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学视角浅析手机媒体的公共信息平台作用

　　【论文关键词】： 传播 学 手机媒体 公共 信息传播 厦门px事件

　　【论文摘要】：手机媒体开始作为大众传播工具逐步走向公共信息传播的 历史 舞台，在2006-2007年度的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的公共信息传播表现则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文运用传播学相关理论探讨手机媒体在厦门px事件的不同发展历程中所体现的特点和作用，揭示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平台的潜力和优势，为开拓民意表达和政府信息发布寻找一个崭新的渠道。

　　近年来，手机媒体迅速发展,手机媒体传播已经逐步走向了从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的历史进程,从而成为新兴的公共信息传播平台。

　　随着人类 社会 的逐步发展，“信息社会”成为人类文明的新时代, 而“信息时代”则是指社会个体在生活、工作中可以及时得到所需的所有信息, 这样的社会可称之为“充分告知的社会”( sufficiently informed society) 。[1]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需要好的制度, 还需要有相应的信息平台保障。

　　从报纸、广播、 电视 等传统媒体的发展到“第四媒体”—互联网的崛起，公共信息平台逐步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而尚在争议中的“第五媒体”—手机媒体也因其强时效性、信息落点明确、交互性等特点开创了 民主 社会意见表达的新渠道和官方与民间良性互动的新方式，当仁不让的成为“信息社会”公共信息平台的有力承担者，尤其是在近些年来一些突发性公共信息传播的表现来看，手机媒体的应用将成为实现“信息社会”的必然选择。

　　我们将从传播学的角度,以2006—2007年的厦门px事件为例分析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作用和特点。

　　一、手机媒体与公共信息传播

手机最初的功能只是通话的工具, 是人际交流中重要的传播媒体。然而, 随着手机用户的快速增长以及手机技术的迅猛发展,手机逐渐显现出大众传播的性质和特点。时至今日, 从人数来说, 全国已经有超过4.6 亿的手机用户。[2]从技术来说, 手机也已经昂首进入了“3g( 3generation) ”时代。3g 手机是手机发展的国际化趋势, 它能够轻松完美的在手机上实现文字、图片、音频、视频、web页、 电子 邮件、实时影像、实时语音等各种多媒体功能。3g手机堪称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媒体, 它融合了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诸多特点, 同时还具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便携、互动、定向。因此, 有学者将手机定义为多媒体的、交互的, 可以随身携带的大众媒体。[3]

　　手机媒介基于其锁定目标受众精确,信息抵达率高,传播速度快,可信度高等特点,实现了 新闻 信息在社会中的迅速传播。因而,在传播学视野中,我们将手机定义为有意识的或专业化的传播者,以多媒体为表现手段,向特定的或数量众多的对象大规模传播信息的电子媒介。[4]伴随着使用人群的扩大和功能的多样化,手机突显出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的传播特点,建立起独特的信息传递模式。

　　从手机媒体的产生到手机媒体的逐步发展，它作为大众传播工具在公共信息传播领域的作用开始逐步为人们所认知。

　　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毁、伊拉克战争爆发、非典疫情蔓延，许多人出于及时获得信息和远距离交换声像的需要，普遍使用手机短信，并将数码摄像机（dv）与网络传播结合起来使用。从那时起，一个主要用来说明手机媒体的新名词“第五媒体”便在我国迅速流传，手机媒体开始被看作是继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后正在兴建的公共信息传播高速公路。

　　2007年3月起所发生的厦门px事件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px原指厦门海沧二甲苯(para-xylene)化工厂,其延伸意在于该种化学元素对厦门所造成的 环境 污染以及对厦门和邻近区域人民所构成的健康危害。然而，随着事件的近一步发展，px被解读为“保护厦门”（protect xiamen）的第二含义。在此事件中, 政府决策与民意表达这两个因素之间发生了较大的冲突。当官方信息渠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不足以满足信息需求及传播需求，而“第四媒体”互联网所谓的“完全自由表达”也受到了限制和质疑的时候，手机媒体成为了公共信息平台的承载者。

　　为传播学者所关注的是，在厦门px事件中，不仅民间力量的大声疾呼选择了将手机媒体作为其民意表达和广泛传播的重要手段，在作为官方力量的厦门市政府从最初的信息解释、与民间力量的沟通、组织民意 调查 以及项目缓建的暂时决定到将化工厂迁至漳州古雷半岛的最新决策，也都选择了将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

