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政党制度运行的环境因素

 [摘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同我国国体相适应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为了切实贯彻这项制度,充分发挥其在整合社会、政治录用、政治社会化等方面的功能，要充分考虑制度运行的环境因素。必须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奠定我国政党制度运行的经济基础；必须不断完备制度体系，加强我国政党制度运行的机制保障；必须建设先进的政治文化，倡导我国政党制度运行的现代政治意识；必须创建和谐的公民社会，优化我国政党制度运行的社会环境。

      [关键词] 政党制度 运行 多党合作 环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理论和实践都充分证明，它是同我国国体相适应的政党制度，是我国政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代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伟大创新。但是,要切实贯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越性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和探索性的特点，要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创建和优化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运行的社会环境。

      一、 完善的市场机制

      1、市场经济是现代政党政治中多党共存的前提

      从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历程来看，一般遵循这样的规律：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市民社会的形成—→民主政治的产生。而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机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市场机制的展开才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走向成熟，使整个社会要求“自由、民主、平等”等原则，强调“天赋人权”的理念，进而使私有制条件下的自由竞争成为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这个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政治活动的基本原则，当社会阶级和集团之间的政治竞争发展成为有组织的竞争时，政党便应运而生”[1]P.19.。所以可以认为，市场机制是资本主义多党共存的前提。

      但是，如果没有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没有自由竞争，在政治领域就很难有多党共存，前苏联和法西斯国家均是如此。而我国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几乎不起什么作用，执政党包揽了国家和社会的一切工作，享有资源的绝对处分权，使党、国家和社会全面一体化，社会利益在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下，不仅没有产生分化，反而越来越集中。在这种环境下，尽管我们的政党体制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但各民主党派根本没有存在和发展的土壤，更没有发挥作用的必要，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参政的合法性。所以，客观地讲，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束和执政党左倾路线的冲击，民主党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已名存实亡。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共事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出现了“四个多样化”，致使“我国的社会阶级结构、阶层结构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从传统的工人、农民、干部这种比较单一的阶级结构转向了多元化的阶级结构和阶层结构。其中，私人企业主、科技创新人员、科研人员、私人企业和三资企业的管理人员以及新兴信息产业的从业人员大量增加，这种趋势是与国际发展的潮流一致的，也是人类现代化进程当中难以避免的一种普遍化的现象。”[2] 这些不同的阶级阶层，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必然需要通过政党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居于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目标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各民主党派代表他们各自所联系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利益，目的是实现社会利益的多样化，并通过政党的整合功能，使各种利益通过博弈协调一致,最终实现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样不仅对执政党来说巩固了阶级基础、扩大了群众基础，而且对民主党派来说也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奠定了合法性基础。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两点论和重点论统一的原则。所以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共事的物质基础。

      二、完备的制度体系

      政党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政党制度的高效运行需要科学完备的民主制度体系作保障。

      首先，是领导体制和监督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是宪法和法律框架下活动的友党，政治地位是平等的。历史地看，民主党派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中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前列，走在历史发展潮流的前列，归根结底是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合法性，而不是强制力,这正是我国政党制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所以中共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只能是建立在提高自身公信力基础之上的政治领导，而不是组织领导。决不能干涉参政党的具体工作和合法活动。同时，中共自觉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是因为民主党派具有代表性和进步性，可以帮助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完成执政使命。所以民主党派对中共的监督只能是以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政治监督，而不是权力监督。更不能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因此，改革和完善中共对民主党派的领导体制，要强调对参政党发挥职能的服务作用；改革和完善民主党派对中共的监督体制要强调对执政党提高能力的促进作用。

      其次，是选举制度和代议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代议制度和选举制度构成了政党制度运行最为直接的政治环境。为此，西方的政治家和政治学家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但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不是竞争型政党，这和西方有本质的不同，可他们合作与协商的平台仍然首选代议机关，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同时人民政协也是一个重要机关。首先应该强化党团组织在人大和政协中的活动，提高参政党的独立工作能力，并要在人大和政协组成人员的产生方式上有所创新，人民代表大会要进一步扩大界别的比重，使区域性选举和界别选举并重，体现民主党派本身的政治影响力；人民政协要大胆尝试竞选制度，使各级各界的知名人士和进步人士能够在公平公正的机制下参与国家事务的协商，提高其参政的合法性。

      再次，是协商民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理论上讲，协商民主“是一种治理形式，其中参与协商的公民是平等的、自由的，他们提出各种相关理由，说服他人或者转换自身的偏好，最终达到共识，从而在审视各种相关理由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3].P3。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后，已经是一个拥有6800万党员，长期执政达56年之久的大党，在全国占有绝对多数的政治资源。而今天的民主党派总数还不及百万，并且分布在不同的阶层和界别，在群众中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相对很小，所以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合作，从机制上讲只能依靠协商民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要探索和创新协商民主在多党合作中的形式、内容和功能，尤其要探索协商民主程序的法制化问题，使参政党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作用切实得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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