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研究在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实践

　　在人类文明的漫漫长河中，性别压迫是古已有之的，女性主义的出现与此后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的燎原之势，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与社会联系密切的学科，必然会受到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

　　女性主义研究最早开始于18世纪末，此时女性开始参与维护自身权利的运动。女权运动持续到20世纪初，达到了第一个高潮，直到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女权运动又一次达到顶峰，开始对整个社会文化加以批判，从那时起，有关妇女问题的出版物大量出现，许多大学开始设立有关女性的课程，关于女性主义的研究已经延伸到诸如历史、文学、社会学等许多领域，女性主义的研究者开始将目光投向传播文化的大众传播媒介上，形成女性主义研究与新闻传播的对接。1978年，美国以塔奇曼为代表的几位传播学者发表的《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使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成为其中一个课题分支，从60年代开始，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主义研究也开始兴起。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受传统封建文化约束，缺少女性主义兴起的土壤，20世纪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使女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以此为契机，女性文学里塑造了新女性，从封建社会的牢笼里挣脱的新形象令人们的精神为之一振。1905年8月20日创刊的《北京女报》是我国最早的妇女报纸，辛亥革命时期女革命家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以“争女权、争独立、争解放”为宗旨，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我国大陆的女性媒介研究是从1994年开始的，《新闻与传播研究》上发表的《香港居民对广告中女性形象的评价》是第一篇相关研究成果，次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关于女性研究才進一步展开。

　　我国当代传播学方面关于女性与传播媒介的研究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对传播内容的分析，即媒介对女性塑造的影响，第二个是女性对媒介的使用和掌控，其中前者占较大比重。在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对女性的研究可从内容、女性传播者、女性受众三方面分类。

　　首先，在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研究至今仍是学者关注的热点，他们从对女性形象在报纸、广告、剧集等具体类型的考察中，展示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中文本解读的基本路径。有学者研究我国中央级纸媒的报道发现，新闻报道中的男性数量远远超过女性，男性身份重要程度也远高于女性，可见媒介往往以暴露或者隐晦的方式复制着男女的陈规定型。有研究者对黄金时段的广告做了内容研究，通过广告中女性扮演的角色以及出现方式，发现女性在食品、电器、服装、日化用品等广告中出现的次数较多，而男性大多与一些高科技产品的广告相关联。对广告中女性形象的分析表明，虽然中国的广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女性的时代气息和面貌，但是广告在塑造女性形象时仍然存在着男性主宰的话语环境特征。

　　其次，学者对女性传者的研究可分为两种视角，一个是中国女性工作者的生存现状，另一个是女性媒介的发展。从1994年4月到1995年6月，有学者针对全国30个地区女性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现状做了调查，发现女性占总体从业人员的三分之一，拥有和男性工作者一样的权利、薪酬等，但是女性的晋升空间明显低于男性。关于中国妇女媒介的发展研究，主要从近年来与女性相关的新闻事件入手，如2001年，男足国家队入围世界杯亚洲十强赛，女记者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重视，然而女性主义研究者却认为，女性所受的关注与她们作为报道者无关，女性作为记者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被社会忽略了。

　　第三，女性受众方面的研究。在一项关于人们获得信息途径的调查中显示，把信息获得当作娱乐消遣的女性明显多于男性，把新闻作为决策依据的男性也多于女性，相比之下，男性更注重新闻的实用性，而女性更在意信息的娱乐性。《我国新闻受众中的女性缺席》也得出结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女性在新闻内容以及新闻制作生产方面的参与度低，根本原因是女性在文化中的缺席所致。在研究方法上，我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个案分析。通过单独案例研究社会现象，如学者对于凤凰卫视的女主播闾丘露薇的研究，2003年她因战地报道被评为中国青年年度人物评选候选人，人们对她的关注不是她在报道战地新闻中取得的成就，而是被称为“战地玫瑰”，“全世界最美”等，再一次将性别特质凸显出来。

　　内容分析。这是一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如“大众传媒中的女性形象”研究课题组曾对全国五个地区黄金时段的广告做了内容分析，统计结果以百分比形式表现，清晰明确。

　　问卷调查。如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团队以北京地区的女性创作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方式，了解女性与娱乐节目的关系、女性作为受众的观看模式及收视心理等，研究中发放了问卷1165份，回收有效问卷1010份，设置了问题，同时对每个问题做了反馈分析。

　　跨文化研究。新闻传播是对多元文化的融合，女性主义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延伸，探讨不同国家、不同领域中的相关话题。

　　由于女性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和批判性，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在这一范围内仍面临一些困境和问题。首先是女性主义者对于传媒现实中的性别差异的过度批判和对立。尽管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传媒批评者是在承认男女平等的前提下展开的，但在研究中往往表现出过于强调划分男女之间的差异性，这种观念导致研究者的视角更多的是轻建构、重解构，论述点较为偏激。其次，当前女性主义研究最常用的方法是内容分析法，但这种研究方法往往不能针对现象做出深层次的解读，研究结果流于表面，无法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挖掘。同时，近年来中国新闻传播中的女性主义研究过分将目光集中在女性形象上，对女性形象进行内容分析，这种对媒介中女性形象的过于看重，有悖于女性视角，因为在目前的传媒行业中，女性的数量、质量、发展空间等仍然处于劣势，这种关注使她们甘愿处于社会的从属地位，限制了妇女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女权主义研究者在分析中国新闻传播中的女性问题时，应考虑到本国的现实，无论是主导女性主义还是媒介批评，西方的理论研究进入中国后都要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女性主义研究不同于西方，所以在运用女性主义这一理论时，不能将西方的理论以普适化引入，否则很容易忽略到中国女性的真正处境。目前，我国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中，媒介在倾听女性呼声、重塑女性健康形象、向女性传输成熟自我理念方面依然任重而道远，而实现女性的彻底解放，不仅仅是新闻媒体的责任，更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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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张卓倩，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新闻夜航》主编，南开大学传播学硕士。]

　　来源：新闻传播 2017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