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农民工与市民在城市生活中信息传播关系、以及时自我身份以及对方身份的认知与想象为出发点，指出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身份是他者，市民时农民工的想象也是作为他者的想象，农民工的自我体验使得他们在乡村生活和城市生活中均有了他者的感觉。因此，建构乡村与城市之问的良性互动关系，理应从农民工群体和市民群体的社会心理建构出发，从信息传播的过程中逐步实现。
关键词 他者身份他者想象 农民工 市民
乡村传播视野下的农民工与市民层面的群体与个体的传播过程，就实质而言是城乡一体化建构的平民视角交融乃至融合的问题。二者之间的信息传播与交流，不仅仅是传播者的主位与客位相关，与传者与受者自身的教育背景、成长环境、个体及群体的人生阅历、社会经验、职业类别、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年龄层次等因素不可分割，也与作为首先在制度上成为市民的“城里人”群体的群体性格有关，这一群体的开放度，接纳度对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活中的群体社会心理、情感体验、城乡之间的人性化交流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农民工群体自身的综合素质的积累和改善、在城市生活中生活和工作技能的日益提升，对二者的良性沟通的作用也至关重要。换言之，构建良性城乡一体化之传播关系的社会场景，在现实层面需要关注的是：作为农民工的城市“他者”之身份如何得到认同、“他者”之“社会在场”如何得到人性化和制度化的维护。学术层面则需要思考：大众媒介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功能和定位问题，以及城乡一体化与大众媒介产此化之关系；乡村传播学如何在城乡一体化社会场景中拓展自身的研究领域，以成为传播学在中国的本土化的社会实践和
学术探索，
作为城市的他者，农民工与已经成为城市“主人“的市民，在相互的社会经验和人生背景中，有诸多的难以认同性，如文化程度、职业特性，如生活习惯、言淡举止等等。作家孙慧芬把“农民上进城看作一种精神上的突围，这样的突围不仅仅属于农民工，它属于社会上每一个或强大或弱小的个人，只不过农民工进城是我们这个时代巨大的现实。说到底，城市在乡下人那里，不过是一个理想、梦想、充满诱惑的陷阱。这并不是说城市有多么不好，而仅仅是说理想在你实现时，它又跳到了你的彼岸、远处。”。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描述了农民工进城的社会心理过程，也印证了市民接受农民工进城这一巨大社会现实与社会场景的社会心理过程，换言之，农民工的进城不仅仅是农民工群体的精神突围，也是城市市民群体的另类精神突围，二者正在共同经历着作为城市的“他者与自我”和作为乡村的“他者与自我”之间的精神裂变，城乡一体化这一重要的社会场景之一城市中(城乡一体化之乡村场最在这里暂不做讨论)，对他者的想象与对自我的认同共同演绎着城乡一体化之城市的社会形态与场景。
一、他者身份与自我体验
身份认同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启蒙时期。在欧洲商人和军队进行海外扩张和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欧洲知识分子开始构建欧洲的身份，非欧洲“他者”的在场起着关键的作用。将“他者”视为边缘和低等，强调自己的中心地位是欧洲身份构建的主要策略。这也是后来身份认同的一个特点，即强调自己所拥有身份的优越性，排斥与自己不同的人和人群。政治权利尽管使每个人都成为了公民，但公民的实践含义并没有随着农民的进城而延展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但是他们在城市的日常生活实践却是他们与城市接触的大多时问和空问。
根据对农民工城镇归属感以及相关概念的分析和理解，可以将进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划分为两大相对独立的层面——地域意义上的城市归属感和群体意义上的城市归属感，或日对城市的地域归属感和对城市居民的群体归属感。前一层面主要是从经济和物质等客观条件角度进行分析，后一层面则侧重于从社会和思想心理、文化观念方面展开分析，两者相对独立但并非彼此孤立，更不相互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甚至有一定程度的交叠，共同构成了本文研究的进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地域归属感和群体归属感，是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所需要直接面临和解决的制度化和社会心理问题。
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屏蔽并没有决定农民工与市民在城市生活中的空间秩序。城市之他者与自我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空间界限，城市自我之身份的确定也是在城市他者之群体的参照下才得以确立的，城乡之他者与自我之间的自然确立。尽管是制度性和组织化的后果，但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也并没有消除他者与自我社会心理之差距。
调查显示，。城市他者之农民工群体在漫长的几十年的城市生活中，以群体的日常生活模式置换着或者是缩小着他者与自我之间的空问距离和心理距离。“北京不是我们家的，是所有人的北京，任何人都可以来，都可以居住，都可以生活”，这是采访中听到某一市民群体的声音，也是农民工群体的主导声音，所谓自我只是因为他们比较早地居住在城市，作为他者只是农民工群体晚一些来到了城市，社会群体便从习惯上首先认定了在城市这一社会场景和生活现实中二者身份之差异。
那么，对乡村生活而言呢?是否乡村的自我农民群体与乡村的他者市民群体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差异，也需要在空间秩序和日常生活实践中逐渐消除呢?如何将城乡之间的他者与自我之关系进行重新定位，以平等的传受意识和权利体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场景，或者会成为理性呢?是否由此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城乡差异之社会心理因素和情感因素呢?
