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新闻学研究:历史、现状与问题

　　摘　要：中国的比较新闻学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蹒跚起步的，而真有所发展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比较新闻学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是其萌芽期；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是其成长与初步成熟期；第三阶段为新世纪以来，是其繁荣与深化期。但从整体层面来看，比较新闻学的研究在整个新闻传播学领域仍显薄弱、稚嫩，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理论运用，还是研究内容、对象、视角和深度上都有进一步展拓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关键词：中国；比较新闻学；研究现状。

　　比较新闻学是20世纪初发轫于西方的一门新兴学科。这门学科的确立首先应当归功于三位美国报刊研究学者：韦伯·施拉姆、佛雷德·塞伯特和西奥多·皮特森。其标志就是他们的合作成果———1956年出版的《报业的四种理论》。该书从对社会所有制的观察出发，将有史以来人类社会的新闻体制分成四种形态：封建社会的集权主义、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责任论以及苏联共产主义的方式。这使人们对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报业现象及其归属第一次有了全球的观点，由此来看，《报业的四种理论》是西方比较新闻学的奠基石。而本文所说的比较新闻学也主要是针对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跨意识形态及社会制度的两种以上不同新闻现象之比较或类比的研究。

　　尽管比较新闻学早在20世纪的西方国家已蔚为壮观，然而它在中土的落地开花，却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入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从国内第一篇具有真正比较新闻学意味的论文《中美法新闻教育之比较》

　　1989年刊发，到第一本研究专著《比较新闻学》在1994年出版，至今，比较新闻的学术研究，已在中国大陆历经了整整20个年头。

　　对我国内地比较新闻学的学术研究发展轨迹，笔者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是比较新闻学萌动与初曙期，其作用在于为当代比较新闻学的兴起积蓄力量；第二阶段， 20世纪90年代，是比较新闻研究的成长与成熟期，此阶段创立起了比较新闻学的基本内涵与学术研究体系；第三阶段，21世纪初至今，学术界与新闻实务界一道，对比较新闻学所涉各类问题展开深入、持久、卓尔不凡的梳理与探讨，最终确保了比较新闻学学术研究水准的不断提升，使得比较新闻学研究持续走向深入。

　　一、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比较新闻学研究的萌芽。

　　中国新闻业是在西方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从早年留洋的新闻学者戈公振、徐宝璜等人的著作都能看到西方新闻思想的影子，尽管那些著作中并没有多少比较新闻学的成分。1931年，杜超彬的《最近百年中日两国新闻事业之比较观》为中国早期比较新闻学著作之一。1949年以后，在东西方阶级、国家、政治、思想的碰撞中，中国大陆新闻学走了自己的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纲领的新闻路线，对西方是批判和拒绝借鉴的。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新闻学当然不可能有所作为。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新闻体制改革与新闻观念更新的步伐不断加快，突破了中国新闻学学术研究的一个个盲区、禁区。比较新闻学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界的。1982年第5期《新闻大学》第34页的补白文章对“比较新闻学”给出了这样的界定：

　　比较新闻学是对各国新闻现象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并从中引出一些规律性结论的学科。如同“比较文学”、“比较语言学、”比较法学“一样，它是新闻学科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外有不少新闻院校的新闻专业设有”比较新闻学“这门必修课。

　　比较新闻学并不是简单地把各国报纸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按年代排列，也不是简单地对比某一种新闻或评论的文体的差异。比较新闻学是综合性的比较考察，首先要比较各国的新闻现象，通过比较发现其中的类似点与不同点，然后是对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分析上述类似性与不同点形成的原因，研究不同国家报纸产生前的新闻现象，研究报纸产生、发展的过程及当代新闻事业的概况，从而分析各国的新闻事业的本质及其对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乃至国际范围的影响。

　　但遗憾的是，理论观念认知与研究行动付诸之间，在中国学界又延迟了数年。到了1987年初夏，在英国牛津大学附近的一个僻静的乡村里，中英两国的一批新闻界代表，就新闻媒介的作用问题，召开了主题为”新闻媒介与公民“研讨会，这在中国比较新闻领域可谓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虽然该研讨会影响有限，并未引起学界的太多瞩目。但是，在新闻传播领域，中西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毕竟引起了图强思变的中国新闻业界的较大关注，并继而也引来了具备业界经验又身兼新闻学者身份人士的重视。从现在可供查找的资料看，原中国新闻学院副院长周鸿书教授1989年4月在《中国记者》杂志上发表的《中美法新闻教育之比较》一文，可谓初具比较新闻学研究意蕴的学术论文。本篇文章尽管读起来不够紧凑、严谨，像是作者的出访随笔，但其所着力表陈的中美法新闻教育的现状、特点、短长及对今后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启示，可谓零星展现出了比较新闻研究的志趣、底色、视野与路径。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中国的比较新闻研究似乎只能称得上是萌芽阶段，因为此阶段既没有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或专著出现，更看不到献身于此的专门学术人才的登堂入室。历史的重担留给了下一个十年———20世纪90年代。

