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就媒介技术、媒介信息以及媒体言论和报道倾向与国际舆论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国际舆论 大众传媒
在媒介
全球化的今天，国际舆论具有鲜明的媒介化特-征，大众传播不仅是国际信息流通的主要渠道，而且是国际舆论产生的主要土壤及其体现的主要平台。目前，我国大多数学者一般倾向于认为国际舆论就是指国际媒体的言论，认为，“国际舆论已经约定俗成地特指外国媒体上的言论”。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认为，所谓国际舆论，是指以大众媒体为主要传播渠道，以大众媒体言论和报道倾向为主要表现形式，反映大众媒体、国际公众、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对国际事务，问题的相对一致、且具有广泛影响的信念和态度的总和。下文将从三个方面就国际舆论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作出分析。
一、媒介技术与国际舆论
从技术角度看，媒介技术的 发展 及其所形成的媒介形态直接决定了受众如何获取外界信息和传播信息，并改变了信息的性质；媒介本身也成为信息的一个组成部分。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acluhan)提出了“媒介(体)即讯息”的论断，认为。传播媒介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何种信息，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影响和培养了我们理解和思考的方式。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有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日任何一种新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正是媒介的形式上的特性革新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和理解世界的进路，因为媒介对信息具有强烈的反作用，它决定着信息呈现的清晰度以及信息的内在关系；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意味着人类感知和认识世界方式的改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以及新社会类型的出现。
当代舆论处在全球化传播时代，依靠的主要是 电子 媒介，形成的主要是媒介舆论场。媒介技术从根本上决定了国际舆论生成的时间快慢、范围大小，以及国际舆论本身的质量问题，如理性成分的大小、偏见的多少等。
二、媒介信息与国际舆论
与媒介技术发展相适应的是，媒介内容的革新以及受众对媒介内容的消费需求对国际舆论生成和发展具有同样重要而显著的影响。媒介技术、媒介信息以及受众对媒介内容的消费需求这三者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独起作用，就像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化时代一样，媒介技术的革新迫使(或者允许)媒介内容的形式和种类都发生了改变，我们对这些媒介内容的需求也改变了，旧有的媒介使用习惯被打破，当新兴媒介提供崭新的内容选择的时候，新的媒介使用习惯也在形成，从而完成媒介的“功能置换”，即当原有的媒介功能被新的技术所代替时，原有的媒介往往不是就此消失，而是通过自身的某些转型抑或直接赋予自身某些新的功能。从而获得“新生”。
因此，从媒介内容上看，其承载的信息本身也决定了受众如何观察和认知周围环境。当信息与公众认知形成共鸣，并产生一致效应时，国际舆论就能够形成。在国际信息传递过程中，各国媒体在不同程度上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国际信息传播，并在影响国际舆论上发挥中大小不等的作用。尤其是在国际信息传播过程中，大众媒体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者，而从普通人的认知能力上说，由于我们不可能直接面对如此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现实环境，我们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手段如大众传媒来认识外部世界，特别是众多的国际事务远离一般他们的视野，这就使得我们必须借助于大众媒体来认识国际事务。
这其实说明r，虽然国际事务的相关信息与我们具有某种相关性或我们有了解的兴趣，但由于这些信息远离我们的直接认知范围或超越我们的认识能力，而且一般人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真正客观、独立地思考这些国际事务，尤其是国际性公共危机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公众对媒介更为依赖，依靠大众传媒来作出判断和通过大众传媒所构建的“虚拟环境”来认知世界。而一旦这种从媒介获取的认识形成，就会慢慢的被“固化”，“人们会对相反的一面视而不见，于是很容易对一个国家形成‘明显的态度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信息对国际舆论的形成具有某种导向和指示器的作用。
然而，在分析这种影响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各种干扰媒介信息对国际公众和国际舆论的因素。关于这些干扰因素，传播学界先后提出了多种理论假设来说明在媒介的影响力到达现实舆论(或公众)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缓冲体(区域)，阻挡、分散、曲解、消融着媒介发出的信息，或减缓着信息的传播速度。对此，美籍华人学者、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李金铨认为，“受众不完全被动，他们隶属于各种团体，生存于各种社会关系，也有七情六欲，这些都构成媒介信息的‘缓冲体’，而这些‘缓冲体’(buffers)或‘过滤器’(filters)，把媒介的信息加以解释、扭曲、压抑，信息一旦到达受众身上，已经和原来面目不同了”。