在调查中，和比较年轻的农民工接触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和城里人有太多的差距，包括服饰和平时的一些日常活动，以及一些流行语言的使用，仅从外形和行为进行判断已经没有明确的标志了。这样的人口流动过程模式其实是在对社会、政治、经济、及其外在环境做出反应后逐渐适应的结果。这也是一种不断融合调配的过程，在这个融人的过程中，他们在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思维模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人际交往，社会心理，逐渐适应了城市的生活逻辑，适应了城市人的生活方式，也同时在发生着剧烈的观念转变。
但是这种漫长的流动和适应过程，主要是伴随着在对“他者身份”的想象和对自我体验的习得中。但是这种想象与城市主体本身和市民自身的实践生活逻辑和模式之间的差距依然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信服并追求城市文明的农民，欣赏并实践城市生活的农民，缺乏信息关怀和情感抚慰的农民，怀着戒备心和恐惧感的农民，不信任城里人。不信任城市这一社会组织的农民，在城市的行为方式可能会有千差万别。而他们在城市的再社会化过程中，初次遇到的负面或正面情绪，会对他们日后解决类似问题的行为模式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力或者成为城乡一体化的促进力或者成为阻碍力。
城市的生活空间是所有人的生活空间，并没有群体和个体的差异之分。城市的生活逻辑因了制度化的影响，而使得少数群体得以在时间上、资源上、社会背景、个人经验上获得更大的优势，也奠定了他们在社会心理上的自我为主的心理优势，需要城市生活的农民，依靠自己的双手，诚实而勤劳地叩响着城市的太门，用最为实在的方式为城市建设贡献着自己或者是微薄力量，这些力量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城市的生活逻辑和制度逻辑依然不认可他们，他们的想象依然是一种对城市“所有者”遥远的想象，他们的自我体验依然是建立在朴素的日常生活之上。而市民由于生活和工作范围的限制，对农民工群体同样存在“他者”想象之问题，这种想象来自于简单的日常接触、周围人的信息和媒介的信息，在这样的现实社会语境中，他们依靠社会制度和文化程度所赋予他们的想象逻辑。辅助以简要的个人和群体生活体验，实践着他们对农民工的想象与社会体验。如何消除这二者的想象和群体体验之间的差异，理应是社会组织层面、制度体制层面需要直面的现实问题。这不仅关系到城市社会诸种关系的整合；还关系到城市社会和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他者在场与他者想象
相关调查显示，64.7％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是普通的打工者，13.5％的人认为是拥有部分非农业收入的农民，而认为自己是农民工的所占的比例只有3.8％。，与此相对应的是，在老一代农民工中，虽然大部分的人认为自己是普通的打工者(所占比例为56.1％)，但有22，9％的比例认为自己是农民工，比新生代3.8％的比例要高很多。但认为自己是“拥有部分非农业收入的农民”和“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农村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要比老一代的比例高。新生代和老一代对自己的身份大多都归于普通的打工者。是否还应再将“农民工”三个字用在新生代身上，是一个值得疑虑的问题，因为他们自己对这一称谓的认同度已经很低。。换言之，他者尽管在城市生活中依然在场，参照物却已发生转变，他者的参照点是作为城市自我的市民群体的生活模式，城市的他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在场已经使得他们与乡村的自我身份之间发生了裂变，精神突围已经完成了，城市他者的社会身份自然得不到他们的认同，这一群体既不属于乡村生活的自我，也不认同城市生活的他者角色，那么他们究竟是他者还是自我呢?
