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专家型知识分子积极介入传媒，以专业的视角针对新闻事件发言，解释社会现象，引导受众认知，但在介入传媒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应该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良性互动关系，才能共同提升媒介文化的品味，履行各自的社会责任。
关键词：转型时期 专家型知识分子 介入传媒
在我国，转型时期随着知识分子大批回归学院。知识分子呈现专家化的趋向，用金耀基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传统的圆而通的知识分子逐渐被纳入到学术的小格格里去”，专业化趋势成为知识分子发展的方向。近年来，随着大众传媒事业的蓬勃发展，知识分子常常作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以新闻点评人角色介入大众传媒，凭借专业知识针对新闻事件发言，专家成为知识分子进入媒体镜像的主要身份。本文分析了专家型知识分子评说新闻、介入传媒的各种现状，他们在媒体上的集体登场、何以评说、如何评说和评说背后隐藏的问题，反映了当前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合作过程中的复杂环境和关系。
一、专家型知识分子的集体登场
在西方，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发展趋向早已不是秘密。20世纪70年代，丹尼尔·贝尔曾指出：“后工业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其主要问题是要有足够数量的受过训练的具有专业和技术能力的人才，而其主要资源是它的科学人员，科学家、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技术官员在社会政治生活所起到的主导作用。”法国学者福柯将知识分子分为两类：普遍知识分子和专家型知识分子。在他看来，1968年以后，普遍知识分子已经转变为专家知识分子，“从呼风唤雨的启蒙英雄，转变为专业领域里局部知识的专家”。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显现出与西方相似的分化发展趋势，在知识体制内部，大批知识分子开始从“公共空间”退守学院内部。从广场退回书房，从庙堂退回讲坛。知识阶层逐渐分化，演变成为社会政治、科技、法律、教育、文化体制中的专业人士。分化了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专家型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大众媒体的一个大众传播符号(意见领袖)出现在公众视域之中，新闻事件的评说、社会现象的分析、网站的论坛、报刊的专栏专访、电视节目中的嘉宾讨论、辩论会等，专家言论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在新闻报道中。记者不但在新闻性强的消息报道中引入专家的观点，还热衷于专家访谈或特约专家参与新闻评论，一时间，专家成为各个媒体抢占的智力资源，他们既是对专业有独特爱好的知识者，同时又积极的介入社会公共生活，针对各种突发的新闻事件、流行的社会现象发表专业意见。
二、专家型知识分子何以评说新闻
有关研究显示：专家身份是知识分子出现在媒体的主要角色。社会转型期间，专家型知识分子在媒体上的兴盛的原因很复杂。首先，我国知识体制的专业化发展方向，在体制内部，原先统一的知识场域被分割成一个个细微的蜂窝状专业领地，知识按照严格的学科分工建制进行生产和流通，知识分子在媒介场域中发言，其专业知识被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下考虑，为社会问题提供深人的、多维的视角；其次，对于媒介而言，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传媒首当其冲被裹胁到各种社会问题的风口浪尖，记者编辑需要对各种突发的复杂社会现象做出解释和分析，而他们自身不可能是通晓所有领域的全才和权威，惟有依靠各方面专家的支持和智力资源满足社会的期许，履行社会职责；第三，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公众而言，在社会大量而分散的信息和重大的事件面前，大众显得迷茫。人们需要专家学者的介入，帮助他们对纷繁复杂的信息进行分析、评判，引导受众认识社会问题。对公众来说，知识分子的意见并不一定作为定论，而是为他们更深入的了解问题的性质、专业的资讯，为最终做出理性的判断选择，提供可能性条件。
