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专业权威建构：现状、问题与思考

      一、引言 
　　在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前，由于资讯不发达，人们要想通过自行查找资料来获取某些方面的专门知识不仅非常困难，而且效率低下。因而，那些经过长时间专门系统的学习，从而拥有了某一领域的专业资料与专门知识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就垄断了该领域的話语权，甚至建构起了专业的权威性。 
　　然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专业资料与专门知识的获取变得非常简单与快捷，尤其对年轻人更为有利，人类开始进入了玛格丽特·米德所说的后喻文化时代。[美]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周晓虹、周怡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页。在此背景下，以往因为掌握有专门知识的长老话语权就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例如，现在的高校教师、特别是文科教师在上课时似乎变得谦虚与小心翼翼起来，因为学生随时可能从移动互联网上对教师所讲内容进行查找与核实，进而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对教师的言论提出质疑，这在以往是从未发生过的，几千年来建构起来的教师权威也因此正在逐渐被解构。不仅是教师的权威，实际上所有的专业权威在今天都或多或少地面临被解构的命运。信息的不对称容易建构权威，而信息的对称则在解构权威。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我们的社会正在由一个信息不对称的社会逐渐向信息对称的社会演进，权威也就逐渐被解构。 
　　二、专业权威建立的必备条件 
　　权威是一种使他人信从的权力或影响力，对于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没有权威的社会形如一盘散沙，难以凝聚资源与人心，势必走向混乱和无序。专业权威是借助于专业的力量而建立起来的权威，它是专业共同体对外树立专业地位和专业形象、对内形成专业认同和专业忠诚的一个基本条件。专业权威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外界授予的，而是建立在一系列与专业有关的要素基础之上的。 
　　1.专业知识 
　　专业知识是一门专业得以形成的根基与灵魂，也是建立专业界限的标准与依据。专业知识越丰富、越高深、越不容易掌握的专业，人们就会因为对它的无知而产生距离感，只有保持一定的距离感才能形成一定的敬畏感，于是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就越高大，专业性就显得越强，掌握专业知识的人就越具有权威性。反之，如果一门专业的专业知识很匮乏，或者浅显易懂，能够为专业以外的人轻易理解和掌握，那么人们就会因为洞悉了其内在的玄机而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并对其专业性产生怀疑，进而使得学习这一专业的人的权威性受到影响，甚至因此而一落千丈。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专业知识的普及本身就是对专业权威的解构。 
　　2.专业训练 
　　一门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是否拥有一套严格、规范的专业训练方法与程序，是人们判定其专业性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专业训练越严格，专业学习所需的时间越长，完成专业学习的难度越大，对天分的要求越高，出于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等的考虑，就会有越少的人进入这一专业。越少人进入、越难进入的专业，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含金量往往就越高，专业性也就越强。反之，如果一门专业的专业训练具有随意性，专业学习所需的时间又很短，进入这一专业的人很轻松地就完成了专业的训练和学习，那么这门专业就会因为太过容易而降低了其专业性，专业的权威性也就难以建立起来。前者如医学专业，后者如政治思想教育专业。
　　3.专业资格 
　　专业资格是建构专业权威的又一个条件。某种职业之所以需要认证资格，源自于它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及其技术获得的非自然。王思斌：《体制转变中社会工作的职业化进程》，《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因此，缺少专业资格认定的专业，往往被认为不重要或专业性不强，其专业权威也就难以建立。当然，并非拥有专业资格认定的专业都能建立起较高的专业权威，专业权威的高低还与专业资格认定的难易程度及获得专业资格的人数的多少密切相关。一门专业的专业资格认定门槛越高，通过率越低，其在人们心目中的专业性就越强，专业权威就越高。反之，一门专业的专业资格认定非常简单，没有经过或只经过很少的专业学习和专门训练的人也能够轻易通过专业资格认定，专业资格会因为过于泛滥而变得不再具有吸引力，专业权威也因此而大打折扣。 
　　4.专业岗位 
　　专业岗位是专门为学习某一专业的人才设置的工作岗位。一方面，专业岗位意味着社会上存在对这一专业的需求，是对该专业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肯定；另一方面，专业岗位意味着当且仅当系统地掌握了这一专业的知识与技能的人才能胜任这一岗位的工作，是对该专业的专业性与专业独特性的肯定。因此，专业岗位的设置有助于建构专业权威。如果社会上缺乏与某一专业相对应的专业岗位，学习该专业的人全都被迫去从事与所学专业无关的工作，或者设置的与该专业相关的工作岗位不具有排他性，没有学过这一专业的人也可以胜任这一岗位的工作，那么专业的价值和独特性也就被消解，专业权威也就很难建立起来。 
　　5.专业薪酬 