调查中发现，被调查的农民工普遍认同自己是农民，几乎无一例外。不管是低级打工还是高级打工，包括公司白领、小老板，甚至包括已经在城里购买住房的人，异口同声都说自己是“农民”。没有稳定的预期，农民工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他不知道能不能在城里待下去、待多久，所以他要做出两套生活安排。把不多的钱用在两处，要维持两处住房、两套生活用品，还要做好准备随时应付两种生计手段，想得多的人还要考虑参加两套社会保障系统。更不利的是，前景的不稳定使他有很大的投资顾虑，他在物质投资上缩手缩脚，在人力投资上游移不决，因为他不知道投资是否有足够时问收回。不仅是本人在技能培训上的投入，甚至在子女教育上，他也～直拿不准主意，应该让他们上使用全国统编教材的打工子弟小学、还是上使用特有教材的城市正规学校?在社会交往和社会网络方面，他也不得不同时顾及两套生活前景的需要，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城市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适应上。”。在这种自相矛盾的生活场景中，农民工不仅需要对市民这一他者进行想象，还要对自身所谓他者在乡村生活的预期进行设想。“我”在城市，但是“我”日后要回到乡村生活，因此要想象一下“我”在乡村的“他者”该如何生活?
而城市市民的自我设定。是与乡村生活的自我为潜在前提的，城市农民工的自我设定，是与城市市民的自我设定为潜在前提的，当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自我认同更为明确的情形下，这一飘荡在城乡之问的群体之内部分化便可能会造成潜在的社会问题。本调查显示，在城市生活的时间和被调查者的年龄，使得农民工这一群体在城市生活中的分化现象已经逐渐成形，老一代与新生代之间对乡村生活的记忆与认同、对城市生活的接受与体验、对城市本身的接纳度等诸方面都表现出鲜明的差异来。对城市他者的想象，主要大众媒介的报道倾向和内容有关，而大众媒介的把关者主要由城市市民群体构成，也自然而然在想象中农民工群体当作是城市生活的外来者、潜在威胁者、扰乱社会秩序者等。这也加大了城市他者与自我之间的心理距离。
乡土记忆、城市期望与城市体验，影响着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感受和社会心态，而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等制度化因素强化着这种心态，使得他们在面对城市社会的市民时，会因为各自的境遇不同而有所差异。
因此，我们首先应该提出信息关怀这个概念，政府要建设电子网络信息，在大的流动中心，放置电子设备，随时更新，公布不同的岗位需要的人数、工种、知识水平等，专门提供给他们这样的信息渠道。因为没有这样的信息渠道，或者是通过熟人，或者是通过一些不准确的信息，在受骗之后，对城市的疑惑很容易演变为不信任和抵触，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其次，城市应该建立拥有的城市品格，敞开胸怀，接纳这些外来人口，将他们纳入社会的正常轨道上来，这样才可能避免熟人群体和人际网终演变而来的一些社会群体，而这些社会群体如果成为了农民工信息的主要来源，会造成许多社会问题。中国的农民工有前途是因为他们走出了乡村区域心理的阴影，经历了在城市生活中没有根的历程，才可以更进一步消除区域心理阴影，更好地与城市生活融合，也才可以更客观地看待乡村生活。
在公众的观念上(社会观念上)，包括城里人和农民工，在第一印象中就将这两者(自己或对方)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这是一种历史中形成的一种潜意识。这种潜意识不仅影响每个人的身份认定，同时也影响了社会叙述话语他者在场得不到充分理解，他者想象却在被无限度地放大。经济地位、文化程度、空间隔离、农民工进城时间、普通话水平、劳动时间等这些要素是构成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传播关系构建和双方彼此间的在场与想象的主要影响因素。
如何消除他者在场与他者想象之间的差异，首先要通过城乡一体化的传播理念，倡导人人可以获得平等权利的理念，在大众观念上、舆论上消除对于城乡不同人群(尤其是处在城乡夹缝中的“农民工”)具有歧视性的身份认同。重点要在传播内容、传播机制、传播渠道等方面逐步转换观念，并对相应的传播效果进行测定。其次，通过户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政府投资与服务等政策与制度的调整，在实际生活与工作中为双方建立平等统一的生活与工作环境，是他者真正成为城市生活的出席者，而不是被想象者。
