场的研究者看来,廉价的大众报刊常和“煽色腥”、“耸人听闻”、“格调不高”这样的负面评价相连.直到1990年代初期,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culturalturn)的思潮,新闻学中才渐渐有了正面看待新闻产品通俗化趋势的研究.不少研究表明,娱乐节目其实也是一个政治新闻的来源(如具有很强娱乐性质的政治脱口秀)(Banaji,etc.,2015).这实际上打破了过去把娱乐和新闻截然分开的观点,正如白金汉姆(Buckingham，2000)所总结的，“我们要回到原初意义上重新思考什么是新闻”.当然，面对新闻娱乐化的趋向，新闻学和业界的看法总的来说还是颇为忧虑的，尤其是一些历史悠久的新闻媒体在转型压力下关门或裁员时，人们不免会担心新闻业为了迎合网民口味，劣币驱除良币导致“戏剧化的低质新闻”(dramaticallylower-qualityjournalism)和“噱头式的新闻议题”(buzzword-drivennewsagendas)盛行⑩.这些担心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现实验证，但新闻通俗化并不等于低俗，尽管它具有滑向低俗的危险性.有研究表明，随着更多的人使用新闻，甚至参与到新闻生产中来，新闻中“普通人”的地位比起过去有了显著提高，这也扩展了新闻对世界的关注范畴(.，2012).因此，作为一种趋势，新闻通俗化恐怕是难以改变的，但对于新闻界来说，重要的问题是以何种方式来实现新闻的通俗化.

　　从历史上看，新闻使用者亦是不断分化与聚合的.詹姆斯·凯瑞(Carey，1980)在1980年发表的论述当时卫星电视等“新媒体”的论文，今天读来仍有启发意义.他反对新闻传播学界动不动就将“新媒体”技术称为“革命性”的，他认为是否有“革命性”，要把媒介技术、媒介组织及其实践形态与受众的变化结合起来，看其是否造成了结构性的改变.按照凯瑞的论述，全国性报纸的出现使得原来习惯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的公众各自回到了家中，成为沉默的阅读者.但人与人虽然在物理空间上的分离了，但因为关注共同议题又造成了心理空间上的聚合，“这导致了‘公共领域’的解构和重构”.电视的出现则是电子化地复制了上述过程，但重点是在分化的层面而不是大众化的层面，尽管电视对重大仪式的直播会造成几十亿人共同观看的“在场感”，但电视频道、节目种类的增多则让观众按照兴趣分化成不同的观看群体.按照凯瑞的说法，我们也可以说，网络的出现意味着我们要再次以数字化的方式经历使用者分化与聚合的过程.从目前的变化看，新闻使用者分化与聚合的频率和力量都加强了.网络上，新闻信息来源、内容和类型的空前多样给与了使用者更大的选择权，个人日报、定制头条等新闻服务大行其道，这表明新闻使用者的“分化”已经达到“个人化”的程度.但另一方面，一旦有重大事件发生，个人化的使用者又会以迅捷的方式聚合成庞大的公众.这种崭新的“分”与“合”以及在私人与公共之间无缝转换的新闻使用方式是此前的新闻业从未碰到的.新闻使用者不能再被视为简单的信息消费者，他们是一群“以我们此前从未想象过的方式塑造、分享、重构和融合媒介内容的人”(Picone，etc.，2015).

　　二、情境化的新闻使用

　　既然谈论新闻使用者就不能不论及他们的实践，也即他们是如何“使用”新闻的.德赛托(deCerteau，Michel)认为，“一个社会是由一定的实践构成的”，要想了解这个社会，了解这个社会的人群，就要理解这个社会的生活实践.他所述的实践，就是人们在具体环境、具体规训机制下进行的具体活动，它既具有场所性特征，又具有主体性特征(吴飞，2009).新闻使用即是这样一类实践，它不仅与使用时的场景特征相关，而且与使用者的主体特征相关.比如《北大新生军训随处可见“低头族”》这样的新闻图片，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网络化社会媒介使用发生变化的表征--—移动设备的使用改变了信息使用的时间和空间，或者说它让信息使用变得随时随地，与此同时它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将人们带入“网络化生存”的生活方式.

