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民族语言看云南多样性文化的荟萃发展

　中图分类号：H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2-0135-03
　　从文化地理的角度看，云南无疑是中国一个充满多样性文化的区域。要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强省，保持并发展云南的多样性文化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导致云南文化多样性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云南多民族的语言状态。换言之，无论从历史状态还是就未来发展而言，云南的多民族语言与多样性文化建构都有着内在的深刻联系，了解这种联系，可以使我们找到发展云南多样性文化的科学依据和更有效的措施。
　　一、云南多样性文化的当代意义
　　云南是多民族省份，汉族之外，有25个少数民族，至今多数民族都保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在这种语言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也最终汇聚成了云南的多样性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这样的文化状态使云南获得了发展优势和发展潜力。
　　云南省是少数民族大省，在云南省的经济发展中，民族文化和民族风情是一张不可替代的名片，但恰恰是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在民族文化的保护取舍上，更多是基于经济效益而非人类持续发展的考虑，我们在向外界呈现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时也采用了极为简化的处理方式。因西双版纳而选中傣族，因大理而选中了白族，因丽江而选中了纳西族；而我们展示的文化内容也局限于这几个民族与汉族迥异的服饰、舞蹈等“有声有色”的东西，在民俗的介绍方面，也是仅仅挖掘与汉族风俗差异较大（当然，如果是完全不同的习俗效果更好）的角落，比如婚俗等等，以期增加其神秘色彩，最终引起更多的好奇感，甚至猎奇心态。这样的民族文化发展方式，当然不可能深入到更为丰富的内在的空间，多民族语言问题必然难以得到关注。如果云南多民族文化就这样蜕变为经济效益的一个简单符号，不仅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而且也不可能提升云南民族文化大省的内涵和品质。可以肯定，对于多民族文化，只要局限于上面所说的那种选择性展示，放弃了对这座无形但无价的民族文化资源宝库的充分的挖掘，必将逐渐使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变得单薄而虚弱，有损于云南省这一中国充满多样性文化的区域的整体形象，当然，最终失去的必将是多民族文化的新的流失与变异，云南也将会像世界某些地方一样，在强势文化的挤压下成为文化趋同潮流的牺牲品，而不是充满生机与持续发展力量的文化多样性区域。
　　二、多民族语言是云南多样性文化的核心
　　1.多样性文化生态的自身诉求使语言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可以从生物进化活动获得启示。在生物界，多样化的物种形成的生物链，能促使各物种在竞争和相互依赖中健康发展，求同与存异，生物学提倡物种多样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这一观点并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对环境自我完善的重要性。文化生态在某种意义上也与生物生态一样，它同样需要一个良性的自我成长环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确认了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的相互关系，将这种联系上升为生命多样性的构成内涵。语言遗产的重要性在这里显露无遗，它也是人类无形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大省，少数民族语言丰富，多语共生、互为渗透现象表现得非常突出。而由于语言的这种共生，又导致了明显的不同民族文化碰撞、交互影响，和谐共处的局面。不同民族聚居地核心区域，显现出浓郁的本民族文化特点，与其他民族的接缘地带，又呈现出文化混杂但却和谐共处的局面，这是历史积淀的必然结果，“云南成为多民族地区，并不始于近代。从先秦到汉晋时期，云南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已经生活着许多民族群体，到元明清时这些族群基本形成现代的民族及其分布格局。”[1]可见，云南多民族文化生态的形成，有着历史的基础，它创造了云南当代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文化生态环境。
　　2.多民族语言奠定了云南多样性民族文化状态
　　语言是文化符码，思维的载体，每一种民族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智能，这在现代语言学理论中有着清晰的表达。“对于索绪尔来说，语言是一种‘其内部各部分之间都相互关联着的封闭系统’，尤其重要的是差异关系，包括二元对立。因此举例而言，单词热的意义不是来自于‘真实’世界的某种固有性质，而是来自于这个词与单词冷之间的关系和二元对立。意义、心智和社会世界都是由语言结构所形塑的。因此，我们拥有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不是人们形塑着他们的周遭环境，相反，而是人们以及社会世界的其他方面被语言和它的符码结构或将单词结合起来的那些专横的规则所形塑。”[2]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也指出，“语言不再表征现实，不再是用来强化主体的工具理性的中性工具，语言变成了，或者更确切地说，重构了现实。”[3]
　　在云南，我们知道，并不是一种语言在发挥着这种作用，而是20多种语言发挥这种作用，在它们所形成的语言体系中，这种构建的丰富性再一次得到了延展，不同区域与不同民族文化的柔性魅力就在这种丰富中折射出来，它们体现为风俗与风情，并为宗教、艺术、人生态度等等所区别。当它们再一次出现在表达层面，语言在此充当了重要角色。所以保护一种语言就必然意味着保护一种文化的根基，同时也保护了文化多样性的根基。可以说，语言的多样性绝对是人类最重要的遗产之一。
　　在此意义上，任何一种民族语言的消亡都将是整个人类的损失。随着一种语言的消失，创造的文化篇章也随之在人类历史上关闭。在云南，许多人意识到这一点，尤其是一些青年作家，面对这种文化消亡所产生的忧患感是十分强烈的，这种忧患感当然是缘起于民族语言的。回族诗人马绍玺说：“语言是文化中最基础、最鲜活的部分。一种语言的死亡，意味着依托这种语言而生存的文化失去了自己的原生态文化机制，其结果就是该语言的文化被其他文化同化、殖民化，甚至彻底灭亡。”[4]当然，在云南，这并不是一种绝对现实，它只是一种发展中的趋势，在民族文化的当代建构中可以得到引导和校正，尽管这看上去很难。