调查显示，北京目前的市民们大致都属于第二和第三代的城里人(即往前数两代或三代才能算是农民的身份)，即使他们的学历高，社会地位高，经济地位也高，他们没有过丝毫的和农民深入打交道的切身体验，基本不了解农民，他们站在社会的中上层，即使清楚地看到了存在的问题，也只是纸上淡兵，隔靴搔痒。所以，农民工人想真正融人到他们为之工作和贡献的城市中，还要依靠自身素养的提升，缓解他者在场与他者想象之间的差异。在距离变化感受差异的调查中，有研究者认为：“较多的农民工认为他们与市民距离呈现缩小趋势，但越来越多的市民认为他们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扩大了。”“差异性态度可能是交往期望差异造成的。整体上看，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呈现扩大趋势。社会距离扩大的原因除了与双方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文化差异、空问隔离、交往频率等因素有关系外，还与城市人口规模变化、政策调整和流动人口犯罪有关系。”
完全消除在场与想象之间的关系，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通过良性传播过程使得城乡一体化在和谐有序的时间和空间秩序中进行。就实质而言，个体的社会身份与社会归属问题。涉及到的是整个社会对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社会政策、社会管理等各个层面在何种层面上允许作为个体的人自由地行动、而这种自由的行动是否可以当作是社会整体发展的一种标志性行动呢?希望通过城乡一体化的乡村传播学解读，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回答这一问题。
以农村流动人口这一宏观背景为研究领域，选择作为个体的农民工与作为个体的市民之间的传播关系为切入点，不仅可以清晰地剥离出乡村传播学的一种研究思路——微观视野上对城乡之间流动的人群的一种面对面研究，而且在对其传播关系的分析和建构中，剖析了其传播视角、传播行为、传播态度、大众传播的综合行为、传播渠道、传播效果，并从社会身份的认同角度，以“他者”想象”，“他者”缺席、“他者”在场以及自我体验和社会体验中的自我认同之关系。解读了同样作为“他者”的农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之间的深层心理结构和社会距离，这种深层的心理结构折射出的不仅仅是社会阶层的简单划分，也不仅仅是制度上的排斥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这个社会在长久的文化培育中，作出的一种潜意识的选择。而在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中，社会距离是用以表明社会上人与人间社会关系方面彼此感觉到的距离。社会距离量表由许多问句组成的，以显示被调查者对别的团体或他人所接受的程度，此量表反映两者间的社会距离关系。这里所说的社会距离更多的是侧重于由深层心理结构而导致的社会心理距离，更多地包含有人文精神的含义。
其次，从中国当代社会的传播语境出发可以发现，城市化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的主要特点在于：一是初创时期的商业化而非工业化的基础；二是社会制度的限制与行政规划的设定性；是与上述两个特征相对应的是城市化制度上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身份的限定。这三个特征使得中国的城市化始终以一种行政区划的模式进行，这种行政模式在当代社会传播语境中引起的直接后果便是作为弱势群体的传者与受者与社会主流的传播环境越来越远，由于文化教育程度低、经济收入低、使得二者之间的传播关系的良性构建成为极有可能在未来成为阻碍社会整体和谐发展的动因之一。
从中国当代社会的传播语境和城乡社会的一体化发展出发，在描述和解读了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之间的传播关系的现状之后，可以由此提炼出乡村传播学的相关理论，这些理论不仅对乡村传播学学科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而且对于与中国当代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整体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还可以及时地呈现出中国当代社会中集中凸显的社会问题，为从社会各阶层和谐的传播关系的构建提供及时的实践思路和理论路径。
