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以来我国新闻传媒的政策调整与改革创新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写入党章，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新发展。

　　十六大以后，党和政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国家建设方面采取了许多新政策、新举措，形成了许多新理念、新思想，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和“以人为本’，以及“树立科学发展观”、“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这些政策、举措和理念、主张，体现了党和政府在新世纪、新时期、新阶段提高执政能力，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改革与发展的新思路。

　　在新闻工作方面，党和政府也有许多新的政策调整和改革举措。这些新政策和新举措，体现了党和政府深化新闻改革的思路，同时，促进了新闻传媒业的创新与发展。

　　以下将从十二个方面对这些新政策、新举措、新理念、新主张进行分析和论述。

　　 一、强调新闻工作的“三贴近”原则

　　“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是中共中央在学习和贯彻十六大精神过程中向新闻界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

　　关于新闻工作的“三贴近”问题，以前中央领导人也有一些类似的提法。如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要求新闻工作者“深入实际，不尚空谈”江泽民1991年在视察新华社时也向新闻工作者提出了“学习，学习，再学习；深入，深入，再深入’的要求。

　　这些要求大都是从新闻工作者要加强思想和道德修养的角度来谈的。而十六大以后，中共中央反复强调新闻工作要坚持“三贴近”，是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新的执政理念为前提提出来的，这就赋予“三贴近”以新的思想内涵和理论价值，把它上升到新闻工作指导思想的重要地位，把它当作了党的新闻工作的一个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因此可以说，“三贴近’是十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指导思想中的核心内容。

　　其实，“三贴近’也是新闻工作者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因为新闻工作者只有坚持“三贴近”，才能成为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反映者和宣传者，才能成为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弘扬者和传承者，才能成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

　　实践证明，新闻工作者只有坚持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到实际工作、现实生活和人民群众中去，才能真正了解和认识到那些群众关注的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目标、方向和策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才能真正了解和认识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代表的前进方向，才能真正感受和体会到人民群众对先进文化的渴望与需求，才能真正提炼和总结出人民群众所创造的优秀民族文化，才能真正发现和掌握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的传播特点及其实际危害，进而找到消除其影响的有效方法；才能真正了解和体会群众的困难和疾苦，呼声和要求，才能真正了解和关注群众关心的那些热点、疑点和难点问题，才能真正与群众同思同虑，同甘共苦，从而真正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像胡锦涛同志所说的那样，坚持“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

　　二、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

　　200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如何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问题。会议把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作为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的重要举措，作为新闻改革的重要内容，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问题，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中长期以来力图解决但却一直没有解决好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从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反对“党八股”，到后来1956年《人民日报》实行改版，在几个关键时期的新闻改革中，都涉及到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问题。

　　1942年党在延安进行的整风运动，“党八股”就被列为文风方面主要的问题进行整顿。为此，毛泽东专门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2月8日，延安召开的反对党八股大会，原先就叫“压缩大会当时反对党八股，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压长风而压缩会议，压缩会议报道是当时压长风中的主要问题。1946年9月，胡乔木在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题为《短些，再短些！〉的文章，再次呼吁压缩长风。

　　1950年4月23日，刚刚成立不久的国家新闻总署在其发布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中，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作出规定，其中第一条就明确规定：“无论是中央的、大行政区的或省以下的报纸都应当减少关于会议、机关活动、负责人员的不重要的言论行动，没有广泛重要性的文告文电的篇幅。对于重要的会议和文告应当力求用适当的新闻通信和评论加以生动而通俗的解释，以便为人民群众所了解。说明当时中央非常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并且希望通过文件的形式，力求加以解决和进行规范。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在改版社论中，检讨了自己“没有在有限的篇幅中多发新闻，发多方面的新闻’②问题，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该报依然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期间的讲话中，更是从克服形式主义的高度，严肃批评了新闻报道中会议报道太多的问题。他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多报道对工作有指导意义、群众关心的内容’，要“使新闻报道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这就为从根本上解决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中所存在的问题确定了重要的指导思想，指出了正确的原则和方向。