　　二、20世纪90年代，比较新闻研究的成长与初步成熟。

　　与80年代萌芽状态相比，伴随着新闻宣传领域思想解放运动的日益深化， 90年代的比较新闻学研究迅速呈现出持续化、规模化、成熟化的发展态势，实现了学术成果的有无到有、由弱变强、从”星星之火“到”星火燎原“的一次质的跃进。

　　1.期刊学术论文逐年增加，研究范畴不断扩大。

　　本文以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为依据进行检索统计发现，从学术期刊论文数量看， 80年代研究成果为零，到90年代年均3篇，比较新闻研究日渐升温的情势非常明显从比较研究范畴看，国别从中西到中韩、中澳，再到美日；内容从抽象观念研究到结合具体案例；选材从新闻标题到新闻写作，再到新闻法规，复到灾难报道……几乎涵盖比较新闻学研究的所有方面。

　　2.研究专著呈井喷现象，学科体系建构走向初步成熟。

　　经过80年代至90年代最初几年的力量储备与积蓄，至90年代中后期，比较新闻学研究终于迎来了收获的季节，一批有分量的专著次第问世，宣告了中国比较新闻学学术研究已走向初步成熟：

　　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陶涵主编的《比较新闻学》出版，该书对西方新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作了较系统的简介，就媒介所有权、管理、世界新闻史、新闻法、新闻自由等问题在若干个国家间做了横向对比，具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重大影响。1994年，武汉大学樊凡与单波主编的《中西新闻比较论》出版，该著作从多学科多侧面交叉研究法出发，从文化和哲学的角度来探讨中西不同的新闻现象，摆脱了那种”河对汉，绿对红“的简单类比，引导人们从更深层次来把握不同社会的新闻现象。1997年，江西财经大学刘夏塘主编的《比较新闻学》出版，该书以”中外新闻的概念“、”中外新闻的价值观“、”中外新闻的自由观“、”中外新闻的舆论观“、”中外新闻的客观性“为篇章，加以平行异同评析，行文简白朴实，观点鲜明，有很多作者自身体认隐在其中。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童兵主编的《中西新闻比较论纲》出版，该书详细、周全地对中西新闻的历史、编辑方针、传媒组织架构、传媒的社会调控、新闻法制、新闻伦理、新闻观念作了比较。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项目，本论著以其资料翔实、体例全面、谋篇布局科学有致，堪称比较新闻学走向初步成熟的典范之作。

　　3.研究队伍从无到有，各方贡献精彩纷呈。

　　20世纪90年代比较新闻研究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一批有实力的新闻学研究者长期致力于此。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童兵、单波、张威、秦志希、顾潜等。

　　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学养的童兵教授穷其多年辛劳撰写出体例完备、条分缕析的《中西新闻比较论纲》，为中国比较新闻学的教学与科研提供了难得的参考资料，可谓比较新闻学的主要开拓著作之一。

　　哲学博士、武汉大学青年教师单波凭借自己精深的学术功底，深耕细耙，从政治、文化、哲学观念等诸方面考辨中西新闻思维不同面相及其成因，为比较新闻学的由”器“至”道“的转变与登上大雅堂奥，奉献出了殷实的智力支撑。留澳学者张威，以其对西方新闻业界、学界发展状况的熟稔，不断尝试拓展比较研究的新领地，其在中澳新闻比较、中西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比较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2]。另外，武汉大学的秦志希，复旦大学顾潜等学者从文化视角，辨析中西新闻的不同表征，也实属难能可贵。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香港与内地联系的日益密切，香港新闻传播学者陈韬文的比较新闻研究成果也开始在大陆得到关注与刊发，1997年其发表在《国际新闻界》上的《权力结构、经济发展与新闻体制：香港和新加坡的比较》一文，以其新锐、深刻的政治传播学研究取向，为中国比较新闻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窗，助推了大陆比较研究走向”深水区“。

