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与舒德森就新闻与民主的特征塑造

新闻与民主，或者媒体与政治是很多学者关注的主题，沃尔特·李普曼和迈克尔·舒德森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李普曼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最伟大的新闻记者”，其生涯“跨越了一个世纪，这是美利坚帝国诞生而成长壮大而开始衰落的世纪，这是一个被一些人最初豪情满怀、后来却又愁思满腹地称为‘美国世纪’的时代。”①李普曼终其一生都在关注政治，因此而被称为“兼职的政治家”。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他的专栏文章通过报业辛迪加的转发，刊登在美国以及全世界各家主要报纸上，使美国“整整三代人都靠沃尔特·李普曼指点政治事务的迷津”，②“他并不指挥千军万马，然而他确实具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③正是这样一位新闻记者，明确就新闻之于民主政府的可能性提出了挑战，对公众认识世界和自我管理能力持悲观怀疑态度。
而舒德森是当代美国最杰出新闻媒体学者之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威斯敏斯特大学民主研究中心的约翰·肯尼这样评价他：“在探讨媒体与政治这一主题的学者当中，迈克尔·舒德森无疑是最明智的”，“作者对新闻与民主的思考令人心悦诚服”。在当今学术界，能用“明智”来形容他的思考与结论“是比较罕见的”。④舒德森在其极富洞见的论文集《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一书中，对美国代议制民主与新闻业的关系、“不可爱的新闻业”何以对民主如此重要，以及新闻业对民主的可能作用作了深刻而智慧的剖析。本文追问的是，李普曼与舒德森关于新闻与民主关系的讨论有何思想分歧？这一追问对我们认识新闻界在民主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是否可能：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
新闻之于民主是否可能？对此，李普曼与舒德森持截然不同的态度。
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已经成为著名的新闻记者。当时李普曼面对的美国新闻界被浅薄无聊和耸人听闻所“污染”，战时宣传和新闻审查制度使作为民主机构的新闻媒介面临信任危机。传统民主理论认为，公众如果了解事实真相，是可以做出理性决定的。但李普曼思考的是，“如果公众认识事实的渠道为宣传、无知和有意的歪曲所阻塞的话，那又该怎么办呢？这种情况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普通人对公共事务作出明智的决定呢？”⑤1920年李普曼出版了小册子《自由与新闻》，批评传统民主理论未能考虑到舆论的力量，因为公众没有准确和无偏见的消息来源，便不可能对政治作出明智的判断，但是“舆论可以轻而易举地为人所左右，而且，报界歪曲报道新闻是家常便饭”。⑥战争和战时宣传工作使李普曼认识到“左右舆论是易如反掌的事”，正如1920年他写给《大西洋》月刊编辑埃勒里·塞奇维克的信中说“我发现舆论是可以被左右的”。⑦在李普曼看来，美国民主的危机在于通过歪曲的事实而左右了舆论。战时成立的公共信息委员会召集大批的学者、新闻记者、艺术家和广告制作者，使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介进行战争宣传，使美国沉浸在巨大的红色恐惧中，“甚至有数百万美国人严肃地认为，下个月或下个星期，美国可能就会爆发一场红色革命。”⑧用爱德华·伯莱斯的话说，“从未有过任何联邦政府机构像公共信息委员会这样有意识地同时又极为聪明地操纵组织化了的大众习惯和民意。”⑨李普曼与查尔斯·梅尔茨共同组织的一次调查也证实了，以精确报道著称于世的《纽约时报》所发出的消息不是基于事实，而是由“组成新闻机构的那些人的愿望所主宰的”。⑩为此，李普曼建议规定更为严格和专业性更强的标准是可能解决问题的，“可靠的新闻、真实的资料、公正的报道和不偏不倚的事实”可以使公众得到所需要的消息，借以对公共事务作出明智的判断。但李普曼对此“越想越没有把握”。(11)可以说，《自由与新闻》叙述了报界的失败和被操纵的舆论。
