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思考

　　一、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现状

　　1.国外新闻传播教育学科及课程设置模式的转变

　　在各种新媒体不断涌现、传播手段日趋多样化的今天，传统的媒体界限巳经被打破，传播无论是在技术上、信息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传播相关专业教育的学科融合成为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为了适应这样的变化，很多国家的传媒专业教育都进行了适当的课程调整，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在2003年开始提出了所谓“大学科”的教学理念，将传统的广告、公关、媒介管理等方面的教学资源打通，重新设置专业课程。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也在2005年推出了延长新闻学学制的改革措施，为学生增添了长达10个月的课程计划，以期帮助他们用更多的时间获得科技、经济、环境、管理等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从而满足多元化社会的不同需要。

　　目前在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传媒相关专业教育的课程设置可以大体划分为业务型、理论研究型和专业技术型等三大类。业务型主要为媒介培养具有新闻采编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以及精通大众传播媒介经营策略、媒介组织领导等管理方面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理论研究型教育致力于培养掌握信息传播活动发生的过程、机理、功能、效果等基本规律的学术型人才；专业技术型人才的培养则集中于强化学生对媒介工具的使用能力和对新型传播技术的开发能力。

　　2.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发展

　　1983年7月，中宣部和教育部首次联合召开新闻教育座谈会，发出《关于加强新闻教育工作的意见》等文件，要求各地有条件的高校开办新闻学系科，从此我国的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开始逐步发展起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专业设置突破了原有的局限，逐步形成了多类别、多层次的格局，以适应传媒行业人才市场的需求。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5年的统计数据，与传媒行业相关的本科专业教育点从1998年的148个增长至2005年的661个，短短几年间增长了447倍。特别是2000年，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调整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学校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的决定》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从过去的“部门办学”转变为“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的发展模式。可以说，这一学校管理体制的调整在某种程度上有力地促进了传媒相关专业教育新格局的形成。

　　据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统计，2002年巳经入会的110个新闻院系，包括255个专业点，在校生人数为50291人，如果按照全国661个专业点，每个专业点四年招收200人计算，全国新闻学类专业点的在校人数在130000人以上。

　　二、新闻传播学教育中的焦点问题——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分与合

　　1.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

　　一直以来，新闻与传播教育的分与合就是新闻传播教育界争论的焦点，之所以会产生这一问题主要是由于传播学与新闻学之间复杂的关系。众所周知，传播学起源于美国二战时期的宣传说服研究和战后总统选举中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利用研究，是一门建立在社会学、心理学、符号学、新闻学等众多学科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之上的边缘学科，因此与新闻学有着某种先天的联系。一直以来，传播学将新闻视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传播形式，并将其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从控制、媒介、内容、受众及效果等方面对其进行深入剖析；同时传播学也为新闻学的学术理论发展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理论依据。因此很多人顺理成章地认为传播学和新闻学的研究内容比较接近，学科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分界。

　　除了两个学科自身的内在联系，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传播科技的进步及第四媒体的崛起，也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首先，传统新闻传播媒体的科技含量增大；其次，因特网的综合性、多维性使得新闻传播活动更加丰富多彩；最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大传播”观念的建立，大众传播业与电信产业开始走向进一步的融合。这些变化对新闻传播教育事业都是严峻的挑战，也促使我们对新闻传播人才进行重新认定。显然，侧重于培养学生采编能力的传统新闻教育巳经不能适应新媒介环境需要，因此在许多两方发达国家的传媒相关专业教育中，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我们不难发现，不少大学设置了新闻与广播电视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这类理论与技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专业，课程主要集中在多媒体及新媒体、大众媒体、传播学、广播电视、大众传播史、新闻学、文化与大众文化、信息社会与信息化、媒介产业、国际及跨文化传播、广告等方面，而这些课程似乎也很难简单地归属于新闻学或传播学。