　　如同经济领域的GDP一样，薪酬是衡量一个人社会价值的最核心指标，尽管这一指标有其缺陷，但不可取代。如果学习某一专业的人工作之后普遍获得了较高的薪酬，过着比较体面的生活，说明其专业知识和技能创造了较多的社会价值，这一专业也就会因此被人们所重视和追捧，其专业权威也就自然而然地得以建立。西方国家的医生与律师就属此列。反之，如果人们学习过某一专业之后，从事与该专业相关的工作只能获得较低的薪酬，生活在社会的中下层，说明其创造的价值较少。因而选择从事此种职业的人，多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勉强为之，一旦有了其他更好的发展机会，就会选择逃离。一个难以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的专业，能否继续生存下去都会成为问题，更遑论专业权威的建构了。

       6.专业效力 
　　一个专业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下去，并且能够建构起较高的专业权威，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具有非常明显的专业效力。专业效力是一个专业在解决问题与困难时所发挥的专门作用。专业效力越明显，对社会而言越重要，越具有不可替代性与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就越会被人们所信从，从而建构起专业权威。反之，如果一个专业不能在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无益于解决人们遇到的问题与困难，或者其作用可以被其他专业所替代，人们就会对它越来越失望，该专业也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专业权威也就更难建立。 
　　7.专业规范 
　　专业权威的建立除了有赖于专业本身的一些特质之外，与专业内部从业人员自身的职业操守密切相关。如果一个专业建立起了一套标准化的专业规范，以此来指导和约束从业人员的专业行为，使得所有从业人员在不同的时间与场合都表现出高度标准化的行为，自觉维护专业的纯洁性，以达致专业与行业自律，必然能够树立起良好的专业口碑，有助于专业权威的建构。反之，如果某一专业缺乏必要的专业规范，从业人员自行其是，专业内部一片混乱，不仅会玷污专业的纯洁性，而且会影响到专业权威的建构。 
　　8.专业自治 
　　专业自治是指专业内部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而不必受制于外来力量的干预。实现自治的专业可以自主开展专业内部的考核和评估，自行决定与专业有关的教育和培训标准，甚至影响国家规范相关职业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专业自治是专业自身走向成熟的象征，它意味着专业自身有能力处理好本专业的各项事务，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制定和选择专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一个实现了自治的专业，能够给人一种自己做主的感觉，这也是其自身实力的象征，有助于建构专业的权威性；反之，没有实现专业自治的专业，要依附于某种外在力量，时刻受制于外来力量的控制与干预，丧失了专业独立性，也丧失了专业权威。 
　　三、社会工作专业权威建构现状 
　　社会工作在西方国家最早是以慈善事业的形式出现的，它以宗教组织为依托，由具有宗教情怀的慈善人士专门致力于解决工业化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最早诞生于20世纪初的美国，以美国学者玛丽·里士满出版的《社会诊断》一书为标志。里士满仿照医学对社会工作进行了形象地注解，她将社会比喻成有机体，将社会问题比喻成疾病，将社会工作者比喻成医生，力图将社会工作打造成像医学一样具备科学性和权威性的专业。20世纪60年代，欧美国家基本完成了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进程，普遍建立起了社会工作制度，社会工作专业权威在欧美国家也由此得以确立。相比之下，社会工作专业权威在中国的建构过程却呈现出了一幅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图景。 
　　1.初构起步早 
　　起源于西方的专业社会工作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传入中国，并在专业教育、实务开展、部门设置和刊物创办等方面相继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 
　　首先，在专业教育方面，1922年，美国人伯吉斯（John S. Burgess）创立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并设立了应用社会学专业即社会工作专业；1925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改名为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开设“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会行政”“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社会福利”等课程，培养了我国第一代社会工作者，我国的专业社会工作教育正式开启。在燕京大学之后，辅仁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齐鲁大学、暨南大学、之江大学、金陵女子学院、福建协和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也先后成立了社会福利行政系、社会行政系，或开设了社会工作方向的课程。 
　　其次，在实务开展方面，城市社区社会工作是当时开展最早的社会工作实务类型，以美国人葛尔溥（Daniel H. Kulp）在上海杨树浦地区创办的杨树浦社区中心（又譯作“沪东公社”）为代表；医务社会工作以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最具代表性；农村社会工作是最为波澜壮阔的社会工作实务类型，其中以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影响最大；其他在企业社会工作、儿童福利社会工作、军人社会工作、边疆社会工作等实务领域也有了广泛涉足。 