　　国际新闻学界近年来关注的许多问题都与新闻使用行为相关，而且按照本文前述的从使用者自身出发的视角，研究者们愈发注意将新闻使用与使用者所处的情境结合起来，无论是时空情境还是社会情境.就像卡本蒂尔和施罗德在《受众转型》书中所说，“我们不能脱离情境来理解受众”11.这种思路明确反对媒介中心主义脱离使用者的实际状态，抽象地谈论媒介受众.如果把新闻使用看做是“情境化行动”(situatedaction)，那么对新闻业来说这种挑战就意味着要从使用者的视角出发来理解“新闻对人们的生活而言到底有何价值”12.

　　(一)时空情境下的新闻使用

　　新闻使用既是一种时间性实践，也是一种空间性实践，它既发生在具体的时空结构中，也创造出“新”的时空，塑造新的社会秩序.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还保存有这样的画面:一家人随着《新闻联播》的开场音乐吃晚饭，饭后，父亲坐在沙发上看当天的晚报.但在下一代人中，这样的场景恐怕不会复现了.麦克卢汉(2011:176)在《理解媒介》中称电子时代瞬息万里的速度消灭了时间和空间，这个观点在当时略有点超前，但数码时代的媒介使用确实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消解了原来的时空情境.

　　莱文森认为，按约定时间运行的媒介，至今是一切旧媒介的特征.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特征，才有了我们“仪式化”的新闻使用习惯.比如在清晨的时候听《报纸摘要》、晚上全家人一起看《新闻联播》等，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在(与媒体)约定的时间使用新闻，并且用这种约定来标记时间.但是，今天的新闻使用已经不是在约定的时间发生，而是在任何时间发生.新闻使用以“填满时间”(newsisonallthetime)而不是“标记时间”(markingtime)的方式进行13.造成的结果是:新闻使用不再是生活中一件需要占据一段专门时间来做的事，而成了填补两件事之间空白所做的事，比如等车时看一下手机新闻，或是从一件事中分心出来做的事比如边开会边刷微信.新闻使用的总时长可能增加了，如周葆华提到，“如果将一个人的媒介消费时间分割开来看，他对媒介的消费一天会超过24小时.”14但是碎片、零散的新闻使用时间和相对不那么重要的地位，却可能使新闻使用的时间品质降低了.新闻使用变成了一件“不必太当回事”的事，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严肃新闻的减少和“嗡嗡喂”(buzzword)式新闻的增加.

　　彼得斯有一句被经常提及的话说明了新闻使用中“空间”的重要性----—“新闻消费不仅仅是我们做的事，而且是我们在某个场合做的事”(Peters，2012).研究表明，传统的新闻使用主要发生在家庭的公共空间里，比如客厅.但如今的新闻使用可能发生在任何生活空间(newsuseineverywherelife).这个变化意味着，空间一词本来所具有的封闭、固体性的特征被打破，人们将在一种变动、开放的空间体验下使用新闻.既然一个人可以在任何有网络信号的地方看到新闻，那也就是说，新闻使用已经深深嵌入个人的日常生活轨迹，无需额外安排就能完成.此外，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的切换和连接也变得空前随意，甚至可以形成某种空间嵌套--—比如，使用者在家庭这个物理空间里和家人一起看国庆阅兵直播，但同时又在社交网络上接受信息并与人交流，甚或还可以再进入某个明星的社交账号，与其他网民一起质问她为什么在阅兵日要晒自家孩子的照片.如今，人们使用一则新闻可能同时会造成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的连接、网络空间内的不同“位置”的连接，这就构建了一种超级复杂的空间关系.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常缺乏对“人们生活内部空间性的理解”(Soja，1996:1).当我们不仅仅将新闻使用行为看成简单的实践时，我们会问，日常生活内部空间性的变化带来了哪些新的新闻体验?一些与空间相关的新闻新形态已经出现了，比如“在地化新闻”(locativenews)(Gordon，2008)，这种新闻服务能判断使用者所在的具体位置，并报告这个地点曾经发生过什么，与使用者本人有何关联，从而把一个个空间位置转换成具有情感性的地方化体验(Φie，2012).