1922年让李普曼声名鹊起的《公众舆论》出版，就新闻之于民主是否可能的问题，其悲观和失望的情绪较之《自由与新闻》更甚。如果说，《自由与新闻》表达了“事实是可以被歪曲和压制的”，那么，《公共舆论》则认为“对事实的歪曲也深深植根于人们头脑的机能之中”。(12)在该书中，李普曼想要证明的是，普通公民是没有进行理性的自我管理能力的。他借用柏拉图的洞穴理论，把普通公民比喻为一生都被束缚在洞穴里的奴隶，他们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是间接的，只能把看到的影子想象为真人。一方面，世界太大太复杂，人们只能通过新闻报道采取行动，而媒体造就的只是虚幻的“拟态环境”；另一方面，人的头脑机能中固有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影响着我们对客观世界的真实认识。(13)这实际从根本上消解了传统民主理论的根基。西方民主制度沿袭了洛克的思想，认为全能的、有理性的人只要发挥自己的理性进行政治决策，民主制就能顺利进行，同时真理最终也能战胜谬误。然而李普曼认为，人是非理性的，人类对事实与真相的获取和理解，受到太多客观和主观条件的制约，新闻记者也不例外：“事实上，无论对于公民个体还是新闻媒介，信息都是难以获取的”，“我们误解了新闻的局限性，误解了社会的无限复杂性；我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忍耐力、公益精神和多方面的能力”，(14)最可怕的是，新闻业制造拟态环境，戏剧性地表现和创造媒介真实，而不是向人们提供真实生活的真实事件。“新闻不能反映也不能再现真实生活的真实事件。新闻不是社会状况的一面镜子，而是对已经显露出头角的那方面的报告”。(15)新闻涉及的只是那些看得见的事实，那些已经发生的事件。如果事件的知情人有意或无意地隐藏信息，或者出于消息提供者和新闻记者的个人利益、不同的编码解码方式、不同的刻板印象和文化解读等原因，新闻就会被添油加醋。(16)因此“人看事物都是由他们所处的一定的文化所产生的刻板印象决定的，人类的决策依靠他们的感情、偏见和欲望。在人类认识的进程中，真理与谬误一样虚弱。”(17)李普曼由质疑人类获取真相的能力出发，否定了新闻媒介作为直 接的民主机构为公众提供世界真实图景的职责，也同时动摇了传统民主理论的现实可能性。(18)这样一来，所谓新闻的民主角色就彻底幻灭了。
李普曼认为，美国民主政治面临的危机是因为我们使它担负了太多关于普通公民有自我管理能力的虚假希望，因为公众是非理性的，而且他们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应付向他们“倾盆而来”的、“使人困惑”的消息。在1925年《公共舆论的》续篇《幻影般的公众》一书中，李普曼直言不讳地承认“平民百姓既无能力也乏兴趣来管理社会。而公认的大众政府的理论是基于公众可以决定事态发展这一信念之上的，因此它是错误的。这样的公众‘仅仅是一个幻影’，一个抽象的东西”。(19)他甚至“开始把公众看成是应该被驯服的巨兽，而不是看成一种可教育的力量”。(20)由此可见，李普曼从质疑人类获取真相的能力出发，对人类个体认识能力、公众理性自治能力持悲观怀疑态度，对新闻媒介在美国民主中扮演的角色也彻底失望。可以说，就新闻与民主关系问题，李普曼是个悲观主义者。
与李普曼的悲观态度不同，舒德森在此问题上要积极和乐观的多。2008年出版的《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既对当今美国新闻业存在的“弊端”作了剖析，同时也对新闻业通过珍视优良传统促进民主发展寄予厚望。就新闻之于民主是否可能的问题，如果说李普曼的出发点是“公众是否理性以及能否获取真相”，那么，舒德森的出发点是“新闻界在民主中扮演何种角色”：“我的目标即理解新闻界在民主中的特定位置，尤其是当我们不再把民主等同于最大限度上的参与或是直接的大众治理时，又该如何理解新闻的使命”。(21)那么，在舒德森看来，新闻的使命又是什么呢？应该是民主积极的支持者。他坚信新闻业能为民主提供积极的服务，“新闻业对现代民主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任何存在民主的地方，或是任何地方只要存在可能带来民主的力量，新闻业就能够提供各种不同的服务，从而帮助建立或是维持代议制政府。”(22)显然，民主制度确实可以为新闻业的健全发育提供良好制度框架，反过来，一个活跃的新闻界也可从很多方面有力地支持民主制度的运转与自我改进。