　　再次，在部门设置方面，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在大总统之下设立十个部，其中内务部主管民政和社会福利事务；1928年国民党政府上台后，设立了社会部，负责社会福利事务，并制定和颁布了社会行政制度和社会福利法规等文件。 
　　最后，在刊物创办方面，1944年1月15日，《社会工作通讯月刊》在重庆正式创刊，这是近代中国最早以“社会工作”命名的刊物，意味着社会工作在中国有了自己的标志，社会工作在中国得到了合法化的地位。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早在民国时期，专业社会工作在我国的发展就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具有了较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从而建构起了较高的专业权威。 
　　2.重构时间短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长达30多年的计划经济和“单位制”时期，整个国家被高度组织起来，专业社会工作被行政性社会工作所取代，曾经建构起来的社会工作专业权威也随之被解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专业社会工作开始进入恢复与重建阶段，社会工作专业权威也随之开始了重构的过程。1988年，国家教委批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设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并于1989年首次开始招收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社会工作”首次进入中央文件；2008年全国开始社会工作者能力甄别的级别考试，合格者可以获得由国家认定的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证书；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列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才队伍建设的六支队伍之一，并提出要“培养造就一支职业化、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开始正式进入中央官方文本。社会工作专业权威的重构，与改革开放以后新的社会问题逐渐凸显、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兴办、国家对社会工作的关注、社会工作专业化与职业化的推进密切相关，而这一切都还是近一二十年才开始的事情。这也意味着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权威的重构历时很短。

       3.建构阻力大 
　　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长达30年的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制”的盛行，社会福利资源高度集中，资源和服务的供给也高度行政化，原本以“助人自助”为基本理念的专业社会工作被取缔，转而由公职人员依靠行政架构为该系统所隶属（负有责任）的有困难的成员提供资源与服务，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行政性社会工作。王思斌：《我国诸社会工作之内涵及其比较分析》，《中国社会工作》1998年第1期。行政性社会工作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它与“单位制”相适应，在特定时期的解难帮困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单位制”开始逐步瓦解，但行政性社会工作并没有随之消失，在政府系统（特别是民政部门）和社区当中仍然大量存在，并与恢复重建的专业社会工作长期并存。由于行政性社会工作根基深厚、力量强大，且具有官方和半官方背景，因而大大挤占了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空间，稀释并消解了社会工作的专业性，造成了社会公众对社会工作的普遍误解，妨碍了社会工作专业权威的建构。 
　　4.建构意识弱 
　　在中国的社会工作从业队伍中，较少有专业人员，多是没有接受过社会工作系统学习和专门训练的人，社会工作专业认同度多不高，甚至有人根本就不知道何为专业社会工作，因而社会工作专业权威的建构意识非常薄弱。此外，受西方国家特定时代、特定文化背景之下的社会工作“去专业化”运动的影响，在国内社会工作学界也出现了一种社会工作“去专业化”话语，雷杰：《“专业化”，还是“去专业化”？——论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两种话语论述》，《中国社会工作研究》2014年第1期。这种话语无疑对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工作专业化形成阻力，不利于专业权威的建构。“去专业化”话语认为西方的专业化带来了权力依附和技术控制，专业权威和专业垄断是专业化运动产生的附带属性，但却被异化成为判定专业化成功与否的核心标志，因此中国社会工作不应把过度追求专业技术和专业地位当作发展的核心。郭伟和、郭丽强：《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历程及对中国的启示》，《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然而，这种“去专业化”话语是从欧美国家借鉴过来的，欧美国家的社会工作经历了一种“非专业化→半专业化→专业化→高度专业化”的发展路径，卫小将：《全球社会工作发展路径与走向》，《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因而是在高度专业化、专业权威已经建立的基础上反思并去除专业化带来的一些弊病，而中国在社会工作专业化尚未实现、专业权威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就考虑“去专业化”，未免言之过早。 
　　5.建构程度低 