　　2.外教育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在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分与合的问题上，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始终很难达成共识，即使在传播学的诞生地美国，一直以来也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会长乔•福特(JoeFote)在介绍美国新闻传播教育课程设置情况时指出，大多数的美国新闻传播院校的新闻学与传播学“两大系列的课程是由同一教师团队完成”②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相当一部分的新闻传播教育机构对于两个专业之间界限的模糊持肯定态度。然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詹姆斯•凯利（於教授在《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一文中提出了新闻学教育的三个原则，即新闻学和新闻教育不等同于或包含广告、传播、媒体研究、公共关系和广播；新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不能与传播或者媒体混淆；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③不难看出，凯利教授的观点支持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应该彻底分开。这一观点在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中得到了贯彻。在英国，新闻学和传播学基本设在不同的学院，如果设在同一个学院，也要设在不同的系。他们认为传播学专业旨在培养传媒分析与批评的专业人才，传播学的老师和学生将媒介和新闻工作者作为研究对象，而以一个“局外人”的视角观察新闻行业，可以保证研究的客观性。

　　3.我国教育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1984年，中国的新闻学教育工作者将西方的传播学引入中国以改进传统的新闻学教育。因此，传播学教育在中国的早期发展，是作为辅助新闻学教育的工具性课程而开设的，是为了适应中国新闻学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存在的。如果说与新闻学教育的特殊关系是中国传播学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的话，新闻传播学的提出和学科的初步形成就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一个标志性成果。1998年7月，教育部颁布了重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闻传播学”作为文学门类中的一个二级门类被正式提出，下设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和编辑出版学4个本科专业。同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的研究生学位授予点专业目录中，“新闻传播学”作为文学门类中的一个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

　　也就是说，在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教育是并行的关系，传播学是在新闻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者说受到了新闻学很深的影响。“新闻传播学”是“新闻学”与“传播学”或“大众传播学”交叉而产生的一个新学科，所以，它既非传统新闻学范畴，又非原本传播学范畴。国内的学者和新闻传播教育工作者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运用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改进中国传统新闻学，开创出了一门新的学科——新闻传播学。

　　三、重新探讨的重要意义

　　1.我国目前新闻传播教育亟待规范

　　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分与合巳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关于两个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的不同之处，许多专家学者巳经反复论证过。然而，面对我国目前传媒专业教育高速发展、办学规模空前扩大的现实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的定位与思考。前些年，伴随着各大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创建一流的综合大学”成为众多大学的建设目标，一些原本以人文、理工专业见长的院校为了完成向综合性院校的转变，不断扩充自身的专业教学点。在扩充的过程中新闻传播学由于自身在学科上先天的边缘性和较高的社会认可度而成为大家争相申报的焦点学科。

　　然而，这种大规模的扩建为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管理带来了许多问题。目前，很多没有能力兴建新闻传播学院的高校，将新闻系或传播系分属于性质完全不同的学院，如中央财经大学的新闻学专业设置在文学学科门类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传播学专业设在人文学院，华南师范大学的传播学专业设置在教育信息技术学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专业设置会直接导致我国新闻传播学高等教育的失调、专业格局管理混乱的状况，无法理顺学科分类、集中人才优势、增强学校的综合实力，更加无法培养出具有平衡的思考能力、拥有广泛的知识结构和良好的沟通能力，同时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新闻传播人才。

　　2.学科理论建设的需要

　　应该指出的是，一个学科体系的建设是否完善，教学工作的发展状况仅仅是考量的一个方面，一个良好的学科发展平台还需要一支实力雄厚、结构合理的学术队伍，能够把握学界思潮变化和理论发展动向，以保证教学与科研的领先水平。

　　传播学引进中国的20多年时间里，相关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国外学者的研究著作，出版和发表了许多介绍和阐释传播学最新研究成果的教材和论文。然而关于传播学的研究，“总体上还停留在引进、介绍的层次，缺乏原创性”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目前的研究中“将国外传播学的某个模式或理论简单搬过来，而对于该模式的理论提出的背景和适用范围了解不多，缺乏考察”的现象十分普遍。我们知道，传播学的很多分支研究在新闻传播实践中表现出很强的实用性，为社会传播活动提供了具体的手段、技巧，为人们的社会传播实践提供了指导。由于体制、文化、社会环境的不同，国外的许多传播学理论在国内往往并不适用，因此相关的理论研究应和中国的传播实际紧密结合，传播理论的“本土化”建设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传播学的理论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层面，对以“人文价值为动因、以理解人及由人的活动所建构的社会关系并使之升华为目标的传播研究”也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近年来国外的传播学研究重点巳经转向政治传播、健康传播、跨文化传播等领域，而我国目前的传播学研究还主要集中在新媒体、传媒经济、媒介体制改革等新闻传播实践层面，这种只在浅层次上运用传播学理论的状况，对整个学科的理论建设非常不利。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即在于传播学引进我国的时间不长，各方面投入不够，直接影响了学术成果的产出。应该说，传播学的学科理论建设需要有大的投入才能实现大的突破，美国学者在研究传播学形成的原因时认为“研究之所以得以实施，主要因为某一组织或一部分公众要寻找某个政策问题的答案，并且这里恰好有一笔资金足以完成这一答案的寻找”可见，资金问题一直以来就是传播学发展的瓶颈问题，而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统一管理的局面又分散了传播学研究的人才和资金等研究力量，使非新闻领域的传播学研究很难得到足够的重视。