　　新闻报道要想让人民群众能够接受、认同和欢迎，关键在于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去报道群众关心的事情，要使报道内容贴近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而一些党政部门、领导机关、负责同志，往往弄不清宣传与新闻的关系，不了解新闻媒体上的宣传必须以提供事实，报道新闻作为前提，因此往往习惯于从自身的宣传需要来选择和确定报道内容。于是，许多没有新闻价值的领导机关和工作部门的例行会议、负责同志的讲话，等等，便以“新闻”的形式堂而皇之登上了报纸的新闻版面，挤占了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时间和画面。本来应当以刊发新闻为主的新闻媒介，变成了纯粹的宣传工具。这样一来，不但严重影响了群众的阅读和收听、收视兴趣，而且也严重影响了新闻的宣传效果。

　　中央关于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的文件发出后，许多地方的党委和政府，以及中央一些部门和单位纷纷表态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做好改进工作。中央领导则率先垂范，带头从精简会议、压缩会议报道内容与篇幅，缩短领导人会晤、出访报道等做起，为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提供支持。当然，这项工作要真正坚持下去，并且坚持到底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稍一放松，就会出现反复和回潮现象。

　　三、实行政府工作信息和社会公共信息公开

　　十六大以后，随着国家整个政治民主进程的推进，特别是“非典”期间现实生活与实际工作的需要，信息公开问题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从实践和理论上提出并解决了这个多年来一直在探讨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

　　实行政府工作信息和社会公共信息公开的根本意义在于，重视和保护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提升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能力，使政府能够在社会与公众的公开监督下开展工作，真正成为“阳光下的政府'向社会与公众公开工作信息是政府的一种责任和义务，对一个现代民主政府来说，实行信息公开应当是基本要求。通常情况下，政府公开信息是正常的做法，而不公开只能是一种特例。

　　信息公开不是政府给予民众的一种恩赐，而是公民依据民主权利对政府提出的基本要求，因此，政府不能对民众搞信息垄断，只能尊重民众的知情权，及时地向他们提供充分、准确和全面的政府工作信息和社会公共信息。

　　过去在这方面政府和媒体都缺乏明确的意识，更谈不上积极的作为。是“非典”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事件，加速了政府和媒体对信息公开重要性的认识，促进了实行信息公开工作的进展。近年来一些省市陆续出台了地方性的信息公开法规，全国性的相关法规也在拟订之中。最近，国家民政部和保密局宣布，今后由于自然灾害引发的灾难性事件中的死亡人数不再作为保密内容。可以相信，随着国家政治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的信息公开工作一定会取得新的进展。

　　四、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政府在“非典”期间实行信息公开过程中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它适应了政府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需要，而且在短时间的实践中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其实，设立新闻发言人，及时向社会和公众通报政府工作信息和社会公共信息理应成为一种经常性制度，这对一个民主的、开放的、负责任的政府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建立这一制度的依据，是民众拥有对政府工作信息和社会公共信息的知晓权利。而通过新闻发言人了解政府工作信息和社会公共信息，是民众实现其知晓权的重要渠道和有效形式。

　　作为一种工作制度，新闻发言人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应当很好地完成自己所应承担的“发言”任务，通过自己的工作体现责任政府对社会与民众所承担的信息告知责任。新闻发言人要及时发言，充分发言，要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不能搞“无可奉告'一些媒体和群众对某些部门和单位的新闻发言人，在处理涉及群众关心的问题时所采取的回避采访和拒绝发言的做法颇有微词。这说明，新闻发言人还要不断提高素质，锻炼能力，才能适应媒体和群众的需要，完成好自己的工作任务。

　　为了便于更好地接受社会与群众的监督，政府公布了中央直属部门新闻发言人的电话，这将有利于新闻发言人在社会和群众的监督下，更加规范自己的言行。

　　五、改进国内重大突发事件报道

　　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也是一个长期以来群众议论颇多，媒体感到挠头的“老大难”问题。按照旧的理念和传统的做法，对一些重大的、突发的事故、灾害和危难性事件，过去媒体往往采取回避的方式不予报道，有时不得不报道，也是躲躲闪闪，尽可能地避重就轻，轻描淡写，应付了事，群众为此十分不满。特别是对一些国内重大突发事件，有时要通过国外媒体的报道才能够获悉，群众对这种“出口转内销’的做法尤为不满。