三、专家型知识分子如何评说新闻
1.解释新闻事实、提供理性意见
专家来源首先的身份是评论者，大多数的专家是以评论者角色出现的。有研究显示，在新闻报道中，专家成为仅次于官方来源的新闻来源，在科技、环境／气象、医疗，卫生、经济等专业性报道中，专家来源所占比例最高。专家的特殊优势是他们可以从专业的角度内行的、深入的分析新闻事件中反映的问题的症结所在，他们在长期的专业研究中对本专业问题有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有些人已经成为本专业学科内部公认的权威和领军人物，是各个领域最有发言权的群体，本着对专业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对社会负责的心态，他们乐于将自己的见解公布出来，为公众提供行为参考意见，为社会决策层提供理性参考意见。
2.作为意见领袖、平息纷争
专家型知识分子常常作为社会公认的意见领袖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以专业知识引导公众。社会转型期，传媒的市场导向引发了媒体新闻大战，新闻炒作、假新闻、扑朔迷离的新闻事件层出不穷，当媒体为吸引眼球大势炒作新闻的时候，受众却陷入信息风暴的迷雾之中。霍尔说新闻事件必须确保其叙述来自于“被普遍接受的来源”，而与权力建制相比，专家成为最后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来源”。2007年轰动一时的“华南虎”事件中，当虎照真假难定、人们议论纷纷时，有关专家站出来凭借专业知识一锤定音，使事件最后尘埃落定。
3，展现现实思考和思想研究成果
知识分子作为专家与传媒合作，就新闻事件发表意见、参与公众生活同时，也可以展现他们对现实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最新的学术思想研究成果。“两耳不闻窗外事”、“躲进小楼自成一统”的学术研究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知识分子的“人间情怀”常常促使他们走出学院里清幽的“小阁楼”，有意识间断性的对社会介入和表态，观察的视界延伸到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借助传媒平台表达他们对社会的深刻洞察和深入思考。例如近年来电视真人秀节目、相亲节目频频激发知识分子的言说欲望，朱大可、许纪霖、刘擎、李银河等知名学者都参与了讨论，他们从各自专业出发提出的评论观点犀利、敏锐而
前沿，其新闻点评价值不仅仅扩展了新闻报道的深度和广度，而且在同一个新闻事件中折射出不同学科领域的观察视角和最新思想研究成果，这样的集体讨论为学术走向大众、走向民间，激发公众对学术的兴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体现了知识分子服务于社会的价值。
四、专家型知识分子新闻评说中凸显的问题
1.专家言论和身份引发公众质疑
专家常常被认为是相关方面的权威人士，但是专家“在媒体上说错话、说假话、说外行话大出洋相”，便会引起社会公众的质疑。有研究者发现当前媒体上的各种专家言论虽然表面上很兴盛，但背后隐藏的问题也已经凸显出来，如专家的姓名不详、面目模糊，可信度受到怀疑；各种专家在媒体上泛滥成灾，专家水平良莠不齐；专家的言论往往立场不明，角色不清等。