　　总之，时空关系的改变带来了新的新闻使用体验，新闻变得像呼吸一样无所不在(Hermida，2010)。弥散的新闻(ambientnews)可能正从我们生活的前景退为背景，以一种不再鲜明夺目但却更加根深蒂固的方式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缠结。

　　(二)社会情境下的新闻使用

　　新闻使用与日常生活的密切，促使我们要从使用者社会交往和实践的角度来理解新闻使用行为，而不是将其与社会情境剥离，抽象地谈论收视率或点击率。这当然不是说以往那样用来区分使用者的变量丧失了意义，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依然对新闻使用行为有很好的解释力。有新闻学者从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中得到启发，认为同代人进入生命中重要阶段的时间相同，而在这一时段中，他们形成了对某种媒介形式的偏好，并且会延续下去。当媒介形式变化很快时，不同年龄的人就会在同一个社会下形成不同的媒介代际偏好。2015年的皮尤调查显示，老年人仍倾向于通过当地电视获取政治新闻，而青年(千禧一代)对Facebook的依赖则达到61%瑏瑥。但是这样的偏好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仍然与具体的社会情境相关。研究发现，在平常的新闻使用中，不同代际的人都更多使用自己原先就偏好的媒介形式，但当重大危机出现时，新闻使用的媒介偏好会反向增加，青年人会比平时更多地看传统媒体，老年人则会比平时更关心社交网络(Westlund。etc。，2015)。再比如，人们一般会对青年的新闻使用格外关注，一方面是因为青年人是未来的新闻消费和购买的主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各种调查显示出青年人对新闻的淡漠，让人忧心忡忡。但是，如果把青年人看成一个多元异质的群体，去倾听他们为什么需要或不需要新闻，得到的回答可能出乎意料。一项在欧洲多国进行的大样本青年访谈研究显示，青年人的新闻使用与他们各自的政治观念、社会地位等都有很大关系，不少青年人远离新闻，不是因为他们不需要新闻，而是因为他们不信任新闻，他们对现有媒介与权力系统的关联深为不满(Banaji。etc。，2015)。

　　脱离社会情境，确实很难理解新闻使用。比如，为什么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便捷、免费和海量的新闻，并不会必然地增加人们关于当下政治和社会的认知?也不会必然地促成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网络社会的早期研究者多少都有一些乌托邦式的观念，但很快技术带来的乐观想象就被像桑斯坦这样持悲观论调的人打破。桑斯坦(2003:2)提出“信息茧房”的假说，指在新闻信息愈加海量，个人信息订阅服务不断精细化的背景下，人们能够越来越精确地决定自己看什么、不看什么，“他们设计了一个能让他们自己选择的传播世界”，这一个个小世界就像一个个“茧房”，人们囿于茧房之中，实际上代表着个人生活中的公共因素降低。“选择性接触”信息(selectiveexposure)是否会带来政治观点的“极化”(polarization)，从而让网络空间变得抱团、板结、压制异见?近些年来对网络舆论的观察，也确实可以看到不少不那么美好的事，但是正如脱离情境的乌托邦想象是不靠谱的一样，单纯靠“恶性循环”式论证的悲观论调也脱离实际。研究者发现，新闻使用者的分化并不像桑斯坦们所说的那么戏剧化(Trilling，etc。，2012)。其实，历史已经一再验证不太戏剧化的变化才是“正常”的。谁都不否认收音机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既不是有人在收音机刚出现时欢呼的“天赐之物”(布茨，2007:233)，也不是二战之后人们抱怨的那样，是收音机造成了希特勒的崛起。摆脱技术决定论，在纵横交错的社会关系中、在平凡无趣的日常生活中去理解媒介，理解新闻，可能没有那么精彩，但却会更加实在。

　　三、如何重新理解新闻使用者?