　　我国的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最初都是從国外引进的，本土连高质量的专业教材都很少，更不用说专业知识创新。目前，绝大多数社会工作专业教师都没有系统地学习过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在校接受的专业学习和训练也非常简单与粗糙。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化程度原本就较低，又缺少系统严格的训练，毕业生的专业水准令人堪忧，这与临床医学的全专业性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虽然有了助理社会工作师和社会工作师资格考试，但报考门槛低、考试内容简单，一些没有专门学习过社会工作的人也能够轻易地通过考试而获得资格证书，这给社会传递的印象并不好。 
　　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毕业之后，很少能够找到对口的工作岗位，就连报考公务员都只能选择那些不限专业的职位，绝大多数人转行从事一些与专业毫不相干的工作。即使有人勉强找到一份与专业相关的工作，也因为薪酬低，往往坚持不了多久就会跳槽或转行，造成社会工作行业内的人员流动性大与流失率高。社会工作机构主要依靠承接政府公共服务外包来开展工作，经过多年的工作实践，却没有显现出其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专业效力，并因此而遭致政府和社会对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的怀疑。 
　　此外，我国在社会工作法律和制度建设上也严重滞后，除了几个有关社会工作资格认证的文件之外，至今尚未建立社会工作的专门法规和相关制度。政府对社会工作的干预过多，专业自治程度很低。所有这一切，说明社会工作在我国充其量只能算是达到了一个半专业化的水平，社会工作专业权威的建构程度很低。 
　　四、社会工作专业权威建构中存在的问题 
　　1.专业教育大跃进及其后果 
　　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重新起步，但在2000年之前发展非常缓慢。据统计，截至1999年底，全国仅有27所高校开设了社会工作本科专业。进入2000年之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突飞猛进，扩张速度令人咂舌。从2000年到2002年，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新增社会工作本科院校97所，到2014年底，全国已有320余所高校开办了社会工作专业本专科教育。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大跃进，既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高等教育机构对社会需求的回应，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各院校自身能力的提升与资源扩充的必然结果，熊跃根：《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的路径与策略：理论解释与经验反思》，《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而是特定时期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背景下政府行政力量推动和高校“理性选择”共同形成的一种“异象”。然而，各高校的“个体理性”并未带来全社会的“集体理性”。 
　　一方面，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大跃进导致了社会工作专业化与职业化相脱节，职业化严重滞后于专业化，社会工作人才的供给远远超过了社会的有效需求。王思斌：《非协调转型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社会经济发展多是连续的，对社会工作人才的需求也是渐次变化的，但高校培养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则是井喷式增加，社会上不可能突然提供如此多的工作岗位，因而转行是自然的，同时也是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不检点，盲目扩张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对数量的过度追求导致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不足，很多高校把社会工作视为一个容易应付、办学成本低的专业，甚至成为解决高校部分教师出路的某种渠道，在根本不具备基本办学条件的情况之下匆忙强行设立，结果培养了大批社会工作专业的不合格毕业生。这些毕业生在社会上不专业的表现，必然会影响到社会工作的专业声誉。正如同一个企业生产了不合格的产品，最后被市场无情地抛弃相类似。缺少专业性与专业独立性的社会工作及其教育难以走远，短时间内也难以得到政府与社会的广泛认可，从而建立起专业的社会地位。陈友华、苗国、彭裕：《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及其面临的体制性难题》，《思想战线》2012年第3期。

       2.知识储备和人生阅历不足导致毕业生无力从事社会工作 
　　就目前中国而言，高校多数社会工作专业教师是从其他专业转行而来的，属于半路出家或自学成才，根本就没有接受过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系统学习和专门培训。因此，他们自己对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掌握都不是很全面、甚至很薄弱，完全是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根据自己对社会工作有限的理解去开展专业教学，很难想象能在短时间内把学生培养成专业知识扎实的合格毕业生。 
