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运用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对国际舆论内在的生成、发展、演变机制做出了较为系统的分析、论证。
关键词 国际舆论 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 建构主义
abstractthe paper is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as' theories of realism, liber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and makes a relatively systematic analysis on the forming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key words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realismliberalism constructivism
所谓国际舆论，主要是指国际公众、大众传媒、国际组织和一些非政府组织等对某一国家或地区事务/问题形成的相对一致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态度和信念的总和。国际舆论的生成、发展、演变涉及诸多因素，包括国际格局、国际社会环境、（国际主流）媒体以及意见领袖等，而国家关系中的相关理论成果，对于我们认识各种不同形态的国际舆论本质、深化国际舆论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将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经典研究范式——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以及新近崛起的建构主义范式对不同的国际舆论倾向性和国际舆论形态进行研究，同时希望能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引发学界、业界的进一步思考。
一、现实主义国际舆论观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古代发展到现今已涌现出多种理论派别，包括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提出的古典现实主义、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的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以及最近发展而成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初，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一直占据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的主流理论地位，认为：国际体系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各国都会为了实现以权力为中心的国家利益而斗争。而不管现实主义有多少理论派别，但其核心思想被继承下来，即都没有否认权力是无政府国际社会的核心变量。正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总结的，“世界政治仍是政治实体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争夺权力、威望和财富的斗争。①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舆论的影响主要是形成了现实主义国际舆论观，其主要表现在：
1、现实主义国际舆论观认为公共舆论是无知而非理性的，因而采取精英主义的立场。从“二战”结束到“越战”末期的三十多年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对公共舆论的性质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达成了“阿尔蒙德—李普曼共识”（almond-lippmann consensus），即认为民意是无知、轻率、非理性的，缺乏系统和连贯性，对外交政策的执行和目标的实现影响有限。由于现实主义（包括各种理论派别）一直占据国际关系中的统治地位，因此，现实主义影响下的国家政治精英和政权机构对国际舆论的关注度不够，只是在民主选举时（基于西方国家语境）才处于获得选票的需要而暂时重视公众的声音，以及从国际舆论中获得国际威望而显得重视国内和国际舆论。
2、现实主义国际舆论观认为，权力因素是国际结构的核心问题，一个国家的崛起必然会引发国际局势的动荡，甚至是冲突。就当前和可预见的将来看，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是无法否认的正确命题。有鉴于此，软实力较之于硬实力并不具备必然的优势，国际关系的核心因素还是建立在“硬实力”的基础之上；软实力以硬实力为后盾。正如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所指出的，软实力也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现实主义国际舆论认为，一国在国际关系中为了达到自身目的而营造的、可资利用的一种手段而已，这也说明只要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的制约因素始终存在，国际舆论对崛起大国的恐惧、怀疑等负面倾向的认知就难以消除。
3. 现实主义国际舆论观认为国际舆论/世界舆论②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持有权力或为了达到见不得人的目的而杜撰出来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主义者有否认国际舆论存在性的倾向。对此，汉斯·摩根索认为，也许（在国际社会上）存在一种“普遍的情感”，但它并不能制约民族国家的外交政策。他论述到：“对于一个主要从舆论调查来获取大部分信息的科学文明来说，世界舆论成为一种神话中的裁判者/公断人，而正如其他人一样，这个裁判者/公断人则会通过世界舆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支持自己的行动。对于大多数倾向于哲学思辨的人来说，‘历史的审判’（judgement of history)具有类似的功能。对于宗教人士来说，它就是‘上帝的意志’（the will of god）。”③因此，国际舆论是一个危险的神话怪物，因为有时它会对那些本来因普遍的反对而被阻止的富有野心的权力给予鼓励，有时它又会为强权和自私提供伪造的合法性——正如当今国际社会在某些时候所做的那样。④