　　我们为何要关心新闻使用者并理解其新闻使用行为的变化?2015年4月皮尤发布的数据(Stateofthenewsmedia2015)显示，个人访问数排名前十位的新闻网站中，排名第一的Yahoo-ABCNews仅一月份的点击量就高达1。3亿次，此外，在调查的50家新闻媒体中，有39家的移动终端访问人数已明显高于pc端。16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使用网络新闻的网民规模约5。55亿左右。17新闻使用者的规模、使用平台、使用方式的变化已经成为一个与理解网络社会的本质息息相关的问题，而对于新闻业，尤其是正处在历史关键时期的新闻业来说，以新的方式去理解新闻使用者群体，更具有急切紧迫、攸关生死的意味。

　　以“为公众服务”为宗旨的新闻业，其实对所服务对象的了解远不如对自身的关注多。比如早期的把关人研究认为编辑决定了在报纸上出现的内容，丝毫也不提及读者的潜在作用。甘斯在对新闻编辑部的田野调查中“惊讶地发现”，他研究的美国新闻杂志和电视新闻节目的记者和编辑们“对实际的受众几乎一无所知，亦拒绝来自受众的反馈”18。新闻生产者不关心使用者的部分原因是要了解受众往往很困难，此后虽然有了各种受众调查技术，但新闻生产者得借助市场调查专家才能得到一些有关受众的抽象数字。另有部分原因则是生产者在观念上“不希望”了解受众。生产者希望根据自己的判断直接进行操作，不愿被受众牵着鼻子跑，同时他们也不对受众抱有什么期待，因为迎合受众的喜好往往意味着要降低新闻品质。人们对于新闻业“小报化”、“娱乐化”的批评正反应了这样的心态，无怪乎舒德森(2010:206)会说“可能新闻从业者对于受众知道得越少越好”。相比而言，新闻生产者更看重其他新闻生产者的评价。

　　无论是拒斥新闻使用者还是过分热衷对新闻使用进行数字化描述(现在这种数字化描述更加方便了，比如点击率、转发率都可以实时呈现)，实际上都是新闻生产者对使用者抱有的总体化的、固化的、本质主义的理解。尖锐一点说，这一观念需要被抛弃。为了新闻业自身的发展，新闻生产者应该致力于发展与新闻使用者的新型关系，并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理解新闻使用者。

　　首先，新闻使用者是波动的群体。

　　施罗德曾用“波动性”(fluctuating)一词来描述新闻使用者，他想表达的意思是:随着媒介信息的丰富和平台的多元，新闻使用者得以在众多的选项前挑拣新闻，这就造成了使用者在不同媒介平台和新闻组织之间的波动。19同时，这个具有液体特征的词语也打破了原先人们对受众抱持的固化想象。新闻使用者可以在使用和不使用新闻、在严肃新闻和娱乐新闻、在新闻媒体和社交网站、在不同介质的媒介平台上自由流动，新闻使用变得更加灵活、多变。新闻媒体、新闻平台与新闻使用者的关系正在变得松散。如今看来新闻使用者的平台偏好确实有点象潮水，倏忽来去，对微博的欢呼还言犹在耳，微信公号的泛滥又已经有点让人厌烦了。新闻使用者的液态特征提醒新闻生产者，随着新闻使用者的波动而不断创新，恐怕会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新闻业的常态。