　　其实，这样做的弊端不但侵害了受众的知情丨又，而且有时还会造成出乎意料的不良后果„例如上世纪90年代发生的“千岛湖事件”，数十位台湾游客在游船上被歹徒烧死，内地的媒体一开始未作报道，后来做了一些报道，又躲躲闪闪，言词含混，未能全面报道事实真相。结果，台湾、香港的一些媒体竞相炒作，台湾当局还借机攻击大陆，给工作带来很大被动。

　　再如，2003年春节前后广东省发生的“非典”事件，一开始，由于有关部门担心会产生不良后果，不允许公开报道，结果各种流言借助手机、网络、电话等方式四处传播，造成了群众的恐慌，也给政府工作带来极大压力。而当2月11日广东省和广州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媒体随即跟进报道，群众从报道中确切地了解到了关于非典型肺炎的有关情况，知道了非典型肺炎不是“鼠疫”和“炭疽”，并非无法医治和无法控制，而是完全可治可防，而且知道了省市政府巳经采取了有效的治疗和预防措施时，各种谣传不攻自破，迅即瓦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后来，当新闻发布会后又传出广东将出现“粮荒’、“盐荒”时，同样是政府和媒体及时提供的“国家有充足的粮、盐等储备”的信息，有效地抑制了谣言的流传，使群众吃了定心丸，从而使事态得以平息。

　　广东的经验和教训为如何处理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当年4月，当非典型肺炎疫情在北京等地出现并逐步蔓延的时候，中央对于信息公开、政务透明和传媒报道等，及时、果断地提出了一系列要求。特别是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的专门会议，要求各地党政机关“要准确掌握疫情，如实报告并定期向社会公布，不得缓报、瞒报”，保证了有关“非典”疫情能够及时公开，让老百姓做到心中有数，并动员起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共同抗击“非典”，打响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同疾病和疫情作“殊死决战’的人民战争。

　　2003年春天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属于国际性的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由于中央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也为我国新闻界改革重大国际事件的报道提供了一次很好的实践机会。无论是电视，还是报刊、广播、通讯社和网络等媒体在这次报道中都有上乘表现。

　　这两场“倒萨”战争（一场是美国总统布什发动的攻打伊拉克萨达姆的战争，一场是中国人民抗击“非典”SARS的战斗）性质绝然不同，但对中国新闻界来说，都是一次绝好的改革与创新的机会。多年来一直难以解决的对国际事件、重大突发事件和敏感事件的报道问题，从政策的制定到报道的策划，从宏观的管理到具体的实施，由于政策上的宽松，给了新闻媒体很大的活动空间，这使我们看到了新闻改革的广阔空间和巨大潜力，说明对于重大突发事件，新闻媒体完全可以大有作为。

　　此后中央制订的《关于进一步改进国内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意见》就是在总结这些成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一文件对于改革和推进重大突发事件报道起到了指导性作用。

　　六、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

　　今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该文件阐释了舆论监督工作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坚持舆论监督工作的原则要求；强调了当前舆论监督工作的重点；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支持新闻媒体正确开展舆论监督，并加强对舆论监督工作的领导；强化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中的社会责任。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加强舆论监督所制定的一个专门性的重要指导文件。

　　此前，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在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将“舆论监督”专设一节，明确规定，新闻媒体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强调党的各级组织要重视和支持舆论监督，同时，要求新闻媒体要坚持党性原则，遵守新闻纪律和职业道德，把握舆论监督的正确导向，注重舆论监督的社会效果。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将舆论监督列入党的法规之中，将其规范化和制度化。

　　而在2004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通知中，也将“舆论监督”列入“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同“教育’和“制度’共同作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有效手段。把舆论监督问题上升到了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2004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中，在第五项“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以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的第四点中，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干部要自觉接受党员和人民群众监督。拓宽和健全监督渠道，把权力运行置于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之下'把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提到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更加提升和强化了新闻舆论监督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自1987年的十三大起，中国共产党历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都有要加强舆论监督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舆论监督工作如此重视，一方面是执政党建设与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同时与新闻媒体的实践需要也有很大关系。