　　现在的大学生，尤其是一般高校的大学生，考入大学时想好好读书的也许不少，然而一旦跨入大学校门，真正刻苦学习的可能不多。许多人上大学本就是为了一纸文凭，等到四年之后毕业了，可以靠着这一纸文凭出去找个好工作。因而在大学四年中，别说是博览群书，甚至连教科书都懒得去看的大有人在，于是很多人只是在考试之前为了应付考试囫囵吞枣般临时突击一下。随便翻阅一本大学生使用过的教科书，里面大部分纸张都是全新的现象并不鲜见。对于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而言，自然也不例外，甚至可能还更为严重。因为他们中的多数是经过调剂而进入这个专业，对社工专业感兴趣的不多，喜好读书的可能更少。如果不学习，又怎么能够真正理解与掌握专业知识？ 
　　此外，社会工作不仅需要专业知识，而且需要一定的人生阅历。而现在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既没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更缺少人生的阅历，又如何能做好社会工作？因此，在实践当中常会发现，“专业”社工的工作成效有时还不如一些本土的行政性社会工作者。朱健刚、陈安娜：《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 
　　3.急于求得社会承认导致社会工作专业性降低 
　　随着社会工作专业队伍的不断扩大，对获得社会承认的欲求也愈发强烈。为了赢得政府的信任和支持，社会工作人员往往利用一切机会接近政府，想方设法拉近社会工作与政府之间的距离，为此不惜向政府过分渲染和夸大社会工作的效用，做出很多不切实际的承诺，到头来却根本实现不了，结果导致政府与公众对社会工作的普遍失望。 
　　与此同时，很多社会工作教师还利用各种机会频繁出入社区和社会组织，以社会工作专家的姿态对其各项事务“指点江山”。为了能够拉近社会工作与社区和社会组织之间的距离，以求得社区和社会组织对社会工作的认同和支持，不惜肆意扩大社会工作的专业界限，把一些传统的行政性社会工作和普通社会工作也说成是（专业）社会工作，甚至一些普通的日常工作也被纳入到社会工作的范畴，好像社会工作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导致社会工作出现严重的泛化。社会工作在中国社会、特别是基层社会已经演变成为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这样一来，社会工作教师就自动降低了自己的專业身份和专业地位，导致社会工作内部鱼龙混杂，专业与非专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如果职业不存在边界，进入无需标准，也很少有门槛，或者门槛很低，那么也就意味着它无法成为一种专业，甚至也可能无法称之为一种职业。臧其胜：《标准化：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的核心表征与必由路径》，《社会工作》2014年第2期。无所不包的专业也就不再是专业，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专业权威也因此被解构。 
　　此外，目前社会工作者对普及与推广社会工作的呼声日益高涨，然而伴随着社会工作专业的普及与推广，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社会工作，虽然社会工作的知名度得到了提高，但社会工作专业的神秘面纱亦被揭开。人人都懂的专业也就不再是专业，专业的过度普及与推广亦是对专业权威的解构。 
　　4.职业资格考试的开闸放水导致职业资格证书的急剧贬值 
　　2006年，人事部、民政部联合发布了《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并于2008年正式开始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就报考条件而言，无论是助理社工师还是社工师，最低学历只要是高中或中专即可，对专业实际上没有进行任何限定，只要从事过一定年限的社会工作即可，而这里的“社会工作”非常模糊，几乎所有工作都可以纳入其中。就考试科目而言，助理社会工作师只考两门课程，分别为《社会工作综合能力（初级）》和《社会工作实务（初级）》，全部是选择题；社会工作师只考三门课程，分别为《社会工作综合能力（中级）》《社会工作实务（中级）》和《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其中《社会工作综合能力（中级）》和《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全部是选择题，《社会工作实务（中级）》是主观题。由于报考条件低，很多低学历、非专业的社会人士都可以报名参加社会工作师考试，加上考试内容简单，特别是助理社工师，极易蒙混过关，导致一大批不懂社会工作专业的人也因此成为（助理）社会工作师。 
　　此外，地方政府和民政部门为了提高社工师的比例，往往以经济刺激或行政命令等手段软硬兼施，吸引或强迫一些从未学过专业社会工作的政府部门和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报考社会工作师，导致社会工作师队伍在很短时间内迅速膨胀。一般而言，一门资格证书考试对报考条件的要求越苛刻，能够通过考试的比率越低，则其含金量越高。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考试的开闸放水，结果是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的大量注水，导致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的大幅贬值。这非但没有提升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相反是对社会工作专业地位的解构。 
　　5.社会工作机构间的恶性竞争导致专业声誉受损 
　　当前，“公益倾销”与“血汗公益”倾向愈演愈烈，在社会工作专业领域，也存在“社会工作倾销”的倾向。社会工作机构在承接政府公共服务外包时，由于社会工作机构资源严重匮乏，结果出现彼此间对资源的恶性竞争，甚至是“社会工作倾销”，大家为了生存，竞相压低社会工作服务价格。而为了降低社会工作服务价格，多数社会工作机构在美丽动听的口号之下竞相使用低成本的志愿者与实习生，部分地区为此还演变成对实习生的争夺战，如此这般的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性与服务质量也就无从谈起。社会工作行业围绕资源展开的恶性竞争，结果出现“资源短缺→价格竞争→低价格→低服务品质→社会美誉度下降→资源短缺”的恶性循环。这种价格战的结果，容易给人形成如下印象：社会工作是公益的，不收费的或者收费很低的服务。一般而言，“好货不便宜，便宜无好货”，“高服务价格”不一定意味着“高服务品质”，但“低服务价格”长期以往一定与“低服务品质”紧密相连。因此，市场服务的品质通常要远高于社会服务，“价廉物美”在现实世界中很少存在，也是违反价值规律的。社会工作与公益常常联系在一起，这就决定了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如果不加检点，很可能与低品质的劣质服务相联系。久而久之，在一般人的脑海中就会形成社会工作就是提供无偿或低偿的低质服务的印记。实际上可能也的确如此，中国的社会工作服务基本上给人“价廉物不美”的感觉，专业地位根本无从建立。