　　通过解析这一事件的发展进程，我们将对手机媒体所起的作用进行梳理，可以看到这一公共信息平台对于建立官方和民间的良好互动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为公共事务的民意参与、社会动员以及纠纷解决、失误救济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样本。从而体现出手机媒体在应对公共信息传播中的特点和优势。

　　二、从厦门“px”事件中的不同阶段，解析手机媒体在 公共 信息 传播 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1、传统大众媒体的失语及原因

　　2006年5月起，居住在厦门市海沧区大型楼盘——未来海岸的业主们开始发现“未来海岸”成为了“味来海岸”，不远处开始飘来浓重的酸臭味。业主们通过询查惊讶的发现，在他们的居住区旁边将形成一条庞大的石化产业链——一座年产80万吨的对二甲苯(para-xylene)化工厂将开始兴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运用qq联系和团结附近户主，在当地的两家房地产论坛上不停发帖以示抗议，但帖子一发出去就被立刻删除了。他们随即向海沧区政府和环保局发去投诉信，无效。2006年7月他们给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改委寄去投诉信，得到了《关于腾龙芳烃（厦门）有限公司80万吨/年对二甲苯（px）及配套工程项目的核准的批复》。与此同时，他们还拨打了多家媒体热线但答复均为不予报道。随即，传统大众媒体开始“一边倒”的为政府及企业辩护，宣传“px无害”的环评观点。

　　根据大众传播学中对于媒介控制的相关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和政府的媒介控制是媒介控制的主要方面，其中包括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内容的传播。[5]在厦门px事件中，业主们的呼声得不到有效的传播，集中表现在传统的大众媒体，如：报纸、广播、 电视 等不予报道上。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因与政府之间保持着密切的从属联系：由政府领导、受政府监管。因此，必然将保证在舆论导向上与政府的高度一致。反而言之，当政府的决策和 管理 出现了失误和漏洞时，传统媒体不能够及时的表现出监督和纠错的能力，即使该能力得以发挥，也存在着很大的滞后性。

　　利益群体和 经济 势力的控制则较多的体现在房地产网站和相关网站上，当标榜“自由表达”的互联网也受到了牵制和束缚的情况下，“意见的自由 市场 ”成为了虚幻的“乌托邦”。

　　大众传媒的 新闻 报道中引以为傲的“把关人”则成为了制约言论自由的樊篱，在保证新闻质量的取舍过程中，传媒组织所形成的“关口”也成为了迎合主观的报道方针，舍弃和拒绝某些新闻素材的关键之所在。

　　2、手机媒体的运用开创了新的媒介格局

　　在传统的大众媒体集体失语，而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也受到严格限制：禁止或删除反面意见的情势下，手机媒体成为了“自由”及“自主”发言的唯一渠道，成为实现“言论自由”的唯一手段。当民意诉求再次陷入困境的时候，短时间内一条短信的广泛传播引发了该事件的关注升级，“百万市民共发一条短信”导致px事件迅速走向白炽化。“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冲突引发了官方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对峙。

　　尽管早在两会期间，就有《中国经营报》和《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对厦门px项目提议迁址一事做过报道，而舆论的强势则肇端于2007年5 月28 日前后，厦门市民手机里突然出现的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这种巨毒化工品一旦生产，意味着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一百公里以外开发，我们厦门距此项目才十六公里啊！⋯⋯”

　　由于短信内容事关自身的健康和安危，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这一信息在厦门市民间不断转发、流传，据称有百万厦门人收到并传播了这条短信。尤其在当地媒体传达着同一个声音，为px 项目的合理及合法性做竭力的申辩的时候，手机媒体成为可以容纳异议和争辩的重要场所。希布坦尼的研究表明，有关危机和谣言的传播会对之产生影响，“尤其在媒介来源被剥夺或减少的情况下，不确定性将导致人们更积极地去从非媒介信源寻找信息” 。[6]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信源成为公众信息获取的主要途径。

　　麦克卢汉曾说“媒介是人的延伸”。报刊、广播、电视事实上是和人分离的, 以电脑为终端的互联网, 实际上是把人给“淹没”的。手机媒体的诞生真正实现了人和媒体在时空中的无缝连接, 让人感觉拥有和控制媒体的能力:媒介既不是和人分离也不是主宰人, 而是“ 人的延伸”。[7]手机媒体作为一种完全以个体为中心构造的媒体，在传播公共信息中体现了突出的优势，如：（1）传播主体的自主性。当其他媒体面临壁垒和被动时，手机媒体的自主性则实现了信息的自由传播，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的延伸”。（2）高度的便携性。手机媒体与人之间几乎相伴相随的密切联系是其他媒体望尘莫及的。这也实现了手机媒体所传递信息的高时效性。实现了人与媒体的高度合一性。