　　近年来我国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中碰到了许多阻力和困难，需要党和政府从政策上和法规上给予支持，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差错和问题，需要党和政府从政策上和法规上进行规范。

　　中央的这些文件和规定，一方面对加强新闻舆论监督提供了政策和制度上的保障，使新闻媒体在实行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以借助党和政府的有关文件和规定，排除各种阻力，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以保证舆论监督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规范新闻媒体在实行舆论监督过程中的一些违规、违纪和有悖职业道德的失范行为，以维护舆论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七、治理整顿党政部门报刊

　　2003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由此拉开了新一轮报业改革的序幕。11月底，中央报刊治理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发布消息，宣布在纳入本次治理整顿的1452种报刊中，被停办的有677种，划转到报业集团和实行管办分离的各有300多种。从统计数字上看，可以说这次治理报刊整顿巳初见成效。

　　这次报刊治理整顿也是十六大以后党和政府在新闻工作方面所采取的诸多重大改革举措之一。其出发点也在于贯彻和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正体现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宗旨，在报刊工作中把党和政府对民众的关怀落到实处。

　　这次报刊治理整顿的主要对象是中央和地方党政部门报刊（多为行业和专业报刊）这类报刊通常是作为部门或行业的机关报出版的，由党政部门出资创办，为党政部门的工作服务，实行的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政策，报刊可以通过发行和广告等形式实现部门和单位创收。

　　由于一段时间在宏观上缺乏有效的调控和规范，这类报刊存在过散过滥的现象。许多党政部门报刊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热衷于经营创收，但却不注意按市场规则办事，而是依靠行政职权搞摊派发行，因此大大增加了基层和农民的负担，对此，社会与公众反映十分强烈。

　　这次报刊治理整顿的重点是按照“管办分离”的原贝IJ，将中央和地方一些党政部门的报刊与原所属或所挂靠的单位实现“财务、人员和发行”上的脱钩，同时对一些报刊实行“停、并、转”的方针。通过这些措施来改变报业市场环境，使部门报刊摆脱对行政权力的依附，能够借助市场手段来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可以说，这是国家报业整体改革的一部分，是从根本上将报业推向市场，真正按市场规律组织报刊经营的重要措施。

　　在中国报业市场中，中央和地方党政部门报纸占有半壁江山，除一些经营得较好的报纸以外，相当一部分都是靠行政拨款和指令性摊派维持生计，因而往往发行困难，收益有限，生存状况较差。它们的存在不但浪费了党政部门有限的财力和物力，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抵而且也增加了基层和群众的经济负担。但是由于其主办者的特殊的地位和身份，此类报刊即使处在亏损状况，依然能够靠所属部门行政权力的保护得以维持生存。因此，通过中央政府采取行政手段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治理和整顿，可以使这些部门报刊真正改变原有的散滥状况，改变依靠行政职权搞摊派发行的情况，走规范、有序的市场经营道路。这次由政府实施的治理整顿，将有助于推进部门报刊经营的市场化程度，为其调整经营方略，深化内部改革，开拓新的发展之路。

　　当然，在进行治理整顿后，实行管办分离的行业报和专业报，如何处理同原所属党政部门的关系，如何在失去行政权力的保护后迅速找到自己的读者定位、市场定位和风格定位，进而按照新闻规律和市场规律的要求，自闯市场，自负盈亏，自谋发展，取得堂堂正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还需要付出智慧和辛劳。

　　另外，如何维护、延续和发展这次治理整顿的成果也十分重要。因为按以往的经验，此类问题不是仅仅靠一个文件和一次会议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如果不抓紧、抓实，很有可能就会出现反复。例如强行摊派问题，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就没有真正解决好，以致于中央有关部门不得不多次加以重申和强调。

　　八、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

　　2003年，中央提出要在包括新闻单位在内的思想文化和宣传战线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2004年，由中宣部牵头在中央党校先后举办了全国省市报纸总编辑、电台电视台台长、文学艺术骨干、出版社社长和新闻院系负责人四期“三项学习教育”骨干培训班，足见中央对此项工作的重视程度。