　　以上专著以及一些论文都对我国的比较新闻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但问题还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与国际学术研究的规范尚有一定距离，具体地说就是在资料来源的注释方面不够规范化；引用的西方资料相当陈旧，并且多为间接引用；没有文献述评；漠视甚至略去对方法论的介绍；缺乏原创性……一句话，比较新闻学在中国仍然处于有限成熟阶段。

　　三、21世纪比较新闻研究的繁荣与深化。

　　进入2000年，比较新闻学研究承接新世纪东风，展示出继往开来、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与上一个十年相比，2000-2009年，比较新闻学研究可谓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1.从论文、论著数量看，不但数量剧增，而且研究生毕业论文对此选题也时有关注。

　　2000-2009年，有关比较新闻学的期刊论文展示出稳定、匀速的提升局面，280篇总稿量，使年均篇目接近30,比前一个十年提高了10近倍。

　　研究专著也大量出版。《比较新闻传播学》（童兵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无冕国度的对舞：中外新闻比较研究》（郝明工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张威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中西方新闻传播：冲突·交融·共存》（顾潜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外网络新闻业比较》（张咏华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比较新闻传播学导论》（孔正毅著，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美新闻传媒比较：生态·产业·实务》（薛中军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外新闻发布制度比较》（徐琴媛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美新闻教育传承与流变》（陈昌凤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跨文化传播：中美新闻文化概要》（高金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大洋两岸中美新闻传媒研究》（康化夷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等10余部专著的陆续出版为比较新闻学的学科建设、专业设置的日臻完善进一步打下良好根基。

　　从2002年郑州大学研究生张鸿勋发表第一篇有关比较新闻学研究的硕士毕业论文《中美两国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分析比较研究———AHCHOR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从美国到中国》至今，不过短短八年时间，硕士学位论文总数已达50余篇，且比较研究选题之科学、深度之精微都是一般期刊论文难以企及的。更值得关注的是，已有部分博士论文，如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张西明的《张力与限制———新闻法治与自律的比较研究》、2007年武汉大学新闻学博士朱清河的《中美新闻报道观念比较研究》，也已开始把比较新闻学作为主修方向。以上数据只是笔者通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论文全文数据库“简单检索所得，实际的硕博论文以比较新闻学为选题的应该比此更多。

　　2.研究力量不断壮大，研究深度进一步拓宽。

　　首先是研究实力的不断扩大。从队伍的构成看，新世纪10年比较新闻学研究人员越来越体现出专业化、年轻化、高校化特点。除了童兵、单波、张威、顾潜等老资格比较新闻学领军人物仍然在此领地深耕外，郭可、高金萍、张咏华、陈昌凤、李希光、朱颖、朱清河、庹继光、钟瑛等一批学界新秀逐渐步入比较新闻学研究梯队，为新世界比较新闻学研究的持续繁荣夯实了人力基础。随着比较新闻学学科体系与专业教材的完备、研究队伍及研究水准的提升与优化，比较新闻学专业课程教育也在很多高校新闻院系陆续开设起来，像武汉大学设置了比较新闻学的研究生专业方向。

　　新世纪比较新闻学学术研究热潮迭起，一个个高质量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展现出来：经过数年的积淀，2002年童兵教授出版了新世纪大陆第一本比较新闻学专著《比较新闻传播学》。该书不但用巨量文字就中西（德、美、英、法、日、俄）新闻传播史、中西新闻传播观念（新闻功能观、性质观、真实观、价值观、宣传观、舆论观、权利观、受众观等）、中西新闻传播体制、中西新闻传播控制、中西新闻传播法制、中西新闻传播实务与中西新闻传播教育等诸方面存在的异同给予了粗细有致、点面结合的科学梳理与逻辑归纳，而且更对比较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目的、对象、方法进行了充分、理性的研讨与辨析。因此，本书不失为迄今为止大陆出版的最权威、最系统比较新闻学专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郝明工2002年出版的《无冕国度的对舞（中外新闻比较研究）》分上、中、下三篇对中外新闻事业、新闻理论、新闻传播以及它们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展开宽领域梳理。同年，华中科技大学姚里军的《中西新闻写作比较》将中美新闻写作中所呈现出的种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取宏用精地直揭本质，令人豁然开朗。

