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新闻客观性的疑惑:人类学“写文化”的启示

　　无论在国外还是中国，“新闻具有客观性”一直被新闻业界奉为圭臬。迈克?舒德森认为，在当代各专业、行业将知识和权威正规化的过程中，客观性是一种主导性理念。而实际上，这种理念不是社会必须的价值，而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由社会中的各要素相互影响和推动产生的。对于新闻业者来说，追求客观性夹杂着矛盾的心理，怀疑事实，所以需要客观，然而这种客观本身也是值得怀疑的。在诞生之后，客观性作为一种职业意识形态，成为备受争议的新闻业回应质疑的话语之一。

　　一、美国的报业史与客观性的诞生

　　在《发掘新闻》一书中，迈克?舒德森针对新闻的行业历史、专业意识形态发端进行案例研究，描绘了在美国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下新闻职业意识形态形成的过程。作者追述了重要现代价值――客观性在新闻业中的社会发展历史，他始终坚持对客观性在新闻也不可动摇的地位进行反思。

　　他通过描绘美国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社会的三个阶段变化，从而勾画客观性成为新闻业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史：第一个时期，大众社会逐渐从传统社会中衍生出来，报纸的社会市场化意识兴起，大众化的报业也由此兴盛起来，新闻成为一项职业，小报也流行起来；第二个时期，大众社会继续蓬勃发展，经济成为社会的纽带，消费文化在当时已经普遍存在，随着当时中产阶级的发展，报业开始偏向信息取向，重视事实；第三个时期，资本主义出现经济危机，科学主义和怀疑主义开始引导人们思考，报业遭遇了政府控制和公共业的质疑，新闻从业者、研究者开始探索，新闻的客观性这种职业意识形态逐渐确立。

　　历经百年，美国步入现代社会，其中最重要的特征在于，社会的个体化加深和信赖感日益缺失。客观性随着现代社会而来。客观性成为一种重要的精神，一方面是出于特定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个社会也有维持这种需要的机制。

　　二、客观性之惑

　　客观性作为一种职业意识形态，成为备受争议的新闻业回应质疑的话语之一。

　　首先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客观性如此重要？

　　对于美国社会，它是源自对非理性的恐惧。社会对所谓非理性的都市大众、外国移民和犹太人的恐惧，渐渐淹没了社会对民主的信念，渴望能有效地控制非理性。对于新闻业，它是源于价值危机。客观性是一种意识形态，虽然不是必须存在的，然而在这一行业中，人们奉为圭臬，尽管在实践活动中一次次得到的是对它的否定，意识到它或许是一种虚妄的追求，却还是作为衡量的标准，同时它也是一个避风港。

　　于是，我们得到的答案是，“客观性”能够给目前的新闻话语一种最好的解释。

　　意识形态是生产合法性的途径之一。生产何种意识形态，是某一主体在特定社会生态中与政治、经济因素互相碰撞之后的结果。卡尔?曼海姆认为，人们所处的社会位置，决定了他看问题的社会角度。他强调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知识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而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之中。构成知识信念的是社会而非个人。

　　而实际上，对客观性的依赖中存在强烈的不安。无论是美国社会，还是新闻业，他们需要客观性，同时又对它保持强烈的怀疑。理论上它是一种科学的理想，在实践中它是一种工具。

　　在美国，可以用盖伊?塔奇曼“战略性仪式”来形容新闻业利用客观性的行为。“新闻从业者一旦出现错误或受到抨击，就可以拿它当作挡箭牌。这样看来，客观性就是一套具体的惯例习俗，之所以能够长久不衰，就是因为它可以降低记者为其文章负责的程度。”记者们知道这一点。

　　三、写文化：消解客观性的疑惑

　　在探究客观性的产生过程后，我们知道客观性并不是一种社会自有的话语。那么我们可以问：这种话语真的是不可替代的么？如何超越客观性对新闻人观察、书写世界的限制？

　　在舒德森的报业社会史的图景里，这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答案。舒特森认为，新闻业还未出现一个崭新的理想来成功地挑战客观性理念，但仍然存在着一线希望，大家暗怀着对客观报道的不满，期盼着新事物的到来。我们对人类的了解并没有取得飞跃性进展，人类至今依然是主观的动物。

　　实际上，对“文本客观性书写”的疑惑不只存在于新闻的书写。在人类学中这也是一个长期讨论的问题。人类学家深入田野撰写民族志向外界展示人类文化的丰富性，他们的记述同样难免受到“主观臆断”的质疑。像新闻专业人士一样，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就是他们精神与世界联系的物质载体。“在民族志研究中，作者便是他的年代记录者，同时又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材料无疑很容易就可以获得的，但却又是无比令人困惑而且复杂费解的；这些材料并不收录于固定的、物质性的档案内，而是存活在活生生的人的行为与记忆之中。”

　　学者深入田野之后得到的关于当地人的描绘，对于他们文化所做出的解释是否能够完全还原这些人的本真面貌呢？答案是否定的，与新闻业对自身的怀疑一样，这种现代的自反性笼罩了几乎所有学科。

　　对于这种疑虑，格尔茨同他引导的阐释人类学给出了一种解释。让我们来看看人类学家是如何消解这种方法论疑虑的。格尔茨认为，文化是一张“意义的网”它存在于行为事件中，我们通过识别和观察行为过程，对文化加以洞察。他认为书写的文化应当称为“文化的解释”，“在人类学著述中，我们称为资料的东西，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对于其他人对他们以及他们的同胞正在做的事的解释之解释”，这种解释可以称为“深描”（Thick description）。于是，我们可以把对研究对象的描绘，称作“写文化”。

　　坚持民族志方法是一种“写文化”观点的研究者承认书写中所还原“真实”的局限性，他们一直坚称，没有绝对的客观和置身事外，反倒是你承认自己参与其中，然后在参与和书写的过程中反思，这种反思能够促使你更加理解研究的对象。承认了“写文化”与客观“还原文化”之间距离，反而能够更加主动的拥抱一种“反思性”（reflexivity）。“所谓的反思性就是研究者意识到对现实的描述不是并不是现实，自己在描述时就已经创造或者构建的所描述的东西。”通过反思性分析与实践，研究者构建了自己的描述，进入了研究者的世界，清楚为什么构建，构建了何种内容，让自己理解了研究对象，也更加地坦然面对客观性的质疑。

　　承认书写与还原“客观”之间的距离，对于新闻业来说具有同样的意义，借此我们才可能提出新的社会立场以面对更为现实的问题。从柏拉图对人类观察世界的“洞穴比喻”，到在上个世纪大众新闻业蓬勃初始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的观点，再到后来关于大众传媒与社会真实的构建理论，我们其实早已知晓，传播学对新闻业“客观性”标准的冲击和解构无需赘言。客观性并不是新闻书写的唯一度量衡，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飘摇不定的理想话语。对于高度卷入现代社会的我们来说，反思性才是常态。如果说对于研究者来说，反思性文本可以使得研究者在理解他人世界时，理解人物之外的变量和结构如何影响他人的世界，而且帮助我们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影响和建构意义世界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看待新闻的书写：新闻人用新闻告诉我们世界的面貌，它是否完全还原、完全真实并不那么至关重要，最具启发性的应该是，通过它构筑的“意义的世界”，人们能够相互照见彼此，于是我们能够更加理解自己和他人，以及我们所处的世界。

　　因此，人类学“写文化”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新闻书写的另一个转向――反思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解我们新闻客观性的疑惑。同时，这也正是吉登斯所描绘的现代性社会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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