　　中央要求在新闻宣传战线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旨在通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学习教育活动，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和道德素质，改变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形象，增强新闻传媒的公信力。

　　近年来新闻界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方面出现了不少问题，诸如被称为新闻界“四大公害”的虚假报道、“有偿新闻”、低俗之风、不良广告等行业不正之风屡屡出现，严重败坏了新闻行业的风气，损害了新闻媒体的声誉，影响了新闻传媒的公信力。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势必会对新闻业的生存和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意义重大，各新闻单位十分重视。国家广电总局、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单位率先垂范，一方面通过组织学习来提高职工对新闻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认识，一方面则通过制定内部条例，加强行政管理来规范职工的职业行为。同时注意抓住一些典型案例，对职工进行切实有效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教育。

　　今年中国记协组织新闻界开展的以“铲除虚假新闻”为重点的职业道德教育活动，要求高，力度大，有一定声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巳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九、将传媒业列为重点发展的文化产业

　　面对全球化形势下的激烈竞争，党和政府决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并把传媒业作为重点发展的文化产业，力图通过传媒业的发展，赢得在新闻传播领域内国际竞争的主动权。

　　近年来，政府对传媒业不断加大扶持的力度，为其快速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政府对传媒业的支持，首先是适时地制定一些新的产业政策，通过政策的扶持，来促进传媒产业的深化改革与发展。这表现在，一是对内进行行业改制，促进新闻机构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的改制分离；二是对外加大对业外资本的开放力度，鼓励和支持业外资本投资国家批准的某些传媒业领域。

　　如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颁发《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决定》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对试点地区和单位的包括传媒机构在内的文化机构在财政、税收、信贷、投融资、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

　　2004年2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布《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逐步加大广播影视市场的开放力度，逐步放宽市场准入，吸引、鼓励国内外各类资本广泛参与广播影视产业发展，不断提高广播影视产业的社会化程度'

　　2004年11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又发布了《中外合资、合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企业管理暂行规定》，允许外资媒体公司入股国内广播电视节目制作，降低了外资进入大型国有媒体集团的门槛。

　　2005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决定〉，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互联网服务、广告、电影电视制作发行等项目在内的文化服务领域；明确了非公有资本可以投资参股出版物印刷、发行，新闻出版单位的广告、发行，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音乐、科技、体育、娱乐方面的节目制作（上述文化企业国有资本必须控股51%以上）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推动了传媒产业的企业化运作进程，提高了传媒产业企业化运作过程中的市场化程度，激发了传媒产业的内在活力。政策上的相对宽松，为传媒产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促进了传媒产业的深化改革与发展。

　　在国家政策的扶持和推动下，我国传媒业的经济实力在不断增强。据6月间在韩国举行的世界报业协会第58届年会提供的报告显示，2004年，我国报纸的总发行量超过了日本，居世界第一。在发行量进入世界前100名的报纸中，我国占到23家；日本为21家，居第二；印度17家，排第三；美国8家，列第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新闻传媒国际竞争力的增强。

　　十、将新闻学纳入国家重点发展的九大社会科学之一

　　2004年初，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这个文件把新闻学列为国家重点发展的九大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之一。这是自1997年新闻学被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为一级学科以来，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又一次被国家权威确认的有力证据，也是新闻学学科发展的又一次大好的契机。

　　中央文件的出台，说明了党和政府对新闻传媒业社会地位及社会影响力的认同和肯定，和对新闻学学科发展的期待与要求，这无疑会对新闻学学科地位的巩固和学科建设的全面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

　　但是也要看到，近些年来，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新闻学界和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轻估和贬低新闻学学科地位的倾向和观点。例如有的人认为我国新闻学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也有的人认为我国新闻学研究水平低下，许多理论著述缺乏学理性，根本还谈不上是科学；还有的人主张将新闻学并入传播学，成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有的人则干脆提出要用传播学来代替新闻学，等等。这些观点或多或少地都会对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

　　因此，新闻学要想获得进一步发展，还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首先，要继续消除“新闻无学论”的影响„要批驳那些把新闻学同政治学和宣传学等同起来，或者把新闻学简单地纳入文学范畴，或者认为新闻有“术”无“学”等一些观点和做法。

