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媒体时代公民新闻对网络暴力的问题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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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公民新闻”概念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主要定义一种普通公民参与新闻报道和新闻传播的行为。与媒体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的传统新闻报道相比，在公民新闻中，“公民们处在事件报道和传播的主导位置，他们主动就其所关注或经历的事件，通过网络以及其他方式进行公开报道或传播，或对已经公开报道的事件主动进行评论，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1]。
　　在Web2.0时代，公民新闻更多的与社会化媒体联系在一起。互联网即时交互的特点让公民自身构成一个完整的信息发布系统，从信息的采集、编写、发布到扩大化传播和互动，都由一个个相互独立的个体完成。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公民新闻在互联网信息传播平台中异军突起，甚至展现出许多传统媒体不可比拟的优势，比如重大事件的率先发布。
　　然而，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公民新闻毕竟是非专业人士的非专业行为，这就不可避免的滋生许多问题，网络暴力便是其中之一。网络暴力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行为失范，“是由于网络行为主体违背了一定的社会规范和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而在‘虚拟的电子网络空间’里出现行为偏差。[2]”网络活动的行为主体是网民，他们构成了公民新闻的传播主体，同时也构成了网络暴力的实施主体。
　　二、公民新闻对网络暴力的助长作用
　　公民新闻在传播过程中，会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状态下，对网络暴力的滋长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与传播新闻的网民个体有关，也与公民新闻得以传播的互联网环境有关。
　　（一）公民新闻传递信息的片面真实性，诱发网民的暴力情绪
　　新闻真实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不仅包括细节和现象真实，还包括整体和本质真实，后者更为重要。然而，在公民新闻的传播中，由于传播主体的非专业性，公民新闻在传播事实时，往往只顾及其中一个方面，或者只对自己的所见所闻进行机械式照搬，这就让受众失去了窥见事实全貌的可能性。而这些被传播者片面凸出的事实，可能正是网络暴力情绪的诱导因素。
　　尼尔·波兹曼在论证电视媒介对受众产生的蒙蔽作用时，提住了一个“假信息”概念，“这种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3]”假信息，更确切说是碎片化信息，让受众对信息的理解脱离相关语境，用部分认识代替整体认识，从而造成对信息的误读。这和社会化媒体时代公民新闻的传播特征有着惊人的相似。
　　2013年5月，有网友在微博上发布即时消息称，13岁女孩不慎将可乐倒在乡政府的用车上，随后该女孩被手铐铐住当街游行20余分钟。这是一则典型的公民新闻，先抛开事实真相不论，仅就内容而言，传播者片面凸显了女孩被铐手和被“游行”的场景，却忽略了对事件冲突原由的探析，由此调动网民同情弱者的情绪，并通过大规模转发，使个人情绪迅速扩大成群体情绪，造成的直接结果是网民对涉事乡长的无尽谩骂和声讨。
　　（二）公民新闻传受主体的非理性特征，加剧网络暴力
　　网民作为互联网上的成员就好比公民之于现代社会，他们已经成为互联网的主体构成部分，并日益摆出主人翁的姿态，公民新闻正是在这样一个人群中生成、传播。然而，虚拟社会中的网民与现实社会中的公民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因其身份的隐蔽性，呈现出情绪化、非理性、从众等心理特征，正是由于这些特征，再一次让网络暴力成为可能。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对群体的心理和行为有着深入的探讨，他认为，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便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种心理的突出特点是情感上的冲动、易变和急躁，以及思想上的非理性，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关键是取决于周围的环境如何。据此可对网民的某些行为做出解释，如果把网民看做互联网上的一个群体，很显然他们同样具有一般社会群体所具有的非理性特征，并且这些特征只能在互联网营造的群体环境下表现出来。
　　网络暴力事件的突出特征是语言的粗俗、暴力，而在现实社会中，很少有人会毫无顾忌地使用类似的表达，这就是网络环境带来的情绪化的体现。此外，网络暴力事件中往往会出现意见一边倒的趋势，比如可乐乡事件中对副乡长的谩骂，体现的正是互联网环境对网民意见的裹挟效应。一个本来就要素不全的公民新闻在互联网传播过程中就像滚雪球一样，经过网民情绪的不断加持，会迅速走向意见和情绪的极端化。
　　（三）互联网环境中的集体免责性，成为网络暴力的助推器
　　淫秽、色情、暴力、虚假等类型的信息，让我们不得不承认，互联网确实是一个不够秩序化、规范化的场所，同时，互联网由于自身的某些特点，也让对其规范化、秩序化的措施难以实施。
