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工”媒介形象建构的方法分析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2-0037-02
　　麦圭尔称媒介是“社会关系的中介”，通过大众媒介，意义被建构，这直接影响着受众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接受和实践[1]。近年来，诸如“临时工成为高危职业”、“发飙的总是临时工？”、“临时工，不是遮丑的万能膏药”等类似的报道遍布媒体，“临时工”这一群体也加入了媒介形象建构的焦点之列。究其本质，则体现在个别政府部门应对网络危机舆情时的词语匮乏，以及应对理念的落后和处理技巧的简单化和单向化[2]。那么，大众媒介是如何建构“临时工”的？媒体所建构的临时工形象是否合理？若有所偏离的话，应如何重构临时工的媒介形象？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以新华网为例，来分析网络媒体对临时工形象的建构，提出问题和相应策略。
　　一、研究原因和现状
　　研究原因：中国律师事务所欧阳华律师指出，“临时工”曾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区别于当时的长期固定工而言的一种用工形式，一般是指企事业单位临时聘用的临时工人，也包含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非在编人员[3]。而近年来，随着网络媒体的繁荣、民主意识的增强、公共危机的频繁，“临时工”已成为新闻界的一个敏感词，受众舆论中的焦点词，被赋予多种感情色彩和角色意义。
　　研究现状与问题：我国对临时工的研究多侧重于理论，呈现出泛化性。因此，我选择新闻传播这一领域，从媒介形象建构的角度入手，探讨网络媒体的新华网是如何对临时工媒介形象建构的？建构了什么样的临时工媒介形象？建构有无偏差？若有偏差，媒介应如何重新建构临时工这一媒介形象呢？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的选择。本文以新华网中关于“临时工”的报道为研究对象，选取时间段为2009年、2010年和2011年三年。这三年新华网关于“临时工”的报道共有246篇，去除重复消息，文中选取的样本共有166篇。
　　2.研究方法。杨孝荣认为内容分析是方法上注重客观、系统及量化的一种研究方法，它不仅分析传播内容的讯息，且分析整个传播过程。内容分析法是研究媒介形象的一种有效地方法，他的定量分析操作方便、有效且适合静态统计的研究[4]。因此，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分别从年度量化呈现、报道主题、报道领域、报道倾向和报道对象形态五方面来分析新华网对“临时工”的报道。
　　3.研究结果。2009～2011年中每年新华网中关于“临时工”报道数量的量化呈现。
　　年度量化呈现
　　年份（年）200920102011
　　数量（篇）424678
　　百分比25.3%27.71%46.99%
　　报道主题
　　序号主题类别频数占百分比%
　　1“替罪羊”、“挡箭牌”3018.07%
　　2市场就业2012.05%
　　3权益保障1710.24%
　　4待遇福利1710.24%
　　5违法犯罪137.83%
　　6高危职业116.63%
　　7事故伤亡106.02%
　　8素质95.42%
　　9贡献影响95.42%
　　10身份定位74.22%
　　11责任追究74.22%
　　12执法权63.61%
　　13管理机制53.01%
　　14官方行为53.01%
　　报道领域
　　领域
　　名称政治经济文体民生道德法律安全其它
　　数量252213271736154
　　百分比15.06%13.25%7.8%16.27%10.24%21.69%9.04%2.41%
　　报道倾向
　　报道倾向正面中性负面
　　数量219758
　　百分比12.65%58.43%28.91%
　　报道对象形态
　　形态群体个体
　　数量9472
　　百分比43.37%56.63%
　　三、临时工媒体形象的呈现、建构中存在的问题、重新建构的策略
　　通过对新华网关于临时工的116篇报道的统计分析可知，新华网对临时工的媒介形象建构起到重要作用。媒介形象是我们认识外部世界的重要桥梁和参照[5]。首先，在社会矛盾多发期，新华网把对临时工的建构放入了议程设置，引起社会民众对这一群体的关心与重视，体现了人文关怀。其次，新华网对“临时工”充当“替罪羊”、处于“高危职业”等热点现象的关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人们对公权力的批评和对弱势群体的同情。最后，新华网关于临时工的建构影响了受众对临时工这一群体的具体关注。可见，新华网在对临时工建构发挥了媒体的“环境再构成”功能，对受众认识临时工群体产生了积极作用。但其中仍存在很多不足。
