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凤凰卫视节目《一虎一席》为例，分析了新闻谈话节目对中国公共领域建构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新闻谈话节目 公共领域
谈话节目是广受大众喜爱的电视节目形式之一。中央电视台开办的《实话实说》掀起了一股谈话节目的风潮。近几年，随着电视媒介的不断发展，涌现了《一虎一席谈》、《对话》、《鲁豫有约》、《艺术人生》等优秀谈话节目，各节目都已经有了相对固定的受众，节目的主题定位、语言风格也都已自成体系。随着谈话节目逐渐类别化、小众化，可将之分为新闻谈话节目和非新闻谈话节目两大类别。就新闻谈话节目而言，它对构建公共领域的积极意义不可忽视。
一、谈话节目与公共领域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哈贝马斯在其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了“公共领域”的概念。一般来说，公共领域是指一种“空间”的观念，这种空间多少可以提供一种自主与开放的公共论坛。人们可以自由接近使用这种空间，表达的自由受到保障。这种“空间”处在社会的“基底”和“顶层”之间，并且成为两者的中介。公共领域的观念符合更广阔的、当代的“公民社会”概念，它的存在自然地成为人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保障地带”。随着广播、电视的普及，大众媒介逐渐担当起意见讨论平台的公共领域的责任。
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提出媒介有冷媒介和热媒介之分，电视是冷媒介，它的低清晰度要求人们深刻参与、深度卷入。事实也证明，现在的观众也不再愿意安静地坐在电视机面前倾听观看，他们也要求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说出自己的故事，实现自身的接近权。电视为了提高收视率，满足受众的口味，也欢迎观众走到屏幕前，成为主动的传播者。越来越多谈话节目的出现，就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体现。而且，在传播学中传播效果研究的一个主要理论成果，就是承认人际传播在大众传播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发现舆论领袖的重要作用。在传播新的观点和信息时，人际传播能够有力的补充和强化大众媒介的传播效果，反之，大众媒介也可以帮助辅助扩大人际传播。新闻谈话节目正是将人际传播的形式与电视媒介有效结合起来，以达到传播的最佳效果。
如果从1993年上海东方电视台开办最早的谈话节目《东方直播室》算起，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至今已经走过了十多个年头，无论是节目数量、节目类型，还是选题内容、收视率都让人感到应接不暇。根据谈话节目的选题范围和内容，可以分之为新闻谈话节目和非新闻谈话节目两大类别。针对前者，钟新教授如此定义：“电视新闻谈话节目是电视新闻评论的主要表现形式。它指的是主持人与嘉宾或者观众围绕新闻事件或者热点问题所展开的分析和讨论，是电视媒体传播意见和观点的渠道”。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便是典型的新闻谈话节目，还有《实话实说》，、《对话》、《开坛》、《新闻会客厅》、《面对面》等。非新闻谈话节目则涉及的题材非常广泛，多见的是以人生故事为主要节目内容，比如《非常接触》、《8090》、《艺术人生》等。本文主要讨论新闻谈话节目在构建社会公共领域中的积极意义。
新闻谈话节目的价值不在于能否彻底解决那些矛盾和问题，而在于将问题公共化公开化。谈话节目的魅力就是当事人话语的魅力，它的力量来自于真实的思想、情感和观点的表达。它使得人们在交流的过程中，厘清问题的全貌，接近问题的本质，同时展示人的个性，折射出整个社会的不同状态。这也是新闻谈话节目所承担的主要社会责任。
二、以《一虎一席谈》为例分析
2006年开播的《一虎一席谈》，一直是凤凰卫视的王牌节目之一。从形式上看，它成功的最大地方就是巧妙地把谈话和辩论结合起来，把事件的冲突用辩论的形式彰显出来，把这种冲突化为连绵不断的谈话本身，其具有的刺激性很容易赢得吸引力。从意义上看，它建构了真正意义上的媒体公共话语平台，让现场嘉宾和观众一起对民众关注的社会热点多角度解读和阐释，以关系国计民生的大话题开启广阔的言论空间，客观上促进了社会各层面的交流和沟通。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曾说：“一虎一席谈所提供的话语空间是我们现代社会的普罗大众和媒体话语空间的高度拓宽，这种形式的突破是一个时代开放开明的重要标志。”
1.节目话题的公共性
为了研究该节目的特点，我们以2009年10月14日到2010年1月20目的播出节目为例：
(1)焦点性、新闻性。话题围绕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或者大家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展开，针对性强，容易引起公众谈论的兴趣。
(2)公共性。非以个体经历和生活为话题内容，而是从宏观角度选取经济、民生、教育环保等与公共利益休戚相关的话题，鼓励人们参与公共生活并对之进行讨论。
(3)开放性。话题不拘局限于国内焦点，而是放眼全球，不但用中国的目光看海外，也了解海外的目光如何看中国。
(4)思辨性。话题本身很灵活性，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结果，而且其本身已经引起一定争议，观众能在不同观点的交锋与碰撞中获得理性的