　　正是在这种举步维艰的信息传播进程中，手机媒体的应用推动了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另辟蹊径，开创了民意表达和舆论力量显示的新途径。

　　3、“意见领袖”在手机媒体中的力量显示

　　在这一事件中以人大代表曾华群为代表的公众舆论、以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玉芬为代表的专家意见、以连岳为代表的民间组织和倡导言论的作用都体现出了在手机媒体的信息传播中“意见领袖”同样非凡的力量。而更为重要的是，“无名氏”通过手机媒体完成了信息传播以及民众组织的行为。

　　两会期间，105位政协委员（包括人大代表曾华群、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玉芬）齐声呼吁，联名签署了“关于厦门沧海px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而这一消息和“议案”的详细内容则在第一时间通过手机媒体进行了民间传播。专栏作家连岳通过连续在博客上发表文章，呼吁厦门人打破当地的信息封锁，展开自救。而著名的“厦门市民12条”也是通过手机媒体进行广泛传播的。当所有的积极力量开始着力于冲破信息防线时， 社会 各个阶层的“意见领袖”当之无愧的成为了这场革命的急先锋和领导者。

　　6月1日,当几千名厦门市民汇聚在“散步”现场,以“有纪律、无组织”的温和游行示威行动表达争取权利的决心和凝聚力时，厦门市民、乃至全国更广大地区的民众，表现出了完全具备推行更充分 民主 政治 必须的公民素质。而这次大规模的“散步”活动也是在手机媒体的平台之上，由无数“无名氏”推行并号召的。

　　在12月中旬举行的厦门 历史 上“第一次大规模的 公共 座谈会”中，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代表的厦门市民踊跃发表了理性而专业的意见，让人们见识了惯为官方忽略的民间智慧。在此背后，是手机媒体、网络媒体公共搭建的交流和互动平台，削减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阶层距离，从而实现了“智慧”与“力量”的联合。

　　4、手机媒体的信息传递有效性

　　手机媒体信息落点明确,极大地提高了 传播 效率，手机的私人拥有使手机媒体传播信息论点明确, 可以直接关系，从“百万人同发一条短信”和“六一散步”事件的高号召力中就可见一斑。

　　受众接触和使用媒介对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具有一定作用,但信息在多大范围、多大程度被接受或吸收,即信息有效性,则取决于它与特定受众之间的匹配。[8]手机是私人工具,在十分相知的人们之间最能发挥功能,因此,传受双方通常依附于原有的人际关系和 社会 关系(或原有人际关系的延伸) ,这种非制度性传受关系使得其可以跨越大众传播中存在的社会障碍和 心理 障碍,具有高可信度的心理优势。而手机媒体的传播活动又具有极强的随意性和可控性,可以随时根据对方的反应,修改、补充传播内容或改变传播方法,这也是手机传播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它大幅度地影响了信息传递的有效性。

　　可信性（credibility）包含两个要素，第一是传播者的信誉；第二是专业权威性（expertness）。[9]在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的重要传播平台，恰好具备了“信源的可信性效果”的两个要素。手机媒体的传播大多具有社会关系的相关性或者身份的可识别性，在“传播者的信誉”上具有别的媒体所不具备的亲和力，而“意见领袖”尤其是专家学者的介入，使“专业权威性”得到了最广泛的信赖和认可。

　　手机媒体所进行的传播活动还具有反馈及时、互动高效的特点，这一特点加剧了信息传播者之间的意见交换，形成了“意见的自由 市场 ”，从而有利于达成共识，形成“舆论”。

　　5、手机媒体所开创的自由表达空间

　　当政府运用各种媒体表达一方观点，如：《厦门日报》等重要大众媒体发表相关评论、政府公开网站的通知、公安局公告和政府发放的宣传册等方式企图压倒反方观点时，手机媒体打破了“沉默的螺旋”理论，实现不同声音的意见表达。