那么，新闻业的这些民主功能是什么呢？舒德森列举了新闻界在民主社会中可以发挥的七项功能：向公民提供赖以做出合理政治选择的信息；对掌权部门进行调查，让公民了解内幕；提供连贯的阐释性分析评论和框架，帮助公民理解复杂世界；通过报道他人的生存状态以唤起社会同情；为公民提供对话的论坛，促进思想观念的碰撞与交流；宣扬特定政治观念和政治方案，做广泛的社会动员；宣传代议制民主。(23)针对第七项“宣传代议制民主”，作者认为“新闻业的角色作用应当是民主的，而非民粹的；同时是应当认同和尊重宪政主义的；并且最为重要的是要保护少数派的权利而拥护和捍卫代议制的民主体制。”(24)耐人寻味的是，作者用了“宣传”一词，因为毕竟民主制度是一项人造的事物，它需要人来创造和维系。“新闻业一直以来就存在于民主之外。民主不一定能塑造新闻业，反之，新闻业也不必然会产生民主。”(25)因为处于殖民统治时代的美国就存在新闻事业，但却没有民主。在舒德森看来，新闻记者或新闻学专家学者应熟练和透彻地理解和把握代议制民主，并努力使公众所熟知。而这一点媒体和公众做得还远远不够。
舒德森对传媒技术发展促进民主进程这一点充满了自信与乐观。“没有任何理由去怀念笼罩在梦魇般的阴云中的新闻界的过去”，(26)因为19世纪美国都市报都烙着苦痛和疯狂的党派报纸的印记，20世纪一直到60年代后期在批判性与调查性报道上乏善可陈。10年、20年或是50年之后的新闻业将何去何从？舒德森指出，“它一定会比今天更为网络化”，“我们应该相信电视新闻的一些种类和体裁将会继续存在，而广播新闻也将得以继续发展。报纸将会得到更多的关注。”(27)而且，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以及博客空间的扩大，相对于信息提供、调查报道以及社会同情等功能而言，“新闻业的公共论坛和社会动员功能成长发育的更快”，并催生了“公民新闻业”。公民借助网络自己就能直接公开发表消息、情报，在舒德森看来，这种新型的新闻形态“已经掀起了波澜，形成了气候，展现出了一些新的和激动人心的景象”。因为“这种变化将会不可限量地促进公民、专业新闻记者、政治活动家，以及其他各方人士获取信源。”而且“这种散点分布和多种声音，并表现出难以驾驭和不好驯服等特征的信息体制，可能正是民主得以有效运转的最为宝贵的财富。”(28)台北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冯建三这样评价舒德森：他对美国现有体制进行的是“小批评与大维护”，其世界观“温和中道有余”，并“保持乐观的思绪及进步的史观”。(29)
如何可能：批判性与建设性
由于李普曼与舒德森两人就新闻之于民主是否可能问题上的态度不同，他们在“如何可能”问题的思考方式与解决路径也不同。李普曼认为公共舆论容易被权力集团所操纵，而且由于个人偏见、刻板印象、心神涣散和愚昧无知，公众是非理性的，根本无力理解真相，因而也就难以参与民主生活。为此，他走上了政治精英主义的极端：既然作为“局外人”的公众无法获取真相，也无法做出正确理性的政治决策，那么，这种权力就只能掌握在少数掌握科学认知方法的“专家”和“局内人”手中。这些所谓的“专家”和“局内人”指的是那些拥有广博知识的社会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建立在科学的理性调查的方法之上，因而能摆脱大众的无理性带来的盲目与混乱。
传统民主理论是以公民理性地自我管理能力为前提的，只要保证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民主就可实现。但在李普曼看来，媒体“无法承担人民主权的全部分量，无法自动提供民主主义者希望它天生就能提供的真相。”(30)部分原因在于公众的本性，他们主要兴趣在于关注自身利益；部分原因在于新闻自身，新闻和真相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还有部分原因在于新闻的组织机 构方面，媒介的商业化取向制约着它对新闻所做的价值判断。但更重要的是，信息的质量取决于官方的采集和记录。“新闻的精确度与事件记录的精确度常成正比。除非事件可以命名、测量，且有形而具体，否则就不具备新闻的特性。如果把它说成新闻，就很可能是观察力出了问题或者是出于偏见。”(31)