近年来。专家学者的言论开始遭到公众越来越多的质疑，一些知识精英与资本精英融为一体，并且借助媒体力量为资本造势。在资本的诱导下，部分知识分子打着中立权威的旗号，漠视民意，恣意妄言，不惜充当资本利益的传声简，导致普通大众对“知识精英”的不信任甚至敌视。此外，在媒，介报道中，专家来源不仅为资本权力说话，也往往代表政府发言。在美国，smith在分析1989年阿拉斯加油轮漏油灾难事件报道时发现，各报最经常出现的21位科学家中，有18位是政府工作人员或已和政府机构签约为其工作者。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的研究显示，专家来源的意见被用来支持官方看法，而那些与官方倡导内容相左的意见即使出现，也往往遭到边缘化的处理方式。在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消息源仍然受到上述因素的制约，知识分子的新闻点评其实也是在“跑马圈”以内的言说。
学者的身份质疑，在媒体上频繁出现。在媒体上露脸的知识分子通常富有盛名，但很难确定他们就是各学科内部的代表人物和菁英分子，对新闻事件发表意见的专家学者，在专业领域内有时并非权威；另外一种更为严重的情况是媒体中出现的“伪专家”，在一些商品广告中，普通人伪装成专家骗取公众的信任，已经大大伤害了专家的整体信誉。2008年5月9日《武汉晚报》登载一条新闻说，市民江先生无意中发现两家电视台的药品广告节目中，作客的两个不同姓名、不同病科的“专家”，相貌惊人相似。记者分别联系两位专家，均无法与记者见面，从报刊登载两个广告中的照片看，相似度极高，可基本断定为同一人。显然出现在广告中的人并非“专家”，不良商家打着“专家”的名号和幌子欺骗公众，媒体把关不严充当帮凶，“专家”造假，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2.高度“集中”的专家话语霸权
不管是平面媒体还是电子媒介，作为专家出现在媒体上的知识分子都惊人集中。笔者统计发现：《南方周末》和《中国青年报》上经常出现的知识分子以人文社科类知识分子居多，自然科学知识分子非常少见，他们大多来自北大、清华、人大等知名学府，余华、陈丹青、李银河、孙立平、贺卫方等人经常作为重要的评论援引对象而出现。少数知识分子的高曝光率，凸现了少数知识分子所掌握的媒介话语霸权问题，他们只是为数众多的各学科专家中的极少部允，却因为文化资本和社会声誉的积累，以及与媒介形成的良好关系而成为众多知识分子的代言人，而其他多数知识分子被媒体忽视和屏蔽，其媒介话语权力受到限制。
如此集中的专家名录说明媒体的确拥有自己常用、独有的“专家资源库”。实际上从事每个领域报道的记者手上都有一个“专家电话簿”，如北京青年报要求记者至少有四五个专家朋友，遇到突发新闻时，积极向专家咨询。早在2002年，《南方周末》已经创建了一个完整的专家资源库：共350人，分经济、文化、城市、新闻四个分库，这些专家的共同特点是“强烈认同南方周末理念，并且能够提供信息与理论支持的人士”。
记者在采访中倾向于寻找那些配合采访的专家，所谓的配合，即专家乐于与媒体打交道并乐于就公共事务公开发表意见，同时发表的意见又常常吻合新闻报道的隐含倾向，这样专家受到记者的青睐，成为新闻发生后的评论人首选。记者们纷纷将易被采访的专家吸纳到“专家电话簿”中，这些专家在媒体上出现的几率越来越高，这种“良性”循环使记者和部分专家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新闻媒体上出现的专家学者也越来越集中。而被淘汰的专家通常是不按记者意图表现、特立独行的另类专家，通常在几次与记者不太愉快的合作之后被打人另册，久而久之，媒体在每一领域新闻报道中呈现出的专家向少数人集中，他们表达的观点也大致趋同，在某种程度上，范围狭窄的专家来源和未经辩驳的观点，很难意味着独立专家话语的开始。
3.专家充当“快思手”与传媒合谋
而另一个潜在的隐患是专家在新闻点评过程中充当布尔迪厄所说的“快思手”角色，专家与传媒的关系异化为“合谋”。“快思手”源于布尔迪厄质疑电视节目的时间限制内那些专家学者们是否能够真正思考，并说出一些有见地的见解。事实上在我国，专家以隐秘的方式充当媒体“快思手”的情况并不鲜见。
通常情况下，对于一般新闻而言，这些专家并不是自己主动与媒体联系发表意见。比如电视部门掌握着一本通讯录。其名单永远不变，电视节目若涉及俄罗斯，找x先生或太太，涉及德国，就找y先生。这些媒体常客，随时可以为媒介效劳，时刻准备制造文章或提供访谈。有调查显示：57.5％的专家意见倾向于支持、解释新闻中所蕴含的价值倾向，专家学者被培养成媒体的训练有素的“发言人”，他们很快掌握了新闻场的隐秘规律，随时准备接受采访，不用深思熟虑就能口若悬河，抛出一连串四平八稳、妇孺皆知的观点。而在有些情况下，记者采访专家纯粹是虚张声势，他们心中对新闻事件已有价值评判和具体观点，只需要一个专家的身份来对号入座发表符合他们意图的意见。很多言论在发表以前就已经得到了共识——这些观点在主流文化中已经得到承认，在新闻场即时性要求的挤压下，专家学者乐于重复既定的观点。甚至有的时候，当记者和专家都很忙，记者与专家形成了默契，可以“越庖代厨”的只需要借用专家的名号，代表专家发言，这样，专家心甘情愿成为被媒介利用的“媒介符号”。重要的不在于专家说了什么，而在于被访者是否是专家。事实上，专家的话语内容可预见性非常之强，从这个角度看来，知识分子的话语完全淹没在媒介话语之中，谈不上独立性。