         6.专业效力不足导致存在价值受到质疑 
　　作为一门以助人为特点的专业和职业，社会工作起源于西方的基督教社会，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它在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了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知识，缺少属于本专业所特有的理论与技巧，属于一个半专业半宗教的学科。社会工作坚持的很多东西，例如“人是可以改变的”，更多是一種信仰，而不是科学。实际上，多数人是可以改变的，少数人是很难改变的。例如，阿尔斯海默症（即老年痴呆症）患者与自闭症儿童，外界干预的效果十分有限。社会工作在改变人的思想与行为方面的作用与范围都是有限的。再者，社会工作者多是做人的工作，而人的改变往往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难；二是过程缓慢；三是效果难以测量。即便一个人发生了改变，其原因往往也是多重的，我们很难认为这个人的改变就是因为社会工作者帮助的结果。因此，社会工作的专业效力实际上很难进行精确地认定与测量。人的改变的“慢变量”属性与政府的“快变量”要求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与冲突。 
　　此外，以往社会不知道社会工作究竟是干什么的，究竟有哪些功能，能解决哪些问题等，因而社会工作被蒙上了一件神秘的面纱，任由社会工作者“王婆卖瓜”。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于以往，经过这么多年的工作实践，政府、市场与社会或多或少了解和见识了社会工作者所从事的某些工作，所负责的某些项目，远没有社会工作者事前承诺的那么好与那么专业，结果导致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失望。社会工作专业效力的模棱两可和名不副实导致了其存在的价值受到质疑，最后是对社会工作专业权威的解构。 
　　7.弄虚作假成风导致公信力丧失 
　　今天的社工机构被人为拔高，社工评估过程中的弄虚作假之风盛行。很多时候不在于工作是否做好做到位，而在于汇报材料写得如何，这本身与社会工作所秉持的价值理念背道而驰。以GZ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例，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在GZ原本就是一个试点项目，但试点单位与专家学者各怀心思而过度拔高试点的成效，并与上级主政领导的想法相契合，因而得到充分肯定并全面铺开，要求全市每一个街道至少要成立一个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很多问题也随之而来，特别是如此多的专业管理与专业服务人员一时间从何而来？于是，几无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与从业经验的一大批不合格工作者便粉墨登场，摇身一变成为社会工作机构的负责人，而各专业毕业生便成为“专业”社会工作者。由于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多不愿意从事本专业工作而改行，因而只能用其他专业的毕业生充填。虽然可以在工作后学习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但这需要时间、毅力与坚持。更为致命的是：这些毕业生初出茅庐，涉世未深，缺少必要的人生阅历与社会经验，很多社区事务，这些“毛孩子”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如何去处理，社区居民对其接纳程度不高也就在情理之中。但社会工作机构花了政府这么多钱，又如何交代？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联合起来应付政府的检查（在中国，评估机构本就是利益相关者，如果评估不好，置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与政府于尴尬境地，社工机构或政府就不可能再邀请该评估机构参加以后的第三方评估，对评估机构来说，相当于自断财路。任何理性经济人都不会如此作为的，因而我们极少能看到被评估项目不通过的情形）。对此，政府并非完全不知情，但政府也有难言的苦衷：一是政府花了这么多钱，如果说根本就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政府也不好交代。二是在今天的政治生态下，上级政府领导发话，又有谁敢去质疑？于是，中国就逐渐演变成为一个“骗子横行”的社会，政府、市场与社会相互行骗，有的明明知道是在行骗，有时也乐得被骗，结果是诚信的缺失。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社工机构如此这般“玩”法，必然是公信力的丧失与社会工作专业权威的被解构。 
　　五、未来的方向 
　　1.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从大跃进到新常态 
　　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大跃进培养了大批不合格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一方面远远超过了市场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数量上的有效需求，另一方面又根本达不到市场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质量上的要求，长期来看不利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持续发展。近年来，社会工作在全国各地“黄牌”预警专业排行榜上几乎年年上榜，就是这一恶果的直观写照。因此，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未来发展，必须从大跃进走向新常态。 