于是，李普曼认为，当前民主面临危机是因为我们使它担负了太多关于普通公民有自我管理能力的虚假希望，而希望媒体能召唤出被称为公共舆论的神奇力量也是不现实的。拯救民主要求形成一种“认识机制”去克服自我管理的人们带来的问题，使之超越偶然的经验和个人偏见。决策权应从信息不灵通的大众手里收回，交给小部分有行动能力的人手中，如公共政策分析家和政治领导人。李普曼从两个层面解释了这种权力的转移：一是传统民主理论要求公民成为全能的、理性的政府主管是不可能实现的。二是拥有传统民主理论的人误导了民主政府的发展方向。民主的真正目的不是简单地赋予个体参与自我管理的乐趣，而是实现他们美好的生活的愿望。民主的要义不在于管理的过程，不是有效的公民权，而是管理的结果。(32)
李普曼否定了新闻之于民主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但他依然希望新闻媒介向传递“专门知识”的信息模式转化，或者说他认为新闻的科学化有助于民主社会的公众更好地认识世界，并正确评判专家治国作出的政治决策。传统民主理论遭遇的挫折问题不在媒体身上，而在于民主制度本身。“制度由于不能给自己提供知识工具而变成了‘问题’结，而这些问题却认为要由作为一个整体在读报的全体人民来解决。……因此，制度越健全，有关各方的利益就越能得到规范的代表，问题就能解决得更顺利，引入的客观标准就更多，事件就越能够完美地表现为新闻。新闻机构最上乘的表现就是成为制度的仆人和卫士，最差则会沦为少数人利用社会混乱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33)
《公共舆论》一书的结尾，悲观的李普曼还是对民主抱有一丝微弱的希望，坚持新闻机构在传递专门知识时作为信息渠道的角色，并呼吁诉诸公众，诉诸理性，通过科学来解决真相危机问题。在他看来，现实可以通过专门的知识而被尽可能准确地记录，那么，救治之道就在于建立一个分析和记录系统基础上的社会团体，在于摒弃全能公民这一理论，在于分散决策权，在于通过可比记录和分析去协调决策。媒介更现实的民主因为有了科学化的新闻而不至于沦为为专家们的个人偏见和官僚独裁。
与李普曼的批判视野不同，舒德森站在积极建设的立场讨论这一问题。新闻媒体有助于创造一个更民主的社会吗？舒德森的回答是：“我相信，新闻媒体能够为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作出贡献，并且应该努力这样做。”(34)但是，舒德森认为，新闻界对于促进民主的问题，目标要适度和现实，不能“没有目标”，也不能“目标过高”。显然，舒德森既反对李普曼式的新闻之于民主几乎成为幻象的悲观态度，也反对走入另一个极端，即认为新闻界的目标是“教育人们更聪明地观察政治，并热忱参与到政治进程中去。他们试图创造一个古典主义民主理念大行其道的世界。”(35)在他看来，“新闻界的职责是帮助培养一个更加见多识广的选民群体。而一个更加见多识广的选民群体能够创造一种更好和更充分的民主”这个古典主义民主的目标虽然难以实现，但仍不失为新闻实践的一种指导，具有理想的色彩和指引价值。但同时也要“抱着大量见多识广的、热忱参与的选民不可能存在的态度工作”，“因为并非所有的公众都是，或者将是政治进程中理性、明智、活跃以及持续的参与者。在缺乏见多识广、热情参与的选举者的情况下，新闻媒体仍然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完成其民主责任。它们可以作为公众的代理人，促使当局对其声明的目标及其他公开达成的目标负责。完成这些功能只需发挥其公众探照灯的力量，并使这盏探照灯更加持久。”(36)舒德森认为，在民主社会里，新闻业至少可以承担七项重要功能：信息提供、调查报道、分析评论、社会同情、公共论坛、社会动员和宣扬代议制民主。