　云南在少数民族文艺事业方面的发展就是一个证明。据统计，文学方面，云南的2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都有获得过“骏马奖”的作家作品。云南省近年来涌现出彝族、哈尼族、回族、白族、纳西族、景颇族、 傣族、佤族等少数民族文学群体。一些地区性的少数民族文学群体也开始崛起，……而在舞台、演出、歌舞及民间艺术的繁荣发展方面，云南省也走在了前面。目前云南文化产业已经推出了一批如《云南映象》、《丽水金沙》等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品牌。云南的文化产业发展被业内喻为“云南现象”。[5]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少数民族的语言基础及其在此之上形成的多样性文化，这样的文艺盛举可以在云南出现。
　　三、云南多民族语言与多样性文化发展前景
　　1.尊重并保护各民族的语言
　　既然每一种民族语言都负载着一种文化，并为整体的多样化贡献了力量，那么，尊重并保护各民族的语言必然是我们建构云南多样性文化的首要工作和可预期的前景，它可以使云南多民族的文化获得可持续发展空间。在语言问题上，过去，我们做得最多的是整合，而不是弘扬不同语言的独立价值，其结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政治机体的日趋一统，作为主流精神文化载体的汉语便逐渐成为云南各民族之间交流的通用语。”[6]今天，在全球化趋同背景下，多样性显示出它的价值，在云南，尊重并保护各民族的语言，这是具有文化建设价值的最重要的实践策略，它会对云南多样性文化建构发挥潜在的基础性作用。
　　尊重并保护各民族的语言，必须有相关的民族语言政策支持和实际行为。民族语言政策主要指关于一个国家内部少数民族语言的政策，具体说，就是如何对待少数民族语言、如何规定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性政策。云南省教育厅2009年数据显示，云南省已有6000多所学校实现了普通话授课，对云南这样一个教育落后的省份，这一数据确实显现出一种可喜的转变。但问题的另一面，则是民族语教材和民族乡土教材的开发欠缺，这是让人遗憾的状况。另一方面，资金缺乏一直是制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一大障碍，目前国家的双语政策大多停留在理论上，因为真正实施起来会增加教学成本，很多地方的双语教学流于形式，根本原因是没有钱，一年级的教材编了，但是没有资金去编二年级的教材。这些现象说明，尊重并保护各民族的语言，在云南文化发展中，任重道远，需要做的事还很多。
　　2.在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交融中创造新的文化亮点
　　在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发掘过程中，我们不应当一味强化差异，人为增加其神秘感，甚至把少数民族文化置于汉族文化的对立面。不同民族的文化在表现形式和表述方式上固然存在差异，但我们必须看到，人类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相同的，如果否认人类普遍价值观的存在，一味极端强调差异，一方面会遮蔽不同民族文化在云南这块土地上和谐共存的漫长历史，另一方面，也无助于在今后的发展中共同前行。
　　可见，研究云南的民族文化，不能只关注少数民族的文化研究，也必须分析和研究云南汉民族文化，事实上，自有文献记载的“庄蹻入滇”以来，汉人入滇的历史就没有间断，只存在规模的大小之别。因此，云南的汉族文化与中原地区的汉族文化是一脉相承，共同发展。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汉民族与云南的少数民族漫长的交往中，华夏族直至后来的汉族夷化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文化融合不断发生，形成了亮点，其中的意义是无比巨大的。语言更是如此，没有新因素的补充它就不可能发展。现代汉语本身在形成过程中，不仅继承了汉语的固有特点，也吸纳了多种民族的语言因子。
　　与此相应，云南的少数民族语言其实也在这种类似状态中不断发展。“由于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远离中心的边缘位置，加之其他一些语言屏障，令汉语推行至此每每失去纯正，不可避免地掺入了大量使用民族的语音、语调、句法以及运用过程中一些不全然等同于汉语文化的对词义的理解方式，产生了佤汉语混合、傣汉语混合一类的双语混合现象。”[8]事实证明，这正是语言交融创造的新亮点。它的意义在多方面得以体现，比如文学创作，这是一种直接使用语言的活动，最能见证语言交融的力量。确实，许多少数民族作家使用了汉语言进行写作，而“正是在这种穿行中，少数民族作家可能发现了汉语的特殊性。一个人只有在掌握一门外语后，才可能真正意识到母语的特殊性，差异和对比使特性突出。……认识到这种差异，将异质带进汉语中，可能是少数民族作家对汉语写作的一种贡献。”[7]如前所述，语言是文化的符码，思维的载体，语言的交融必然带来民族多样性文化的发展，只要我们具有语言的平等意识和观念，而不是歧视的意识和观念，便会接近了规律和真理。在这个意义上，多民族语言与云南多样性文化建构，也就获得科学的支撑和内在的潜力。[参考文献][1]王文光，龙晓燕.云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概要[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
　　[2][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M]. 谢立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3.
　　[3][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范静华译.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马绍玺.在他者的视域中：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5]明江.云南现象：渴望从量变到质变[N].文艺报，2008-4-17.
　　[6]张直心.边地梦寻——一种边缘文学经验与文化记忆的探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7]张柱林.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写作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