调查中发现，被调查的农民工普遍认同自己是农民，几乎无一例外。不管是低级打工还是高级打工，包括公司白领、小老板，甚至包括已经在城里购买住房的人，异口同声都说自己是“农民”。没有稳定的预期，农民工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他不知道能不能在城里待下去、待多久，所以他要做出两套生活安排。把不多的钱用在两处，要维持两处住房、两套生活用品，还要做好准备随时应付两种生计手段，想得多的人还要考虑参加两套社会保障系统。更不利的是，前景的不稳定使他有很大的投资顾虑，他在物质投资上缩手缩脚，在人力投资上游移不决，因为他不知道投资是否有足够时问收回。不仅是本人在技能培训上的投入，甚至在子女教育上，他也～直拿不准主意，应该让他们上使用全国统编教材的打工子弟小学、还是上使用特有教材的城市正规学校?在社会交往和社会网络方面，他也不得不同时顾及两套生活前景的需要，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城市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适应上。”。在这种自相矛盾的生活场景中，农民工不仅需要对市民这一他者进行想象，还要对自身所谓他者在乡村生活的预期进行设想。“我”在城市，但是“我”日后要回到乡村生活，因此要想象一下“我”在乡村的“他者”该如何生活?
而城市市民的自我设定。是与乡村生活的自我为潜在前提的，城市农民工的自我设定，是与城市市民的自我设定为潜在前提的，当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自我认同更为明确的情形下，这一飘荡在城乡之问的群体之内部分化便可能会造成潜在的社会问题。本调查显示，在城市生活的时间和被调查者的年龄，使得农民工这一群体在城市生活中的分化现象已经逐渐成形，老一代与新生代之间对乡村生活的记忆与认同、对城市生活的接受与体验、对城市本身的接纳度等诸方面都表现出鲜明的差异来。对城市他者的想象，主要大众媒介的报道倾向和内容有关，而大众媒介的把关者主要由城市市民群体构成，也自然而然在想象中农民工群体当作是城市生活的外来者、潜在威胁者、扰乱社会秩序者等。这也加大了城市他者与自我之间的心理距离。
乡土记忆、城市期望与城市体验，影响着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感受和社会心态，而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等制度化因素强化着这种心态，使得他们在面对城市社会的市民时，会因为各自的境遇不同而有所差异。
因此，我们首先应该提出信息关怀这个概念，政府要建设电子网络信息，在大的流动中心，放置电子设备，随时更新，公布不同的岗位需要的人数、工种、知识水平等，专门提供给他们这样的信息渠道。因为没有这样的信息渠道，或者是通过熟人，或者是通过一些不准确的信息，在受骗之后，对城市的疑惑很容易演变为不信任和抵触，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其次，城市应该建立拥有的城市品格，敞开胸怀，接纳这些外来人口，将他们纳入社会的正常轨道上来，这样才可能避免熟人群体和人际网终演变而来的一些社会群体，而这些社会群体如果成为了农民工信息的主要来源，会造成许多社会问题。中国的农民工有前途是因为他们走出了乡村区域心理的阴影，经历了在城市生活中没有根的历程，才可以更进一步消除区域心理阴影，更好地与城市生活融合，也才可以更客观地看待乡村生活。
在公众的观念上(社会观念上)，包括城里人和农民工，在第一印象中就将这两者(自己或对方)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这是一种历史中形成的一种潜意识。这种潜意识不仅影响每个人的身份认定，同时也影响了社会叙述话语他者在场得不到充分理解，他者想象却在被无限度地放大。经济地位、文化程度、空间隔离、农民工进城时间、普通话水平、劳动时间等这些要素是构成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传播关系构建和双方彼此间的在场与想象的主要影响因素。
如何消除他者在场与他者想象之间的差异，首先要通过城乡一体化的传播理念，倡导人人可以获得平等权利的理念，在大众观念上、舆论上消除对于城乡不同人群(尤其是处在城乡夹缝中的“农民工”)具有歧视性的身份认同。重点要在传播内容、传播机制、传播渠道等方面逐步转换观念，并对相应的传播效果进行测定。其次，通过户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政府投资与服务等政策与制度的调整，在实际生活与工作中为双方建立平等统一的生活与工作环境，是他者真正成为城市生活的出席者，而不是被想象者。