那么，新闻业到底如何服务于民主，更好地践行自身的功能呢？舒德森认为，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出发，新闻媒体、新闻记者既要对新闻报道对象有尽可能多的熟悉和了解，同时也要尽最大可能与采访和报道对象保持一种必要的疏离感。但是，美国新闻业是从殖民地时期的报业一步步发展而来，期间经历了政党报刊时期和便士报时期，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才逐渐演变而成。政党时期报纸在资金来源上普遍依赖于政党支持，从而不得不为所依附的政党摇旗呐喊；便士报时期的报纸，为了赢得市场、获得更大发行量，不得不屈服于市场。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美国新闻业，虽然客观性的理念深入人心，但新闻业仍然时时受到来自“政府审查”或“市场审查”的威胁，而这两项“审查”对于新闻业维护民主制度的健康运转，无疑是极大的威胁。所幸的是，美国有源远流长的反政党传统和业已形成并深入媒体从业者精神深处的专业主义精神。
那么民主需要什么样的新闻业呢？舒德森的答案是“不可爱的新闻业”。由于“新闻媒体对事件而不是对趋势和结构的关注，新闻出版业对不论何时何地所产生的矛盾与冲突的偏爱，新闻记者在涉及政治以及政治人物等诸多事务上的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和冷眼相待，还有新闻记者对他们所报道社区的情感上的中立和疏离，使得媒体很难为人们所喜爱。但不这样恐怕又难以推动民主的进步。正是这些特征使新闻出版业始终保有一种对既定权力的监督、腐蚀、破坏和颠覆的能力。”(37)舒德森说，有利于民主的新闻业者，还应该在关注事件本身的同时，考察事件背后的来龙去脉；关注主流社会可能不予理会的新闻事件，其后可能隐含着具有重大价值的新闻素材。当前，在美国新闻业，主流的价值观无不是对新闻业独立性的捍卫和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自主追求，这些对美国代议制民主的正常运转无疑是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什么民主需要一个不可爱的新闻界》一书还令人信服地讨论了“对话”、“专家&rdqu o;对于民主的作用。舒德森在《为何对话并非民主之魂》一章中否定了詹姆斯·凯瑞把对话置于民主生活的中心的观点，认为民主谈话中的个体，首先要有必备的“文化资本”，民主对话的“显著特征不在于平等，而在于公共”。(38)在本质上，民主对话“并不是自发的，而是受规则支配的”，这个规则应该是侧重于“解决问题”，而不仅仅是为了“社会交往”。(39)因此，民主对话“更多的不是平等性与自发性，而是坚持平等的规范体制以及坚持一定程度的谈话公开的社会体制”，它应该是“公共理性标准下的公共传播工具，而不仅仅是社会互动的工具”。(40)而哈贝马斯等人更强调民主对话中的“平等性”，这是舒德森与哈贝马斯等人关于对话的本质观念的不同之处。
对于“专家”问题，舒德森认为民主社会需要专家，因为专家可以提供三种服务：一是向权威说明真相，即便专家并非总是有正确答案；二是为公共辩论澄清讨论范围，从而提高立法者和老百姓有效参与民主决策的能力；三是专家能够判断机会和指出不公正。在作者看来，专家是专门知识的拥有者。最好的民主并不谋求削弱专业知识的作用，民主社会需要这些专业知识。问题是，民主如何组织和更好地运用专业知识呢？舒德森认为，政治制度应为专家提供高度的自治，“民主社会能够也应该鼓励专家成为专家，能够也应该保护他们的自治，能够也应该在制定政策时好好利用专业知识。”(41)
讨论与结论
虽然李普曼与舒德森就新闻与民主关系的讨论有一些共同或基本相似的观点，比如两人都基本认同新闻界应该尽量中立客观，都认同“专家”的重要性，等等。但两人的分歧才是根本性的。就“专家”问题而言，李普曼从质疑公众的认识能力以及理性自治能力出发，最终将民主的管理权交给了少数“专家”或“局内人”；而舒德森从民主社会需要“专家”和专业知识出发，建议民主制度应该确保专家高度自治和正确利用其专业知识。