　　其次，新闻使用者是主动的意义生产者。

　　新闻使用者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他们也是为了自己而使用新闻的。这一点很容易被新闻生产者忽视，因为当新闻使用者被看做是一个无名的被动群体，或是只有几个数字标签的人群时，我们的确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使用新闻。新闻从业者习惯按照“重大”、“时效”、“戏剧性”、“人情味”这样的标准来挑选新闻，但这样的标准是按照媒介逻辑来制定的，尽管它也要在漫长的实践中接受受众的检验，但总的来说这样的标准是为了方便新闻生产者的工作，而不是真正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如果把媒介逻辑转换成“使用者逻辑”，我们可能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使用新闻的理由，比如使用者能为新闻耗费多少时间，主要不是由新闻自身的品质决定的，而是由使用者的日常生活安排决定的;使用者愿不愿意在朋友圈里分享一条新闻，往往也不是因为这条新闻本身有多重要，而是看展示这条新闻的行为，是否符合自己社会交往的需要，比如转发一条虽然不重要但会让朋友们觉得有意思的新闻(其意义是让朋友们觉得转发者是一个有趣的人，这有助于构建转发者个人的正面形象)。新闻使用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新闻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但这里的意义是使用者认定的意义，不是新闻记者自己赋予新闻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新闻生产者务必转变观念，否则就可能一边流失使用者，一边抱怨使用者。

　　最后，新闻使用者是新闻生产中的对话者。

　　网络新闻具有交互性，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卡本蒂尔提醒我们要区分交互性与参与性(Carpentier，2011)。网络时代的交互性很多时候是被动产生的，比如使用者的每一次点击都会留下痕迹，并能及时反馈给生产者，从而影响生产者的判断。这样的简单交互并不是真正的参与，因为这并不意味着使用者有权力和动力参与到媒介生产的过程中来。有不少研究指出，不要过高估计使用者的实际活跃程度。但不可否认的是，网络技术赋予了使用者参与到新闻生产中来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可能性，不管使用者是不是热心于生产公民新闻或是在新闻下面发表评论，他们与新闻生产者的关系都更加平等了。有研究认为，在大众传播范式下，新闻记者用确定无疑的笔调报道新闻体现的正是凌驾于使用者之上的“告知”的权力，而在参与式传播范式下，记者必须在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与使用者“对话”，哪怕进行的是一种想象性的对话关系。(Hornmoen，2014)所以，这里所说的作为对话者的新闻使用者，不仅是看其交互、参与的显在的一面，更是看其隐性的一面。新闻学近些年提出的一些新的新闻观念，如透明性(transparency)、可说明性(accountability)等，都可看成是对新闻使用者的某种回应，它们与大众传播时代的“客观性”(objectivity)的关系，值得另文撰述。

　　处在十字路口的新闻业难免对未来有很多假设，从悲观的“新闻已死”到乐观的“新闻业即将迎来下一个黄金时代”，都时有听闻。这两种观点都基于对新闻使用者的判断，只不过前者认为新闻使用者愚蠢冷漠，只关心个人，后者认为新闻使用者更主动更能给新闻业带来活力。这即是卡本蒂尔和施罗德所讲的，我们很容易相差万里地“想象”新闻使用者，不论是批判还是赞美，实则都是“本质主义”的。(Carpentier，etc。，2014:5)相反，我们需要对新闻使用者采取一种新的认知方式，从使用者自身出发、将其放置在历史的、日常的维度中，理解新闻使用者群体不断变化、流动、并与情境相互建构的特征。这一路径在国际新闻学研究中已有不少成果，如《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Studies)2015年的第一辑上即专题讨论时空情境下的新闻使用者。国内还较少有这样的研究，幸小利和周勇分别从宏观上描述过从被动的受众向主动的使用者的转变20，但尚无专文讨论新闻使用者的情况。本文意图抛砖引玉，先提供一个“新闻使用者”的概念和有关理论框架，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经验研究提出更富创造性的成果。本文来自《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