大众媒介与知识分子某些特殊群体合谋的一个结果是：媒介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圈内”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过度表达，映衬着知识分子总体上的表达不足，也映衬着其他社会边缘阶层的无所表达。媒介与知识分子杯揣不同的目的互为工具、合谋共生，这种关系无法保障学者传播学术的初衷，最终可能走向异化。不同的媒体和新闻记者往往会为了支撑自己的说法而寻找不同的专家消息来源。很多言论在发表以前就已经得到了共识，专家学者乐于重复既定的观点。记者凭借这些工作就顺利完成了新闻报道，得到稿费和奖金，扮演“发言人”角色的专家学者则提升了知名度。
4.专家意见被误解或歪曲
知识分子的声音和表达一般重严谨、冷静、理性和深刻，而大众媒介追求市场和受众的扩大，重煽情、极端、偏激和轰动效应。新闻快速生产、新闻产品言简意赅的“新闻场”规律实际上与“学术场”的内部静默深思、严谨科学的生产机制是存在很大矛盾。知识分子与大众媒介的力量的悬殊，知识分子的声音很容易遭到篡改和歪曲。在知识分子呼吁某些复杂的新闻事件发表意见很难用简短的几句话阐述清楚的时候，记者则强调新闻稿件要求快速成稿，语言简练，这样造成现实中很多问题的凸现。
有的记者和编辑对专家言论理解不够全面客观，生吞活剥、囫囵吞枣、断章取义，在新闻报道中误解和歪曲专家的本义。2006年，四川成都某报以大篇幅刊出新闻称北大教授张颐武说：“一万个孔子不如一个章子怡”，引起国人激愤。其实张颐武原话是“孔子代表着我们国家一种传统、高端的文化，须借助章子怡、姚明等大众文化代表得到更好地传播。”原意经过媒体“采编”和“技术处理”后，观点被歪曲支解，与原先的大相径庭，张颐武面对不知情的公众的谴责，又无力与强大的新闻传媒相抗争，只有悲愤的表示：“和媒体一味断章取义相比，我像一个弱者。”大众传媒利用相对垄断的资源肆意行使权力，对采集的观点做“技术处理”，以迎合自己的报道方向，小则“断章取义”，大则“媒体暴力”。因此布尔迪厄也悲叹：知识分子介入大众媒介的代价，“就是要经受一种绝妙的审查，一种自由性的丧失。”
现在社会上的许多学者观点争议，有的是学者自己表达不严谨造成的；有的则可能是媒体记者在不了解学术观点全貌的情况下，错误的将学者表达的只言片语刊登在新闻媒体上，从而引起了公众的误解。因此，新闻记者在采访报道的时候，必须征求学者的意见，主动请学者把关，必须注意学者是在何种情况下表达自己的学术意见的，了解其中的真实含义，不能哗众取宠、断章取义，更不能进行歪曲性报道。
专家型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主体力量，知识分子专业化成为大势所趋。贝尔、古尔德诺等人在现代西方知识分子专业化的图景中，看到的不是知识分子地位的下降和衰落，而是知识分子上升为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阶层。随着科学技术威信的上升，各种专业知识成为治理社会权威所在，知识分子更应珍视对社会事务发言的“专家”身份，捍卫学术环境的自主性和专家言论的正当性。在与传媒的权力博弈中，专家型知识分子应清醒的认识传媒、积极自觉的面向和应对传媒，正确的利用传媒发言，保卫知识分子媒介表达和媒介言说的健康环境；而对于传媒而言，专家是当代社会智识阶层的主要代表，滥用媒介权利使专家沦为媒介的传声筒和附庸，是对专家的不尊重和对受众的欺骗，也无益于传媒自身的长远发展。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只有互，相尊重，站在正确的基点上建立良性互动关系，才能共同提升媒介文化的品味，履行各自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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