启迪。
可以看出，节目设置话题的公共性和开放性为《一虎一席谈》构建公共话语空间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而新闻性和思辨性，是它的主要特点。节目是以辩论形式的探讨进行，“这里不是一言堂，所有的意见都备受尊重”，这是《一虎一席谈》的宣传语，也是节目运行的的指导原则和特点。它颠覆了以往电视节目“传——受”的传播模式，拒绝了规定的宣讲内容，不仅让当事人有话说，让多元思想代表现场针锋相对，更赋予现场观众举牌示意、随时插话、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创造了一个平等而自由的言论平台。对该节目的准确定位是：大型抗辩式思想性谈话节目。
国内也有很多成功的新闻谈话节目，如《对话》、《新闻会客厅》等，对话题讨论的深度和广度上毫不逊色于《一虎一席谈》。就拿湖北大学生救人溺水这一事件为例。《对话》为围绕这一事件做了一期节目《永不断裂的人链》，请来当时救人的学生做嘉宾，并且制作微型沙盘，以便嘉宾讲述时观众更清楚地了解当时的情景。在主持人的循循善诱下，几个嘉宾当时的讲述非常清晰、真实，重现了当时救人的场景，给了观众不小的触动。但是现场整体气氛比较悲伤沉闷，嘉宾表现得有些被动，观众发言的机会很少。话题也延伸到了90后的思想教育和成长等问题，但是只是一笔带过，没有做深入讨论，整个节目效果不佳。而《一虎一席谈》邀请五位嘉宾围绕大学生、冬泳队、渔民、打捞公司以及相关管理部门等诸多方面讨论，现场气氛热烈活跃，不论是观众还是嘉宾，都踊跃表达自己意见，也正是在这样的争论过程中，观众的思路得到开阔，引发了对善与恶、罪与罚、义与利的深层次思考。如果说刚才的举例还不足以说明新闻谈话节目《一虎一席谈》对构建公共领域的意义，那么纵观《物业税该不该尽快开征?》《控制碳排放会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这两期节目，它选取的话题不但与百姓生活、公共利益息息相关，与而且涉及对中国税制、经济政策等宏观问题的讨论、对构建社会公共空间的作用积极明显。这两期节目中，邀请来的嘉宾有大学教授、金融家、民间代表，还有政府政策研究部门的官员。在交锋中，不同立场的观点都得到表达，质疑不断地得到回应和解释。不论是现场的观众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对政府的政策和经济方针有了深层次的了解，进而在实际的生活中对相关政策予以支持和拥护，这就是超越节目本身的延伸意义。
2.嘉宾发言的自由性和主持人的中立性
嘉宾和主持人的表现是该节目的重要看点。《一虎一席谈》每次请来的嘉宾，都是在现实生活中握有一定话语权的名人学者，或者是对该话题有深入研究和理解的专家和当事人。这些人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已经在扮演着舆论领袖的角色。他们对话题有着自己坚定的观点，并且具备优秀的表达能力，或者幽默风趣，或者咄咄逼人。他们能够在节目上畅所欲言，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总是说出精彩的言论和独到的见解。通过电视媒介的强大传播力量，他们的观点再一次得到大范围的传播。
相对于嘉宾，主持人胡一虎虽然说的话少一些，但是他的作用也很关键。有人指出：“《一虎一席谈》毕竟不是纯粹的辩论或者纯粹的访谈，而它的成功正是把访谈和辩论的形式很好的结合”。我认为这种观点不准确。在《一虎一席谈》中，访谈几乎看不到，辩论是主要内容。胡一虎作为主持人，扮演者中立的角色。他的主要作用是主持现场，介绍话题资料背景，把握现场的辩题走向，并对辩论节奏进行控制。他就像交响乐队的指挥，统领着全局。观众常常可以看到，胡一虎用幽默坚定的语言制止住某位嘉宾的发言，以便给别人更多的发言机会；或是挑起辩论双方的矛盾，促进正反方的针锋相对；或是用机智的临场反映能力控制已经过于火热的气氛。
从《一虎一席谈》能够总结出，理想状态下的新闻谈话节目至少可以发挥两个方面的作用。一、可以实现权力机构与公众、权力机构内部系统之间以及公众各群体之间的全方位沟通，使社会共中得以即使了解自己周围及社会上的各种变化，从而能够思考和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新闻谈话节目便于增强公众对于自身时事上能参与讨论的感知度，以提升其表达想法、参政议政的意愿和能力。与此同时，也可以提升政府部门的决策质量和直接发挥大众传媒固有的舆论监督之功能。二、当代文化的“世俗化”转向，使传媒更为关注“人”和“人的生存状态”。谈话节目有利于公众缓释精神压力，增强整个社会的联系，发挥其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减压阀”的功能。它通过正常的运作，可源源不断的释放出普遍性的关怀人、救助人和激励人的行为，使每一个平凡个体的生活挫折和生活困境都能因此得到消解和克服，从而在组织和个人之间提供一个支撑点，以满足社会成员心理上的需要的稳定感、安全感和归属感，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之力所不及。
在现实生活中，大众媒介所传递的理性和批判性的声音是构建中国公民社会的重要推动力量，电视谈话节目作为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形式，也将继续成为民众的公共话语平台，沟通上下，继续在公共领域的形成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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