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汪曾祺《詹大胖子》小说语言的音乐美

　　在中国艺术领域中，文学和音乐的深刻关联由来已久。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有据可循。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但通过特定的写作手法，如能准确把握且运用，富于音乐性的文学作品无疑更为难得。汪曾祺正是这样一位注重语言音乐性的作家。在其短篇小说《詹大胖子》中，小说语言的音乐性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小说美学。据此，本文试图探寻音乐性在文本中的具体表现以及实现这一艺术效果的写作手法。

　　一、整齐和谐美

　　语言学家王力认为，语言的音乐美主要体现在语言的整齐美、抑扬美、回环美三个方面。其中音乐的整齐美应用在语言上，就形成了语言的对偶和排比[1]（P463-471）。《詹大胖子》中，作者运用了很多对偶和比较松散的对比性的词语、句子以及排比句，为读者带来了整齐和谐的美感。例如：

　　（1）他偶尔喝一点酒，生一点气。

　　（2）他好像跟冬青树有仇，又好像很爱这些树。

　　（3）詹大胖子和学生生活最直接有关的，除了摇上课铃、下课铃――打上课钟、下课钟之外，是他卖花生糖、芝麻糖。

　　这些结构相同或相似的一对词组和句子用以表达两种相连或相对的意思，在视觉和听觉上给人一种匀称整齐之美。

　　（4）大礼堂门前左右两边各有一道，校园外边一道，幼稚园门外两边各有一道。

　　（5）有两棵桃树，两颗李树，一棵柳树，有一架十姊妹，一架紫藤。

　　（6）怕小偷进来偷了油印机、偷了铜钟、偷了烧开水的白铁壶。

　　这些从孩童视角出发的语句，稚拙朴素、充满童趣，而相同字韵每隔一段距离反复出现，又增添了回环美。排比词句在文中的运用，绝不是声音力量的简单相加，而是强化了节奏感，甚至在意义上也得以延伸。例（6）中反复使用“偷”字，其实也暗指詹大胖子已洞悉了张蕴之与王文惠偷情一事。

　　二、抑扬顿挫美

　　文学语言讲究音乐美。汉语特有的四声，即“阴、阳、上、去”不同的搭配变化，再加以长短句的交叉使用，产生了抑扬顿挫、节奏鲜明的审美效果。韩愈所讲的“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也是这个道理。汪曾祺深谙此理，运用在作品中，便具有了音乐层面上的审美体验。

　　在《詹大胖子》一文中，有大量叠音词和拟声词的频繁出现，这些都是营造语言音乐美的有利材料。例如：

　　（7）冬青树长得很快，过些时，树头就长出来了，参差不齐，乱蓬蓬的。詹大胖子就拿了一把很大的剪刀，两手执着剪子把，叭嗒叭嗒地剪，剪得一地冬青叶子。冬青树墙子的头平了，整整齐齐的。学校里于是到处都是冬青树嫩叶子清香清香的气味。

　　这些充满音乐节奏的叠音词或对声音进行描摹，或对动作进行刻画，充分发挥了现代汉语音节的优势，也大大增强了语言的音乐美感。

　　除此之外，四字词的使用也颇具特色。文中有一处描绘张蕴之上课情景的例子：

　　（8）他念课文的时候，摇晃脑袋，抑扬顿挫，有声有色，腔调像戏台上老生的道白。

　　为了避免呆板单调，长短句的灵活搭配，使句式参差错落，构成形式多样的语言节奏，从而让读者产生了灵动跌宕的音乐感受。例如：

　　（9）他看看钟，到时候了，就提了一只铃铛，走出来，一边走，一边摇：叮当、叮当、叮当……从南头摇到北头。

　　这段话总共37个字，有10处停顿。两个7字句，两个4字句，3个3字句，3个2字句。长短句有机组合，奇偶交叉，且短句居多。如以句末标点进行划分，便能清晰地看到：4/4-7-3-3/3-2/2/2-7这样一个节奏组。由长及短，以短句凸显打铃上课的紧迫感，外加“叮当”这一既是双声词又是拟声词的运用，读来生动活泼。而后又以一个长句收尾，不仅延长了声音长度，也增添了语言的节奏感。整个句式缓急有致，平整中富于变化，充满音乐性。

　　三、回环美

　　“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音乐讲究乐章、乐段及乐符之间的顾盼自如，连贯有致。因而语言的美也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2]（P281）。在音乐上，回环美的产生主要依赖于重复、再现或是模进。小说为满足同样的诉求，便采用了相应的写作手法。在《詹大胖子》一文中，有特殊用意的措辞或套语被作者多次重复，从而形成了回环的音乐感。如：

　　（10）詹大胖子是个大白胖子。很胖，而且很白。是个大白胖子。

　　短短三句话，“大”“白”“胖”出现数次，在达成写作用意，突出詹大胖子这一扁平人物外貌特征的同时，使读者在听觉上形成了统一和谐之感。

　　再如，讲到詹大胖子的日常工作时，段落中反复提及摇铃、打钟、剪冬青树这些关键字眼，由此小说前半部分的内容得以联结成一个整体，并同时丰满了人物形象。

　　文章结尾处反复手法的运用，使小说具有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感受。例如：

　　（11）后来，张蕴之到四小当校长去了，王文惠到远远的一个镇上教书去了。

　　后来，张蕴之死了，王文惠也死了（她一直没有嫁人）。詹大胖子也死了。

　　这城里很多人都死了。

　　例（11）中，反复和排比手法的综合运用，极具旋律感。像一曲哀歌，一唱三叹，最终悄然落下帷幕，充满诗意。不仅给出了主人公们的结局，也引发了读者对人生的无限思考。

　　一般而言，人们对汪曾祺小说语言的基本共识是：质朴简洁、自然流畅，读来琅琅上口，且富有诗意。这种美感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音乐手法在语言层面的运用。语音的和谐、音调的抑扬、句式的节奏，使得小说情感抒发更强烈，形象刻画更鲜明，给作品带来了音乐上的艺术感染力，多了一份独特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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