调查显示，北京目前的市民们大致都属于第二和第三代的城里人(即往前数两代或三代才能算是农民的身份)，即使他们的学历高，社会地位高，经济地位也高，他们没有过丝毫的和农民深入打交道的切身体验，基本不了解农民，他们站在社会的中上层，即使清楚地看到了存在的问题，也只是纸上淡兵，隔靴搔痒。所以，农民工人想真正融人到他们为之工作和贡献的城市中，还要依靠自身素养的提升，缓解他者在场与他者想象之间的差异。在距离变化感受差异的调查中，有研究者认为：“较多的农民工认为他们与市民距离呈现缩小趋势，但越来越多的市民认为他们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扩大了。”“差异性态度可能是交往期望差异造成的。整体上看，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呈现扩大趋势。社会距离扩大的原因除了与双方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文化差异、空问隔离、交往频率等因素有关系外，还与城市人口规模变化、政策调整和流动人口犯罪有关系。”
完全消除在场与想象之间的关系，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通过良性传播过程使得城乡一体化在和谐有序的时间和空间秩序中进行。就实质而言，个体的社会身份与社会归属问题。涉及到的是整个社会对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社会政策、社会管理等各个层面在何种层面上允许作为个体的人自由地行动、而这种自由的行动是否可以当作是社会整体发展的一种标志性行动呢?希望通过城乡一体化的乡村传播学解读，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回答这一问题。
以农村流动人口这一宏观背景为研究领域，选择作为个体的农民工与作为个体的市民之间的传播关系为切入点，不仅可以清晰地剥离出乡村传播学的一种研究思路——微观视野上对城乡之间流动的人群的一种面对面研究，而且在对其传播关系的分析和建构中，剖析了其传播视角、传播行为、传播态度、大众传播的综合行为、传播渠道、传播效果，并从社会身份的认同角度，以“他者”想象”，“他者”缺席、“他者”在场以及自我体验和社会体验中的自我认同之关系。解读了同样作为“他者”的农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之间的深层心理结构和社会距离，这种深层的心理结构折射出的不仅仅是社会阶层的简单划分，也不仅仅是制度上的排斥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这个社会在长久的文化培育中，作出的一种潜意识的选择。而在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中，社会距离是用以表明社会上人与人间社会关系方面彼此感觉到的距离。社会距离量表由许多问句组成的，以显示被调查者对别的团体或他人所接受的程度，此量表反映两者间的社会距离关系。这里所说的社会距离更多的是侧重于由深层心理结构而导致的社会心理距离，更多地包含有人文精神的含义。
其次，从中国当代社会的传播语境出发可以发现，城市化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的主要特点在于：一是初创时期的商业化而非工业化的基础；二是社会制度的限制与行政规划的设定性；是与上述两个特征相对应的是城市化制度上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身份的限定。这三个特征使得中国的城市化始终以一种行政区划的模式进行，这种行政模式在当代社会传播语境中引起的直接后果便是作为弱势群体的传者与受者与社会主流的传播环境越来越远，由于文化教育程度低、经济收入低、使得二者之间的传播关系的良性构建成为极有可能在未来成为阻碍社会整体和谐发展的动因之一。
从中国当代社会的传播语境和城乡社会的一体化发展出发，在描述和解读了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之间的传播关系的现状之后，可以由此提炼出乡村传播学的相关理论，这些理论不仅对乡村传播学学科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而且对于与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整体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还可以及时地呈现出中国当代社会中集中凸显的社会问题，为从社会各阶层和谐的传播关系的构建提供及时的实践思路和理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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