　　手机的普及创造了打破信息垄断格局的可能性,信息工具向个人手中转移,手机用户个体的交流空间日益延伸为社会信息交流的公共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播格局。而如果“去中心化”的个体“众声喧哗”,无疑将动摇传统大众媒介的权力基座。[10]在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信息的迅速及大量扩散表明,手机短信虽然“同样不具有大众传媒的权威性,但其传播途径沿着扩展了的人际传播网络进行,具有较强的说服性,而且由于发送效率增加,一个信息接受者可能收到多人发出的相同信息,更增加了信息的感染性。”这也警示了如果大众传媒与大众社会自我绝缘,最终将难以胜任媒介公共产品所应有的职能。

　　在“散步”事件之后，厦门市公安局迅速做出反应，要求游行组织者三日内自首，否则追究刑事责任。同日，《厦门日报》发表名为《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评论，厦门的其他媒体也相继动作，发出反对信号。

　　当代表社会普遍声音的传统大众媒体通过营造“意见 环境 ”来影响和制约舆论的时候，当 “意见气候”和“多数意见”对“少数”或“劣势意见”产生压力的时候，“沉默的螺旋”却失效了。这是由于手机媒体信息的传播者身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从而保证了意见信息的独立性和持续性。

　　6、民间及官方运用手机媒体所做的“议程设置”

　　随着关于“px有害”的短信在以厦门为中心的区域内广泛、迅速的传播，“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以厦门市民为核心的公民维权意识开始萌发，人们逐渐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并形成了反对在海沧地区建立化工厂的共识。

　　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 新闻 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salience）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以及其重要性的判断。[11]5 月28 日至6 月8 日期间《南方都市报》、《成都商报》以及中央 电视 台等新闻媒体都对厦门px事件做了相关的报道和评论，手机媒体也传达了与这几家媒体较为一致的公共信息。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特别是新闻、时事与评论的生产有能力将公众的注意力聚焦于一系列获得解释与受到限制的、经过选择的问题，同时忽略其它的问题”。[12]在与厦门px事件相关的手机媒体消息中，人们的目光开始集中于“环保”和“民意”这两大主题。从而引发了政府和民众关于民主政府、议事程序、决策论证和媒体沟通的共同思考。

　　否认剧毒传言，平息舆论纷争是官方议题建构的两大主题。官方机构通过运用手机媒体进行公告和声明，随时通知关于项目决策的相关信息和论据，掌握在手机媒体上的主动权，建立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打破手机媒体上的单方面信息传播，以信息的对等和客观尽量争取公众的认可和支持。

　　三、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中的应用。

　　手机大大拓展了现代人的生存空间,社会中离散个体的多元化和“去中心化”进一步消解了“大众”的概念,提供了媒介使用者发挥自我能动性的可能,传统传播中“中心—受众”二元结构因而受到了深刻的影响。[13]

　　在手机引领的交互时代,个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因交互而得到改变,进一步促进了传播格局的变迁。传播权的普及有利于公众得到更多更全面且多元化的信息,并能向公众传达自己的意见，更主要的是,它意味着公共信息政策的相应变革。

　　手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大众 传播 平台上传播控制与传播层级的划分。手机的信息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人际传播的基础上,其私人化和隐秘性的本质使得信任度高,传播效果明显。而互动性则使用户既是接收者又是传播者,单向的传播方式开始转变为网状的交互性模式。参与式的信息交流 环境 使手机用户处在信息传播权与信息接受权平等的位置上,而传播权的普及有利于公众能够得到更多全面的多元化信息,品头论足、针砭时弊都变得简便可行。这些优势使手机在行使大众传播的模式时必然带来巨大的影响力。

　　手机建立起了一种平面化、无层次、无壁垒的传播环境，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 社会 层级划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诸如国务院各部门公开发言人名单及包括手机号码在内的联系方式,“市长短信”的出现,不仅代表着原本高不可攀或者隐秘的社会 管理 层级走向社会公众可以触及的领域,同时意味着迅速沟通的契机,一种公众信息至下而上,快速流通渠道的建立。[14]

　　基于手机传播的特性，手机信息平台在引导舆论方面，比传统媒体更人性化，具有更强的亲和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其他大众传媒的不足。手机 公共 信息平台的作用，也并不只局限于特殊时期、特殊事件时的运用，事实上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制度化建设推动政府工作的改进，特别是政府的信息公开，促进信息社会的健全。