虽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提出了受众对信息进行主动“解码”(decoding)的三种立场更是体现受众主动性、能动性的理论结晶，因此。有人提出了媒介信息对国际舆论形成究竟有多大影响力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回到“魔弹论”的老路上，但在当今信息交流高度发达，人们对信息依赖程度在逐步加深的时代背景下，媒介信息对国际舆论的重要建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戴维·莫利(david morley)和凯文，罗宾斯(kevin robins)所说的，“不应过高估计媒介消费者个人随意评说传送来的节目的自由。即使他们有这个自由，他们选择重新解读的节目也局限于势力强大的媒介机构建立的‘菜单’之内。再说，这些节目通常制作成‘更倾向于’某种解读的样子，从而即便人们永远也不会同意这种‘解读’，也诱使观众以某种特定方式‘领受’该启示。”。
综合来看，媒介信息对国际舆论的影响是明显的。在短期内，受众从媒介上获得了认识外部世界的信息，知道了超出自身经验范围之外的人和事；从长期来看，受众在获得信息时。也会受到媒体对信息如何解读、如何认识外部世界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影响受众自身对事物的态度倾向。因此，在媒介对国际舆论倾向性形成的影响来看，国际受众是在对信息进行解读的基础上会逐渐形成自已的某种态度、倾向、意见等，只是这种影响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干扰，是一个逐渐发挥作用、不断修正的过程。这对于我们更有效的开展国际舆论营造和引导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三、媒体言论和报道倾向与国际舆论
国际舆论的生成和 发展 与大众媒体有着明显的内在关系。对此，我国大多数学者一般倾向于认为国际舆论就是指国际媒体的言论，因为在国际事务上，大众传媒扮演的角色最为重要。
一方面，大众媒体是国际舆论生成的主要载体和传播渠道。在媒介化生存的当今世界，传媒技术的发展以及传媒信息的传播极大地扩展了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和范围。从早期的印刷媒体到 电子 媒体再到当今的数字化媒体，它们不仅时刻在向人们构建“拟态环境”，而且其发挥的作用在逐渐增大，人们对外界世界的了解越来越依赖媒介机构，以至于将“拟态环境”等同于客观环境本身。“在这种由媒体构建起来的‘拟态环境’基础上，媒体决定了人们关注什么，决定人们从哪种角度看待问题和用什么逻辑来分析问题”，因而国际舆论的媒介化特征就愈发明显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谁支配着媒介，谁就控制着媒介话语权；谁支配着媒介话语权，谁就拥有掌控国际舆论的主动权。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际舆论全都负载于大众媒体之上，国际公众通过其他方式表现出来的对国际事务或对某一，某些涉及民族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的态度、意见等也是国际舆论。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态度调查项目”(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每年就全球范围的若干重大问题在很多国家进行舆论调查，发布年度报告。当然，对于能否将舆论(包括国际舆论)简约为个人层次上的意见聚集曾有争议，但目前人们普遍倾向于将舆论调查测量出的意见作为舆论的一种呈现方式。
另一方面。国际媒体言论和媒体对事实报道的方式及其倾向直接影响受众对国际问题、他国事务的认识。虽然对媒体传播效果的认识不能回到“魔弹论”的老路上，但大众媒体对受众态度的影响一直是相当明显的。从国际舆论形成角度看，大众媒体不仅改变了人们对国际事务的知识结构，而且也改变了国际公众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方法和思想过程，并促使人类社会由相对分散、孤立的发展逐渐走向相互依赖与融合，从彼此陌生到相互有所了解。传播学理论中“启动效应”、框架作用以及议程设置能力等，就明确指出了大众媒体言论和大众媒体对事实报道方式和报道倾向对国际舆论倾向性的生成和发展趋势的内在关系。
从短期来看，国际媒体言论和媒体对事实报道方式及其报道倾向构成了国际舆论的表层结构，这更多的是国际舆论影响中对某国际问题、他国事务的情绪性表达，如在
国际贸易中，往往为了现实的 经济 利益而出现的“经济利益至上”倾向。当前，国际传播特别是国际新闻传播在时效性上已实现了时时传播、同步传播、跨区域传播。因此，国际公众对某国际问题、他国事务的认知在短时间内难以达到全面的程度，在一些敏感性媒介事件上很容易受到这些媒体言论和报道倾向的影响，情绪化的反映也就难以避免。
从长期来看，国际媒体言论和媒体对事实报道方式及其报道倾向又是国际舆论深层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公众对某国际问题、他国事务的理性表达往往涉及信仰、文化、价值观念等，其并不以这些国际问题、他国事务的改变而发生质的改变，只是有时是显形的、有时是隐性的，如国际舆论中的“固定成见”就是这一深层结构的表现之一。而这个相对稳定的深层结构也是包含媒体的影响力元素。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等研究者提出的涵化效果论认为，电视对受众的影响主要是一个涵化或者说是一个文化过程，关系到“一致的框架或认识，基本概念的形成……因为处于完整的有机联系的电视世界而不是单个的电视节目或电视选择之中而受到的涵化。”可以说，媒体长期的信息报道方式和倾向性在不同程度上就会逐渐被受众消化、吸收，并内化为自身认知体系的一部分，形成某种观念甚至是“固定成见”，继而影响受众如何对后来事物的认识。
在本文中，笔者分析了国际舆论与大众传媒的密切关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国际舆论就完全由大众传媒决定的，我们应该避免犯这种“大众媒体决定论”的简单错误。一方面，大众媒体的信息和言论传播并不必然意味着就能在受众身上获得相应的媒介效果，这已被大众传播研究成果所一再证实，另一方面，国际舆论的形成既与大众媒体有着重要的关系，但与其他因素如国际关系格局、国际 政治 文化等也有重要关联。对此，可作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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