　　四、我国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发展的未来趋势

　　1.保持注重公共基础教育的历史传统

　　一直以来，在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的课程体系中，公共基础课程和学科基础课程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不仅有利于学生合理知识结构的形成和良好文字表达以及沟通能力的培养，而且可以提高学生剖析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的能力，以便于将来更好地胜任媒体工作。因此，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课程体系，一般按照通识教育加专业教育的模式来构建。在注重学生专业技能训练的同时，也加强了文化知识素养、语言和计算机应用能力等方面的教育，有利于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

　　根据对2006年5月参加在深圳举行的中国传播学本科教育联席会议的部分高校所提供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包括“两课”、外语、体育、计算机等）和学科基础课程（包括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以及专业课程设置的比重基本相当。这种注重基础的教学观念，不仅和国际上传媒专业教育“大学科”教育理念相契合，同时也能有效增强学生在人才市场的竞争九扩大他们的就业机会。2个牲化、多样化教学特色的开发针对目前我国传媒人才市场的需要，高校应依托自身的优势学科，制定个性化教学方案，突出自身的教学特色。某一专业领域成绩突出的相关院校在传媒专业的课程设置上可以突出自身的教学优势，如财经类大学开设新闻专业的培养目标应是既具备新闻采编能力又有丰富财经专业知识的财经新闻媒体人才。地方高校更要面对地方媒体的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培养。目前，许多高校都以“术理并重、技艺结合”作为新闻传播教育的指导思想，对课程设置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重新建构各自的课程体系。

     以华中科技大学的传播学网络传播专业为例，他们在课程设置上突出文理交叉的宗旨，强调应用训练的重要性，以多媒体技术、网站策划设计和网络信息管理为办学特点，探索出一种人文、社科与信息学科大跨度交叉的教学模式。同时，为了更好地达到教学目的，各高校更加侧重业务实践，加强相关实践实验基地建设。中国农业大学的传播学专业立足农业信息传播，特别是科教影视传播和农村传播领域，与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及多家国家级新闻报刊媒体建立了密切的合作与交流关系，并在校内建立了CCTV—7农业频道的工作站。这种个性化、多样化的办学模式不仅发挥了学校的教学优势，同时更打破了培养出的人才“千人一面”的局面，使学生在未来的工作中更有针对性和适应性。3.“廉价教育”模式的转变廉价教育是指不需要很多的硬件设备投入的教育方式——教师在讲台上传授知识，学生从教师那里“听”到技能。很多年来，我国的大部分新闻传播专业就是在这样的理念下办起来的。但是，传媒行业的相关专业是典型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紧密结合的专业，非常注重对学生应用技术的训练。以目前传媒技术的发展情况看，不仅广播电视专业的摄、录、编、播等教学环节需要“重装备、高消耗”，传统的新闻报学专业也要采用电子编排、激光照排等先进技术和手段供学生学习，传媒教育巳经步入高投入的行列。

　　事实上，我国的许多相关高校巳经开始强化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如中国传媒大学的传媒市场调查专业目前巳经配备了定量分析实验室、定性研究“焦点小组座谈”实验室、中视广联数据挖掘中心和中视广联媒介研究中心等多个实践教学平台，同时和业界多家单位合作设立了学生实习基地。应该说，只有率先认识到信息技术在现代新闻传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并将之作为教育的基本工具，才能完成传媒人才培养的任务。自1999年高等教育扩大招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2005年更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创立者、美国著名教育学家马丁•特罗早在1973年就指出，高等教育大众化既包含量的增长，又包含着质的变化。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完成了量的增长，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新闻传播教育的主要任务应切实转变为教育质量的提高。传媒业瞬息万变的行业特征意味着新闻传播教育的观念、教学内容和学科专业设置、教学管理方式等方面将面临着一次全方位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