　　200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副编审顾潜的《中西方新闻传播：冲突、交融、共存》以全球化传播为大背景，透过理论思想视角，从历史和现状对中西方新闻传播作了全面深刻的省察与评比，发人深思。2003年2月，时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的张威出版的《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通过对中西新闻学相对平衡的介绍，尝试对传统的无产阶级新闻学在新的历史时期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解答，并就比较新闻学的宏观视野、中西新闻理论和实践的趋同与悖逆作了详细的介绍。上海大学张咏华教授以良好外语教育背景与所在院所资源为平台，把比较研究的重点放在最具新媒体代表意义的中外网络新闻业的关照上。2004年8月，她出版的《中外网络新闻业比较》一书，从多学科的角度探讨研究中外网络新闻业在与多种社会因素互动背景下的发展及其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应用现状与意义、影响；尤其注重考察全球化背景下网络新闻业同物质经济运作的最新发展，指出网络新闻业发展的最为基本的动力，来自经济运作发展的需要。这一研究成果为比较新闻学研究如何与时俱进，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经验资鉴。

　　以关注美国新闻传媒业为研究志趣的一批学者，21世纪以来开始陆续发力并结出硕果。清华大学新闻史学者陈昌凤2006年2月出版的《中美新闻教育传承与流变》一书，兼重实践性和学术性，作者力图将新闻教育放在新闻业与社会变迁的框架下加以论述，概论其历史传承和走向，探讨其理念与潮流的发展，对于新闻教育在中国（包括大陆、港台）的兴起和本土化，对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对于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的矛盾和问题，都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中国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开始新闻教育的，而世界主流新闻教育从人文传统起步、逐渐融会多学科背景，正在走向更广阔的领域。中国的新闻教育如何在中外比较中既吸收西方的先进经验又走出自己的特色，是很值得研究的，就此方面而言，这本书是一项重要的开拓性成果。青年学者高金萍2001年曾就《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

　　第27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新闻报道进行对比研究[3],2006年她又以同样的思考视角推出自己比较新闻学专著《跨文化传播：中美新闻文化概要》。这本专著运用文化结构理论，从新闻文化的表现形式、体制形态、价值观念三个层面入手，透视全球化背景下中美新闻传媒的发展变迁、态势、前路。

　　另外，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就”新闻构架“与”国家利益“的关系[4]、复旦大学青年教师孙玮就媒体如何报道暴力事件[5]、北京外国语大学孙有中就主流新闻网站报道的”客观性“[6]、陕西师范大学青年学者朱清河就新闻报道整体取向及其根源[7]、复旦硕士生李舒就普利策新闻奖与中国新闻奖的评奖标准[8]等所作的中美新闻比较研究都从某个方面拓展与丰富了中美（西）比较新闻学的研究范畴与学术积淀。

　　3.研究取向逐渐由宏观走向中观、微观。

　　随着传媒技术与跨文化传播的突飞猛进，比较新闻学近年来由过去所探讨与关注的范畴、深度越来越走向细微通幽的境地，其热点与重点追随着时代大势而起伏、呈现出大异既往的新面向。尤其是2007年以来，比较新闻学的学术研究最大变化就是开始把研究热点与重点从”宏大叙事“的整体关照逐步转向”精细入微“的具象解构。

　　通过对近十年280篇有关中外比较新闻研究论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这些论文主要集中在2007年（45篇）、2008年（55篇）、2009年（55），三年发稿量占去十年总数的一半以上。更耐人寻味的是， 2000到2006年7年所发表的论文做宏观比较研究的超过三分之一，经典论文一半以上都是”宏大叙事“，而2007年以来的论文绝大部分都是围绕中外新闻传播领域中某个具体现象（事物、案例、理念）而展开，鲜见既往通而化之整体比较选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比较新闻学的研究总体取向越来越趋向局部、具体、细节、精细的微观选题。

　　与学术研究论文成果不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08年至2009年没见到一本比较新闻学类书籍正式出版，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比较新闻学”宏观学术问题“研究的式微，换句话说，也许是由于比较新闻学学术体系已经完备，学者的兴趣已经从”宏大叙事“建构转向”细枝末节“的修补与完善。

　　四、比较新闻学研究现存的偏向与问题。

　　比较新闻学研究在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尚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从表面上看，在繁荣的同时，有头绪较乱的现象，譬如简单比附问题，结论草率问题，”视野“窄化问题，方法老套问题，推论模式化问题、资料陈旧问题等。概而言之，主要是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1.研究队伍知识储备不够多元，选题涵盖范围渐趋单向度。