　　首先，从追求规模到追求品质的转变。长期以来对社会工作专业规模的片面追求，导致人才培养的质量被严重忽视，必须集中力量优化师资队伍，改善办学条件，强化专业训练，加快学科建设，实现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内涵式发展。 
　　其次，从无节制到有节制的转变。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大跃进时期，每年增设的社会工作专业院校数量和招生规模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节制，导致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毕业之后的就业变得异常困难。高校应该根据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当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有效”需求进行真正符合实际的客观评估，以改变目前极度夸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需求的状况，并以此来节制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盲目扩张。 
　　再次，从野蛮生长到行业自律的转变。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大跃进带来的是各地高校纷纷设立社会工作专业，但彼此之间却处于一种相互隔绝、各自为政的状态，在各自高校当中野蛮生长。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应当更充分地发挥其作为知识共同体的组织和调节作用，进一步完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行业标准或规范，来指导各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发展，以达致行业自律。 
　　最后，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社会工作专业教育长期的盲目扩张导致了内部的混乱和无序，造成专业教育的内耗，致使整体发展水平长期徘徊不前。因此，要从整体上对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进行内部整饬，实现各地区、各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有序化和协同发展，推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水平迈上新台阶。 
　　2.社会工作者心态：从急于求成到平常心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社会工作也是如此。专业社会工作在欧美国家已经历了长达百年的不间断的专业化进程，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建立起了自己的专业权威。社会工作虽然首次进入中国的时间较早，且在民国时期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社会知名度和较高的专业权威，但在计划经济时期已经被完全解构。因此，中国今天的专业社会工作，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二次发育，仅仅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要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与西方国家社会工作所具有的同等知名度和专业权威，无异于痴人说梦。俗话说，欲速则不达。社会工作者急于求得全社会对社会工作的承认，以快速建构起专业的权威，往往会采取夸大甚至歪曲事实的方法来对社会工作进行不实宣传，并对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提到的寥寥几次、寥寥数语有关社会工作发展的表述进行极度夸张地解读，社会工作被描绘成为社会亟需、市场潜力巨大的热门专业。短期看来，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让一部分人加快知晓和接受社会工作，但当他们真正了解了社会工作之后，部分可能会滋生上当受骗的感觉。因此，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对于社会工作的知名度和专业权威越是急于求成，越有可能导致其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社会工作者应该以一颗平常心来看待和对待社会工作的知名度和专业权威，认识到其形成的长期性和艰难性，不做脱离实际的无谓妄想。只要能够正确认识并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脚踏实地地做好本职工作，以一颗平常心静待时机、顺势而为，总有一天会水到渠成，建构起真正的专业权威。

        3.社会工作准入限制：从开闸放水到抬高门槛 
　　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从报考条件到考试内容的全面开闸放水，使得持证社工人数在短短数年内呈井喷式增长，但真正具有专业资质的人却少之又少。这种通过无底线地降低社会工作准入限制来人为加快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进程的做法，无异于拔苗助长，表面来看造就了持证社工队伍的快速壮大，实质上却引起了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证书的大幅贬值，导致了社会工作专业权威的自我解构。为了真正发挥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认证对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进程的作用，以建构社会工作的专业权威，必须借鉴欧美国家对社会工作职业资格的相关规定，抬高社会工作的准入门槛。 