　　其次，要注意防止传播学给新闻学带来的冲击和消极影响。既要弄清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选题、研究方法、研究人员，以及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上存在的区别和差异；又要认清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要注意借鉴传播学的研究思路，拓宽新闻学的研究视野，从更加宏观的范围和高度上研究新闻传播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制约和影响，以使新闻传播更好地体现为人类生活和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方向。总之，作为同被列在一个一级学科中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应当各扬其长，携手共进，一道为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服务。

　　另外，还要注意新闻学自身的理论创新。由于经过长期的积累，新闻学研究发展到今天理论创新难度较大，这使得近年来新闻学的研究步伐显得缓慢，有时甚至给人以停滞不前的感觉。如今新闻传媒业正面临着国际国内竞争的严峻形势，在激烈的竞争面前，新闻传媒要想赢得主动，坚持不断创新是唯一的出路。只有用创新的意识和创新的思维，在观念、体制、机制和传播手段上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变革，才能促进新闻业的不断发展。要通过创新，坚决摒弃那些不利于，甚至是阻碍新闻业前进和发展的旧传统、旧观念、旧体制和旧机制，代之以能够促进和推动新闻业前进和发展的新观念、新思维、新体制和新机制。

　　以笔者之见尽管新闻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比较其它一些历史久远的传统老学科，在学科体系的完整、学科内容的完善和学科研究方法的完备上还存在着距离，但新闻学有自己的理论内涵和科学品质，有自己的学术积累和发展基础，它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基本条件和基本要求巳经具备，其理论体系巳经形成，学科内容十分丰富，研究方法也在不断更新，只要重视并加强对新闻学的理论研究，坚持不断创新，新闻学就一定会获得新的发展，一个适应新时代需要的，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科学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就一定会确立起来。

　　十一、把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列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要“牢牢把握舆论导向，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的任务，而且把它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

　　《决定》强调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增强引导舆论的本领，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引导新闻媒体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进一步改进报刊、广播、电视的宣传，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增强吸引力、感染力。重视对社会热带问题的引导，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加快建立法律规范、行政监督、行业自律、技术保障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加强互联网宣传队伍建设，形成网上正面宣传的强势。

　　《决定》所涉及的这些内容对于执政党来说，是其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它们能否得以顺利实现，不但会影响各级党政机关的执政能力，同时也将直接关系到新闻传媒功能和作用的有效发挥。

　　在新闻工作中要落实好《决定》的有关精神，就需要党政部门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进一步提高对新闻工作性质、地位、功能及作用的认识，努力掌握舆论导向的技巧和艺术，真正按新闻传播规律来指导新闻工作，这样才能取得舆论导向的预期效果，增强自己的执政能力。

　　十二、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新闻工作的重要任务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全会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需要加强建设的四项执政能力之一（另三项是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今年2月，胡锦涛在中央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对和谐社会的内容作了全面的阐释。他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此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举国上下的热门话题，也成为全党和全国的一项重要任务。

　　新闻传媒作为信息传媒和舆论机构，中央明确要求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新闻传媒自然也要义不容辞地承担自己在这方面的职责，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新闻传媒借助其信息传播、舆论导向、社会监督、道德教化和文化传承等功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可以在宣传社会民主法治、扶持社会公平正义、倡导社会诚信友爱、激发社会充满活力、维护社会安定有序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方面发挥积极功能和有效作用，提出建设性意见。同时，它可以通过宣传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推广构建和谐社会的典型、引导构建和谐社会的舆论、传承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来当好党和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面的助手。从今年年初的人大、政协会议开始，全国媒体各显神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面出色地发挥了作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十六大以来仅仅三年多时间，党和政府在新闻传播领域就有这么多的新举措、新政策、新理念和新主张，而且大都是一些涉及新闻传媒深层次改革的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它们的提出，无疑会对新闻工作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当然，这些新举措、新政策、新理念和新主张要想贯彻、落实和实现好，需要新闻界的辛勤劳动和积极工作。同时也需要全党和社会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党和政府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从而为新闻传媒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