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延安时期的红色新闻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8-00-01

　　中共中央、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1937年1月进驻延安，1947年3月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1948年3月东渡黄河到山西，在延安住了近十三年。这个时期就是所谓的“延安时期”。延安十三年，是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大发展的十三年，在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党的新闻事业也不断成熟、壮大，中国共产党管理新闻事业的基本经验由此确立。

　　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一方面是蒋介石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另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肆虐。在内外交困的艰难时刻，延安时期的新闻如何报道？红色新闻如何采访？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作几点粗浅的分析。

　　一、关于红色新闻

　　我们认为，所谓红色新闻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时期以宣传自己革命理想，报道重要历史事件为主要内容的新闻作品，包括各种通讯，消息，特写等。

　　从红色新闻的定义可以看出，它并不是新闻的一个简单分支，从新闻发展史的角度看，它是中国新闻发展的重要阶段。它也与西方普利策与赫斯特竞争下产生的黄色新闻不是平行的概念，更加与讣告类的白色新闻不相对应。“红色”、“黄色”、“白色”是有不同所指，并不是人们对其进行的简单称谓，包含着不同的新闻内涵。西方黄色新闻是煽情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新闻，注重犯罪、性、灾害和体育报道；白色新闻的内容专门涉及讣告；红色新闻是对中国的红色根据地进行的采访得来的新闻，它反应了红区军民的生产革命状况，是多方面的，可以是正面报道，也可以是负面报道，有对事件性新闻的报道，也有对非事件性新闻的报道。

　　二、延安时期红色新闻的主要内容

　　1939年前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重建一个以中共中央机关报为中心的党报系统，延安的新闻事业由此进入了成熟发展的阶段。围绕着《新中华报》这一中心，《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中国文化》、《边区群众报》等纷纷出版。

　　这一批报刊的出版，使来自各条战线的新闻报道大量增加。其报道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有关重要领导人物的红色新闻。这是红色新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外国记者对延安时期重要领导人物的采访报道构成了红色新闻中的经典之作，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二）有关重要军事活动的新闻。如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我国东北，势如破竹，击垮了日寇精锐的关东军，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打击。8月9日，有关美军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的消息都在《解放日报》显著位置给予了及时的报道。

　　（三）有关领导人重要讲话和批示的新闻。如《解放日报》刊登的《陕甘宁边区合作社联席会议决议》、《周恩来同志赴渝前的声明》。

　　（四）有关边区生产生活状况的新闻。这也是红色新闻独具特色的一个方面。1942年4月，朱德再次去南泥湾视察，先后到农场、工厂及战士驻地了解战士们的思想情况和生产情况。回延安后，《解放日报》记者采访了他，他介绍了战士生产情况后说：“南泥湾是陕北的好江南。”

　　三、以斯诺《西行漫记》为例，探讨红色新闻采访的基本特点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红色新闻的真实性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新闻特征。斯诺在采访中，对别人提供的材料总是非常小心。《西行漫记》中，斯诺提供的不少有关资料的准确程度达到令人惊叹的程度。

　　一是对记录做反复核实。斯诺采访毛泽东生平的经过，最典型地反映了他严谨细致，反复核实的采访态度。在《西行漫记》修订本注解中，斯诺写道：“我提出的关于毛泽东个人问题的单子只是一个参考提纲，谈话经常是前后跳跃的，有时从下一步提问中又引出各种各样的补续。我把笔记精心的加以重新整理，而后交给吴亮平，由他把全部草稿译成中文交毛泽东审阅。经过毛泽东的校订、调整、扩充或压缩，我和吴亮平又把稿子译成英文，然后再译成中文。经过毛泽东的再次审阅，拿出一个二次修订稿，这样吴亮平先生和我才把它译成英文的最后定稿。”可见，为了事实准确，斯诺耗费了大量的心血。

　　二是多方询问。斯诺后来总结自己的陕甘宁边区之行时说：“我在红区广泛地旅行，非常自由地向许多农民询问情况。我分别同几十位共产党员谈了话，有的历时几个小时，有的历时几天，他们大多数是二十来岁或三十来岁，有几位是四十来岁，有两三位是五十来岁。他们是红军指挥员和战斗员，是党和政府的机关人员。”马海德也曾说，他不论遇到谁，从前线的指挥员到大家亲切地称之为“小鬼”的司令兵和小勤务员，从在地里干活的农民到游击队办的小工厂工人，逢人便提出问题。可见，斯诺非常注重调查，多方采访，不偏听偏信，通过综合各方观点，以求事实准确无误。

　　三是核对文字资料。这一方法在《西行漫记》中也有运用。例如在去前线采访红军之前，斯诺写道：“要了解这些所谓的土匪，最好方法也许是用统计数字……下面的事实……是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从他的档案中找出来的，除了少数例外，这个统计材料限于我有机会进行观察核实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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