二、自由主义国际舆论观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经历了一个从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乐观主义、19世纪的自由主义以及20世纪的威尔逊理想主义，到冷战后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演变过程，并形成了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相互论战、彼此争鸣的理论格局。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思想也相当久远。意大利学者但丁（dante alighieri）认为，对于人类来说，正当的工作应是发展知识和文化，一个和平的世界是这种工作的基本条件。许多法国人也提出了建立国际组织和推进和平的计划。他们相信，依赖外交、仲裁和判决可以实现永久和平。例如，埃默里克·克鲁塞（emeric cruce）相信多数人安于和平，强调以合作方式处理国际关系中的冲突，主张提高贸易商的地位，使其高于打仗作战的骑士（他们在和平年代用处不大，但危险不小）。他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因为根据实践的结果，他认识到这种做法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失大于得。英国教友派信徒威廉·佩恩（william penn）希望消除他所说的“鱼类逻辑”，即国家之间相互吞并的现象，提议欧洲各国君主摆脱自然状态，服从于有效的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体系。⑤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让那些主张强权、战争的现实主义理论家在国际公众中失去很多市场。很多国际精英人士开始支持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理想主义国际主张，即通过国际联盟实现国际和平的集体安全体系，强调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重要性以及道德和舆论对国家事务的影响，并确信世界公众舆论在建立和维护和平中的作用（他们并不否认权力的作用，只不过使权力服从于拥有权威的国际组织。）⑥
冷战的结束改变了既有的国际政治格局，欧盟的成立和运作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对国际关系发展的作用，使得人们重新开始认识国际关系问题。由此，新自由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认为国家间存在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强调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国际合作对解决国际问题、推动国际关系的重大意义。
总体来看，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舆论的影响主要是形成了自由主义国际舆论观，其主要表现在：
1、自由主义国际舆论观认为公共舆论是理性的，较为尊重和重视国际公众的意见。国际法院或国际议会的建立将依赖于公开的外交、舆论的力量和新闻自由，新闻自由能够支持合理的实际决策。⑦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倡议设立国际联盟，认为：“在此世界组织的监督之下，权力将臣服于道德之下，武力将受民意指挥”，“如果大众能获知正确的信息，战争就根本不可能发生。”⑧他在巴黎和会上曾指出：“整个条约（《国际联盟条约》）主要依恃的是一股伟大的力量，即全世界的舆论的道德力量——众目睽睽所产生的消除、澄清及强制的影响力……好让见不得阳光的事物，可经由世界人普遍加以谴责的万丈光芒予以适当的摧毁。”⑨
2、自由主义舆论观重视国际合作、国际制度的重要意义，认为国际社会可以通过良好的国际制度运作实现国际和平。从合作各方的相互关系来看，存在三种情形：①国际关系中的“霸权稳定论”也可以提供某些霸权国家治下的和平，如19世纪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和20世纪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在这种合作模式下，霸权国家维护整个国际机制的基本运转，小国、弱国通过接受现有国际机制而享受霸权国家提供的安全和经济福利，即可以 “搭便车”（free rider）。这是一种非平等合作关系的国际合作。②以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合作。这类合作超越了传统的合作空间和合作层级，上升到了彼此相依、共同发展、共享成果的较高阶段。③面对全球重大挑战而展开的国际合作，如反恐，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卫生、饥荒、网络犯罪以及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等问题而产生的国际合作。这些问题更多的是技术性问题，国际政治色彩相对较淡，可以借助于具体的需要或功能，通过加强合作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三、建构主义舆论观
长期以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占据着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地位（当然，新马克思主义或激进主义也具有重要影响，也是国家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之一）。但与此同时，非主流学派也开始迅速发展，批判理论、后现代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等纷纷向主流理论范式发起挑战。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理论也就是在这种争鸣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重要理论派别之一，其代表人物就是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一种社会性建构。对于国家行动的最高准则——国家利益来说，它是国家在国际社会实践中观念认知的结果，即不同的观念产生对国家身份的不同认知，而这种对自身身份的确认则导致对国家利益不同的认知和界定。一言以蔽之：观念建构身份，身份决定利益，因而观念建构利益。由此，我们就可以得知，观念成了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变量，是建构主义利益观的核心要素，发挥着“自我实现的预言”的作用。
那么什么是观念？建构主义的观念是个集体性概念，即是共有观念（shared ideas），而不是个体中存在的各不相同的观年，这种观念是主体间共识（intersubjective understandings），是共有的文化、共有的知识、共有的期望、共有的理解等。而身份的确定是由社会/群体的文化以及自身的观念建构而成的，并形成一种集体认同，从而最终影响自身作出的决定及行为。温特认为，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引向其逻辑得出的结论，即认同（identification）。认同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归入”他者。集体身份则是角色和类属身份的独特结合。而“角色身份（又）依赖于文化”，“存在于和他者的关系之中”。上述这种关系若用一个图线谱来表示就是：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舆论的影响主要是形成了建构主义国际舆论观，其主要表现在：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超越物质主义思想的认识视角，从社会性因素出发，如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等诸多因素的互动结构中来研判国际舆论的本质。