　　一方面，在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的报考条件方面，应该对专业、学历、工作经验等做出比较严格的规定。首先，在专业方面，应该规定只有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才有直接报考资格。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专业毕业生，必须接受过正规的社会工作专业培训，并达到规定的学时数，才可以报考；其次，在学历方面，應该规定至少是专科学历以上的人员才可以报考；最后，在工作经验方面，助理社会工作师与社会工作师必须分别具备两年以上与四年以上正规的社会工作实务经验才可以报考。 
　　另一方面，在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的内容、试题类型方面，也应该增加难度。首先，在试题类型方面，应该增加主观题所占的比例，甚至可以增加一个面试答辩环节，深入考查报考人员的社会工作综合素质，防止有人蒙混过关；其次，在考试内容方面，应该增加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提高对报考人员社会工作专业水平的鉴别力。 
　　通过抬高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认定的门槛，虽然会大大减缓持证社工人数的增长速度，但却能够大大提高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证书的含金量和价值，从而提高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净化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构社会工作的专业权威。 
　　4.社会工作发展：从廉价倾销到战略营销 
　　长期以来，思想认识上的偏差，以及始终面临生存危机的社会组织在承接服务过程中的廉价倾销，不仅严重损毁了社会组织自身的形象，而且导致了社会工作服务质量始终难以提高，最终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对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服务品质的质疑。这种通过毫无底线地一再压低价格来争夺资源的社会工作廉价倾销，无异于自掘坟墓，等到价格降到极致，要么社会工作服务质量降到极致，要么社会组织连服务成本都无法支付，最终必然导致社会工作自身的消亡。因此，社会工作的发展必须改变思路，不能通过竞相降低服务价格来争夺现有的资源，而是通过减少服务供给、提高服务质量来吸引更多的资源，实现从廉价倾销到战略营销的转变（社工机构甚至可以尝试使用饥饿营销方式提高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以此推动社会工作的良性发展。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两个变量及其两者间的差异共同决定的，供过于求则价格低于价值，供不应求则价格高于价值。政府购买与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时也是如此。因此，社会组织应该结成战略同盟，携手合作，行业自律，相互协调，共同决定公共服务供给的底线价格，以避免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价格战而导致的公共服务贬值，从而争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当然，通过操控公共服务供给来争取更多资源的社会工作战略营销，必须以专业化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作为内在支撑。真正的“物美价廉”在现实世界中很少存在，“物不美价不廉”就更不可能存在，二者都是违背价值规律的，只有“物美价不廉”在市场上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 
　　5.社会工作目标：从低效社会工作到有效社会工作 
　　相对于医学等全专业学科而言，社会工作只能算是一门半专业学科。虽然人的改变非常困难，而且不容易确定真正的或者主要的原因，但社会工作在欧美国家和港台地区的长期发展以及今天所获得的社会声望，说明其本身确实具有一定的存在价值和专业效力。但是，由于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曾经发生断裂，行政性社会工作长期取代了专业社会工作，并在专业社会工作恢复之后继续对社会工作产生重大影响，社会工作人员的孤芳自赏、自吹自擂（这是人之弱点而普遍存在于社会，而绝非社会工作者所独有），社会工作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异化，导致其专业效力大打折扣，成为一种低效的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如果长期处于低效状态，早晚会被社会所淘汰。因此，社会工作的目标就是恢复其本身固有的专业效力，将无效社会工作转变为有效社会工作。要想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效力，首先必须明确社会工作的专业界限。社会工作不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全”和“专”始终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过分扩大社会工作的工作范围，只会丧失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使其沦为一项可有可无的常规技艺。因此，在专业限定的范围之内，充分运用专业的理论与方法开展社工实务，不断提高社会工作的专业效力，才是社会工作的发展目标。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秦开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