　　互联网给人最大的感受是“自由”，而支撑这一“自由”的恰恰是互联网的“隐蔽性”特点。就社会化媒体而言，信息的发布者大多是未经实名认证的普通用户，这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信息来源的不确定性，也导致互联网治理措施的受力点不明。另外，网络暴力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群体行为。勒庞指出，“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需要承担责任。[4]”群体中的个人会自然地产生这样一种集体免责的心理，互联网中的网民正是在抱着这样一种心理，让自己的行为超出了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底线，让网络暴力发酵成互联网上特有的暴力形式。
　　铜须门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被网民讨伐的网名为“铜须”的男子，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说：“我只能说让谁站出来谁都不会站出来，他可以在网上随便骂、匿名，但是如果涉及到法律，谁都不会承认自己骂过。”网络暴力像是一种情感宣泄，是一种依靠“人多势众”而进行的群体发泄行为，这也恰恰是制约公民新闻走向专业化、理性化的瓶颈。
　三、公民新闻助长网络暴力的规避措施
　　公民新闻由于传递事实的片面性，传播主体的情绪化、非理性特征，以及互联网环境下的集体免责性，使公民新闻在传播过 程中对网络暴力的滋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要对这一行为进行规避，也需从以上几个方面入手。
　　（一）强化对网民个体的媒介素养教育
　　媒介素养是人们对媒介的认知能力，其含义是一个不断拓展的过程，“从源自精英文化脉络、保护公众免遭不良信息的对抗和免疫式的媒介素养观，转变为对媒介的质疑和批判思考，并进一步拓展到以公众媒介参与为核心的研究范式”，“公众通过参与媒介表达自我进而参与社会是媒介素养运动的目标”[5]。社会化媒体中的媒介素养概念更加强调公民个体的参与性，公民有序、高效参与媒介活动的前提就是对媒介传播活动形成正确的认识。
　　在公民新闻的传播过程中，由于对事实的某一部分进行放大式传播，造成事实的片面真实，从而诱导网民的情绪走向极端，进而产生网络暴力行为。进行媒介素养教育不是为了把每一个参与者培养成为专业化的新闻报道人才，只是为了对他们的媒介参与行为进行规范化限制，把可能滋生的网络暴力现象扼杀在“摇篮”里。
　　（二）发挥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作用
　　“当某一群体事件发生时，当政府、专家、主流媒体等方面扮演的‘意见领袖’缺位时，公民新闻的第一现场亲历性新闻的及时传递就充当了‘意见领袖’的角色，自媒体未经把关的新闻评论成了受众第一认知的指导者。[6]”网络暴力的源头，也往往是这些“自媒体未经把关的新闻评论”，其个人的情绪化和非理性经过互联网的发酵，就转变成了群体式的情绪化和非理性。网民情绪的冲动、暴躁，思想的非理性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虽然根除困难，却可以通过引导加以规范。社会化媒体环境下，活跃的主体除了传播公民新闻的普通个人，还有依托传统媒体资源的新闻机构、有“大V”之称的意见领袖。与前者比较，后两者传递的信息更加理性和真实。意见领袖尤其乐意传播一种主观性的观点，由于这些意见领袖本身所具有的“成功特质”，这些观点往往被普通网民奉为圭臬。对于社会化媒体中的新闻机构而言，他们本身就是传统媒体机构的一种延伸，对引导公共舆论走向合理有序责无旁贷；对于“大V”意见领袖，他们由于自身影响力的强大，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化媒体使用者，在其大规模受众形成的同时就理应担负起相应的职责。所以，合理利用以上两种社会化媒体形式对普通网民加以引导，对遏制网络暴力、营造规范的互联网环境意义重大。
　　（三）推进互联网的法制化进程
　　在互联网信息传播的过程当中，集体免责心理之所以发挥效应，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制监管的缺位。大多数法律法规针对的只是个体行为，对于集体违规行为很少做出有效的规制。加诸暴力的公民新闻实质上是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滥用，需要更加具体和严格的法律法规加以限制。通过立法的方式对公民新闻的传播活动加以约束，无疑是治理网络暴力行为的有效措施。但推进互联网的法制化进程却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事实上，在现实社会中，尚有许多因法律缺失而产生的社会问题亟需解决，何况是以迅雷之势成长起来的互联网世界。但是，鉴于互联网对社会各方面产生的颠覆性影响，推进互联网的法制化进程又是刻不容缓的。
　　同所有事物一样，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的公民新闻会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助长网络暴力行为只是其带来的众多影响中的一个方面。可是这“其中的一个方面”却日益凸显成为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这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1]张羽，赵俊峰.我国公民新闻的发展现状与问题[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2]李一.网络行为失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吴燕莛译.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5]陆晔，郭中实.媒介素养的“赋权”作用：从人际沟通到媒介参与意向[J].新闻学研究，2007（92）.
　　[6]吴晓明.网络“公民新闻”的社会舆情解读[J].河北学刊，201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