1. 从建构主义的结构层面来看，国际舆论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思想认知系统。首先是共有知识（shared knowledge），这也是最根本的因素。这里的“共有知识”，是指行为体在一个特定社会环境中所形成的共同的理解和期望。具体的文化形态，如规范、规则、制度、习俗、意识形态、习惯、法律等等，都是由共同知识建构而成的。⑩
就国际舆论对国际安全困境的认知来说，存在两种潜在的舆论倾向：一是，当国家间相互猜疑时，一方军事实力的增强就会令对方感到威胁，从而使对方也通过加强军备来应对这种危险。反之亦然。由此，国际舆论的认知结果就是国际安全困境的产生。二是，当国家间有着高度的相互信任时，即使它们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国际舆论认为也可以通过和平途径得到解决，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安全共同体的舆论倾向性认知。同时，建构主义国际舆论观也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可以建构一种观念结构，也可以分解这种观念结构，并建立一种新的观念结构与现实适应。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舆论支持美苏合作并组成反法西斯联盟，而随着战争胜利的临近，美苏利益冲突越来越大，彼此猜疑和矛盾促使战时的同盟分裂为两个新的对立集团：北约和华约。
2. 从观念的建构作用来看，国际舆论作为对国际事务、对各种国际行为主体等的态度、意见等，是国际公众、国际传媒等观念结构的外化，具有自我实现的特征。一方面，观念有时是在相互交往与社会实践中建立起来。例如，在各种公共外交中（孔子学院就是一例），双方的交流就可以让彼此陌生、没有共享观念的状态走向彼此有所了解、享有某些共识等。随着当前传媒
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以及各国对外传播的强化，国际公众间的交流、了解日益增多，他们之间具有的共有知识也在随之增加，“虽然不是全部，但确实是一大部分”。?輥?輯?訛另一方面，观念又是人们深层次思想中的信念、态度和情绪的综合体，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其改变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和过程。其中，信念，是指先在于人们将要接触的外在世界而在头脑中已经存在关于它的图像、信条、价值观等，是“共同享有的思维模式”。“它唤起每个人对于某种景色、某种家具和某些面貌的感情，……不需要追忆那些原始的形象就能唤起这些信念。”?輥?輰?訛虽然李普曼有时将其称之为“固定成见”，但信息对舆论产生的重大影响确实客观存在的。态度的表现则多种多样，“以言语形式的表达，构成显舆论；以情绪形式的表达，构成潜舆论；以规模行为来表达，构成行为舆论。这里容易忽视的是潜舆论……潜舆论不是一般的纯粹个人的情绪表现，而是指有着规模公众、既定舆论客体的情绪型意见，它预示着多数人的预存立场，并有可能进一步形成显舆论。”?輥?輱?訛
3.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国际舆论隐含着深层的文化向度问题。国际舆论的观念性、思想性、情感倾向性等特征说明，文化建构是其形成的一个重要机制。文化是“从历史上留传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之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人们借此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輥?輲?訛它“不仅仅是个体成员大脑中共有观念的聚合，而且也是‘群体支撑’的现象，因此从本质上也是公共现象。正是因为如此，文化形态才具有多元实现性质。”15在媒介全球化、传播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因素的作用在逐步的凸现，特别是西方文化在国际舆论中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成熟的话语系统，成为人们判断是非曲直的重要尺度，如西方文化中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的传统成为西方社会衡量“他者”是否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准，是西方国际舆论中文化因素的内核。
以上探讨的三种主要国际舆论研究进路为我们认识国际舆论生成动因和发展规律提供了理论框架。三者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有本质区别，又相互补充。因此，在对现实存在的国际舆论形态进行研究时，要综合运用，不可偏废。
注释
① see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60-67.
② 严格地说，国际（国家间的）舆论主要是指向国家作为舆论主体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舆论形态，而世界舆论的内涵和外延要宽泛的多，包括各种非国家行为体、非政府组织等。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世界舆论主要是指世界范围内人类所共有的价值观或基本意见，其主体主要是世界上大民族国家的抽象概念，一般不涉及政治影响，所以需要对国际舆论和世界舆论加以区分。但一方面，这种区分在现实中难以准确划定，二者有很多的边际重叠，另一方有鉴于国家仍然是当前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同时目前的国际舆论主要指向的是有关他国的事务，即国际舆论客体具有较强的民族国家属性，所以本文将两者视为通用概念，这也是目前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的意见。
③ christopher hill, “world opinion and the empire of circumsta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2, no. 1, jan. 1996, pp.112-113.
④ ibid, p.113.
⑤ 参见[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家关系理论》，阎学通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2页。
⑥ 同上，第16、70页。
⑦ 同上，第10页。
⑧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⑨ 同上，第34页。
⑩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11 同上，第200页。
12 [美]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林珊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7页。
13 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6页。
14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15 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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