　　比较新闻学的研究重在跨文化、跨制度、跨民族的不同新闻体制、各种新闻现象之间的互订与比对，以图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比照优劣，扬长补短，这就需要具有”世界眼光“人才投身其中，事实上，近年来我国此类学术成果之所以一路高奏凯歌，也正是得益于很多具有外语教育背景、西方留学访问背景的人的不断加入。

　　像法国、德国、日本、俄国、意大利、韩国等国家的新闻业越来越多的被纳入近年来的研究选题，也是专业人才队伍得到充实、改善的佐证。但只要我们稍微对科研队伍与研究成果的构成做一分析，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即专业人才与研究选项太过于英语化及美国化、欧洲化。很多冠以”中西新闻某某方面比较“的论文、专著，实际上讨论的还是中美之间的问题。

　　中西新闻比较，因为美国在西方的独特代表性地位，以美国现象为主也不为过，但”为主“不可”唯独“。尤其在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时代，我们要学会博采众家之长，抱着多看、多听、多了解的态度给予其他国家和地区适度关照，这是从事比较新闻学研究应有的态度与襟怀。

　　2.研究方法比较单一，过于倾向比较研究中平行研究。

　　比较新闻学是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的新闻学研究，它通过异质文化之间的互识、互证、互补和对话来促进彼此的沟通和理解，其目的是推动地球上的多元文化并存，求同存异，互促共进。因此针对它的研究方式应该是丰富的、多样的与鲜活的。经过长期学术研究实践磨练，除了传统的分析和综合贯穿其中外，比较新闻学应主要包括以下研究方法与手段：一是影响研究；二是平行研究；三是科际研究；四是阐发研究；五是”模子—寻根“法。对照这些方法度量已有研究成果，我们会发现，目前运用最多的是平行研究方法。在少有的用创新方法研究成果中，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孔正毅教授2004年出版的《比较新闻传播学导论》是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作者抓住近代中西新闻传播的几次接触高潮，以中、西两种视角，从传播者、传播载体、传播技术和传播理论著作的译介等几个方面，全面阐释中西新闻传播间的相互影响，有一种试图建构比较新闻传播学科框架体系的努力。

　　3.学术争鸣不足，学术流派没有形成。

　　任何一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只有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竞争局面，才能吐故纳新，不断进步。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意识形态高度整齐划一，遏制了学界求新思变的热情，使中国大陆比较新闻学研究错失了很多发展机会。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十几年来，比较新闻学研究迅速步入了快车道并不断取得丰硕成果。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中国比较新闻学研究所遭遇的发展瓶颈问题，比如研究选题的简单重复、研究方式方法的老套、研究结论的不证自明与模式化等。面对文化全球化、同质化浪潮，尤其是在网络传播为特征的新媒体时代，要想推动比较新闻学的学术研究持续发展，就需要拿出更大理论创新勇气，不唯书、不唯上、不畏权威，在整个比较新闻界（甚至是整个新闻传播学界、业界）展开经久不衰的学术互动活动，形成良好的观念争鸣与商榷氛围，培养一批学有专攻、关注前沿的比较新闻学研究专门人才，定期开办丰富多彩的学术沙龙、论坛、研讨会，让不同观点、理念、意见、建议在阳光下相互碰撞、激荡，让真知灼见在观念交锋中被各方接受，并迅速转化为业界行动与学术实践”增长极“。惟其如此，比较新闻学研究才能在未来发展征途上，枝繁叶茂、前程似锦。

　　参　考　文　献。

　　[1]周鸿书。中美法新闻教育之比较[J].中国记者，1989, （4）。

　　[2]张威。中西比较：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J].国际新闻界，1999, （1）。

　　[3]高金萍。从《人民日报》与《纽约时报》的悉尼奥运报道论中美新闻文化的差异性[J].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1, （2）[4]李希光，BradThompson,于家娣，包丽敏。新闻构架与国家利益———中美媒体关于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和学生示威报道的比较分析[J].国际新闻界， 2001, （1）。

　　[5]孙玮。媒介是如何反映暴力现象的？———中美暴力新闻报道比较[J].新闻大学， 2000, （3）。

　　[6]孙有中。布什访华———新华社新华网与美联社新闻网的比较分析[J].国际新闻界， 2002, （2）。

　　[7]朱清河。报道重点的差异及根源解读[J].新闻界，2006, （1）。

　　[8]李舒。普利策新闻奖与中国新闻奖评奖形式比较[J].新闻记者， 200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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