概而言之，新闻之于民主，在李普曼看来，不过是“虚假幻象”，他看到的是媒体真相的神话、容易操纵的舆论以及非理性的大众，弥漫着浓烈的悲观主义情绪。而且李普曼将民主的希望寄托在科学的理性权威上，他没有考虑到的是，科学所建立的权威和传统民主理论对公共舆论的迷信一样存在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李普曼在政治领域对民主与舆论问题的思考，为新闻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系列重要话题：拟态环境、刻板印象以及对新闻客观性的要求。李普曼思想的重要性在于他所提出的问题，而非他给出的答案。李普曼促使我们反思新闻的认识论基础，认识到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画面并非对等关系。因而我们有理由将其新闻思想用“悲观主义”、“批判性”来描述。
而在舒德森看来，新闻之于民主是“大有可为”的，促进民主是新闻业应当承担的一项职责，或者说新闻业可以更好地为民主社会提供服务，并且提供这种服务媒体至少有七项重要功能。舒德森最后总结说，美国代议制民主的正常运转需要的是一个“不可爱”的新闻界。任何制度的健全与正常运转，必须内置一套自我监督和修正的机制，毫无疑问，“不可爱”的新闻界是民主制度重要的监督和修正机制之一。基于此，我们用“乐观主义”、“建设性”来描述其新闻思想应该是准确的。
［收稿日期］2012-03-10
注释：
①②③⑤⑥⑦⑩(11)(12)(19)(20)罗纳德·斯蒂尔：《李普曼传》，于斌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年，第1页/第3页/第4页/第263页/第265页/第263页/第265页/第266页/第278页/第329页/第339页。
④(21)(22)(23)(24)(25)(26)(27)(28)(37)(38)(39)(40)(41)迈克尔·舒德森：《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贺发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6页/第6页/第22页/第23页/第48页/第22页/第9页/第51页/第52页/第106页/第213页/第212页/第230页/第268页。
⑧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浮华时代——美国20世纪20年代简史》，汪晓莉等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⑨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45页。
(13)单波，黄泰岩：《新闻传媒如何扮演民主参与的角色？——评杜威和李普曼在新闻与民主关系问题上的分歧》，《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14)(15)(30)(31)(33)沃尔特·李普曼：《公共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258页/第245页/第258页/第259页/第259页。
(16)叶青青：《重访李普曼——新闻何以成为民主的一种表达方式》，《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6期。
(17)蔡帼芬，郭之恩：《李普曼新闻思想的变迁》，《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3期。
(18)叶青青：《科学化的新闻与更现实的民主——李普曼对美国民主的认识与思考》，《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9期。
(29)迈克尔·舒德森：《新闻社会学》，徐桂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6页。
(32)Bybee, C., "Can Democracy Survive in the Post-Factual Age? A Return to the Lippmann-Dewey Debate about the Politics of New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1999, Vol.1, No. 1, p.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