　　1.新华网建构临时工媒介形象时所存在的问题。首先，媒介建构了一个非“常态化”的临时工形象，容易导致受众对这一群体定位有所偏差。大众媒介为我们所呈现的临时工形象并非是纯粹意义上的“临时工”，而是一个非常态化的临时工形象，大量存在于多个行业，并引发“临时工现象”。在一些涉及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突发事件中，“临时工”往往成为最后的责任人[3]。在对临时工的报道主题中，关于临时工充当“替罪羊”、“挡箭牌”的报道量最多，而对临时工的其他领域诸如就业、社保、管理机制方面的报道相对较少，偏离了对临时工“常态化”媒介形象建构的轨道，最终给受众呈现出一个非常态化的临时工形象。其次，对临时工媒介形象的建构处于现象层面，缺乏本质性的建构。通过分析可知，新华网对临时工的报道多数都停留在现象层面，多为浅层次报道，缺乏深入、全面的报道。首先，从报道主题来看，多集中于涉及临时工的社会现象或个体事件，是个现象的“大集会”。缺乏对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和解决措施的报道。再次，对临时工媒介形象的建构处于正、负面失衡的状态，忽略了临时工群体所做的贡献。由上可知报道倾向虽然是中性居多，但仍然具有明显的倾向性，正、负面的报道总量仍占41.56%。同时，正面、负面的报道也处于失衡状态，负面报道远远多于正面报道，而且报道主题中忽视了他们为社会做的贡献，这也不利于受众对临时工客观准确地定位。“真实准确、不带偏见地描述社会各个群体的社会生存状态以及积极引导舆论导向是每个媒体人的基本职业规范。[6]”最后，对临时工形象建构时过分侧重于个体的报道，缺少群体感。文中的统计结果表明，新华网 对临时工报道时选择的对象以个体居多，群体相对较少。诸如联防队员强奸案等都是针对个体所做的报道，类似的个案研究所建构的临时工形象并不具有全面性和代表性，这样对个案的集中报道，容易造成受众对临时工群体认识的偏差，致使整个临时工群体都带上了“替罪羊”、“素质低”、“易犯罪”的帽子，缺乏准确性和客观性。
　2.重新建构临时工媒介形象的应对策略。首先，应平衡报道主题和报道领域，使临时工群体形象呈现出“常态化”。大众媒介应以一个“常态化”化的视角来全面、深入报道这一群体。避免对临时工的某一现象进行扎堆性、追捧性的报道，诸如文中对他们成为“挡箭牌”的主题的大量报道就体现了这一趋势。究其本质，则因为个别政府部门应对网络危机舆情时的词语匮乏，以及应对理念的落后和处理技巧的简单化和单向化[7]。但并不是所有的临时工都充当“挡箭牌”，只是特殊阶段的特殊现象，谨防以偏概全。同时，大众媒介应深入这一群体之中，全面的报道它作为一种社会群体理所应有的各个自然、常态的领域。其次，给临时工建构一个合适的职业定位、身份定位，进行理性报道。所谓理性的报道，它是一种经过缜密的思考以后所作出的、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报道，同时又是一种从良好动机出发的、追求最佳效果的报道[8]。大众媒介在给临时工的职业定位时，容易走入极端化，把临时工完全定位为高危职业。应该重视临时工这一群体在社会中起的重要作用，给临时工营造一个良好、受人尊重的职业定位。同时，应端正临时工的身份定位，让临时工拥有平等的社会身份，避免造成他们的非“常态化”、“孤立化”、“特殊”化的心理阴影。最后，给临时工提供平等的话语平台和参与机会，展现这一群体的真实轮廓和内心想法。
　　大众媒介在平衡临时工报道主题的同时也要平衡话语权的分布。新华网对临时工的报道中，最大的弊端是没有给临时工平等的话语权，让其参与到媒介的报道中。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关注临时工的话语权与参与性是当务之急。诸如，在对临时工成为“替罪羊”、“挡箭牌”进行报道时，应更多的关注临时工群体面对这一状况时，所产生的反映、情感、意见、愿望等，是表现为积极地为自己辩解和维权？还是沦为沉默的螺旋？而不是一涌而上的报道他们的失语与被动，不去探究他们内心的真实轮廓和真实话语权。
　　“在我国，新闻传媒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扮演着社会良心的角色，对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表达具有当仁不让的社会责任。[9]”新华网作为大众媒介的代表之一，在对临时工媒介形象建构时更应该秉承这一原则。建构真实、健康的临时工媒介形象不仅是媒体的本职责任和追求，也是受众的心理期待和需求，更是对临时工这一群体的一种公平。
　　参考文献：
　　[1]（英）麦奎尔.大众传播模式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2]张玉胜.临时工何时告别顶罪的高危职业[J].中华魂，2012（7）.
　　[3]临时工[OL].百度百科，http：//.
　　[4]胡颖.传播学调查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传媒出版社，2010.
　　[5]王朋进.“媒介形象”研究的理论背景、历史脉络和发展趋势[J].国际新闻界，2010（6）.
　　[6]邓晓旭，张坤.留守妇女媒介形象——以中国妇女报为例[J].新闻知识，2010（10）.
　　[7]张玉胜.临时工何时告别顶罪的职业[J].中华魂，2012（4）.
　　[8]丁柏铨.论新闻传媒表达人民群众心声[J].新闻与写作，2007（3）.
　　[9]张蓓.女性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偏差塑造现象研究[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