　　而手机平台提供的公共信息服务也必然会向移动 电子 政务方向发展。移动政务意味着公众也可以在各种场合利用移动 通信 终端随时办理各种事务。有专家称，移动政务是电子政务发展的必然趋势。建设一个“充分告知的社会”是信息社会的一个目标，而被充分告知的个体，还有责任做出自己的反馈，对政府的决策发表自己的意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15]作为一种高互动性、高参与度的媒体，手机在公共信息平台建设方面，其功能显然不是单向地提供政府信息，它也可成为公众意见的一个汇聚渠道，一个民意的 调查 渠道。
　　如果可以充分开发手机公共信息平台的互动功能，那么，不仅可以促进政府决策的 民主 化，也可以促进社会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与习惯的形成，这种作用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但手机媒体作为新兴的大众传播工具，也逐渐显露出自身的一些弊端和不足。如：“把关人”功能的弱化所带来的信息权威性和可靠性的质疑；手机大众传播信息的定向性违背了人际交流对于“安全”和“隐私”的需要；“手机病毒”和“手机流言”也是削弱手机信息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总之, 对于手机媒体, 我们应对其进行合理的引导和有效监管,使这一媒介成为传播公共信息、建立官方和民间的良好互动的渠道，在实现公共事务的民意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失误救济、维权活动中起到积极作用，从而体现出手机媒体在应对公共信息传播中的特点和优势，使其扬长避短, 趋利避害, 为构建 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而服务。

　　连续出版物：

　　1、冯洁丽：《厦门px事件对公共决策的警示》，2007年5月

　　2、《南方周末》：《厦门px专题》，2007年6月1日

　　3、邹洁：《厦门px事件的议题建构》，《新西部》，2007年14期

　　4、谢良兵：《厦门px事件：新媒体时代的民意表达》，《中国 新闻 周刊》2007年6月

　　5、朱红军：《厦门px事件始末》，《调查》，2007年14期

　　6、付玉辉：《“第五媒体”与手机短信》，《南通大学学报》2005年3月第21卷第1期

　　7、刘君：《大众传播时代的多元化格局——传播学视野下的手机媒体影响力分析》，《澳门理 工学 报》，2007年第3期

　　8、孙珉：《论手机媒体的大众传播特征》，《新闻界》2007年第6期

　　9、姜迅 宋炯明 颜杰：《手机短信新闻管理和产业发展初探》，《新闻记者》2007年8月

　　10、刘 君：《手机媒体的传播特点和传播控制》，《新闻记者》2007年4月

　　11、匡文波：《手机媒体的传播学思考》，《国际新闻界》，2006年7月

　　12、汤伟：《手机媒体发展探析》，《新闻前哨》，2007年第4期

　　13、胡忠青：《手机媒体与突发事件应急信息传递》，《新闻知识》，2007年6月

　　14、刘　君：《信息传播与公共服务———基于手机媒介的分析框架》，《东南学术》，2007年第4期

　　15、彭兰：《新媒体：大有可为的公共信息平台》,《中国记者》，2006年第2期

　　16、匡文波: 《手机- 向大众媒体跨越》, 紫金网, 《网络传播》, 2006年第1 期

　　专著：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彭兰：《新媒体：大有可为的公共信息平台》，《中国记者》，2006年第2期

　　[2]信息产业部《2006年12月通信行业 统计 月报》数据显示：手机用户4.6亿户，普及率每百人35部。

　　[3]匡文波：《手机媒体的传播学思考》，《国际新闻界》，2006年7月，第28页

　　[4] [美] 约翰·费斯克等. 李彬译注：《关键概念－传播与 文化 研究 词典》，新华出版社, 2004 年第7 页.

　　[5]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14页

　　[6]刘　君：《信息传播与公共服务———基于手机媒介的分析框架》，《东南学术》，2007年第4期90页

　　[7]胡忠青：《手机媒体与突发事件应急信息传递》，《新闻知识》，2007年6月

　　[8]刘　君：《信息传播与公共服务———基于手机媒介的分析框架》，《东南学术》，2007年第4期88页

　　[9]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01页

　　[10]匡文波：《手机媒体的传播学思考》，《国际新闻界》，2006年7月，第28页

　　[11]杨国良：《城市居民休闲行为特征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旅游 学刊，2002.

　　[1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31页

　　[13]刘　君：《信息传播与公共服务——基于手机媒介的分析框架》，《东南学术》，2007年第4期第87页

　　[14]匡文波: 《手机- 向大众媒体跨越》, 紫金网, 《网络传播》, 2006年第1 期

　　[15]彭兰：《新媒体：大有可为的公共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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