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3-01-12 阅读量:0次 所属栏目:音乐舞蹈
庐山东林寺共有建筑面积20000余平方米,其中大雄宝殿建筑面积560余平方米,占地800余平方米,总体高度21米。大雄宝殿内供三尊大佛,即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罗汉堂内供金罗汉五百尊。现今庐山东林寺的法师主要有五名,即传印大和尚(北京市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大安法师(东林寺住持,俗名魏磊,原对外经贸大学教授,中国佛学院客座教授),本通法师(东林寺首座),道元法师(东林寺监院)和觉海法师(东林寺副寺),常年住有各地僧人百余。
庐山东林寺自东晋386年始建以来历经风雨沧桑,依然香火不断,给全国的信众提供了绝佳的念佛场地,其对于发扬汉传佛教净土宗具有重大意义,远公①的由入三昧――见佛――往生的这种佛学思想与实践为净土宗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下面将以东晋至南北朝时期,隋唐至宋时期,元、明、清时期,民国至今四个历史分期重点介绍和考察庐山东林寺的佛教音乐流变。
一、借鉴期――东晋至南北朝时期
东晋时期自净土宗音乐在庐山东林寺创始以来,历经东晋和南北朝以来,佛教净土宗音乐在东林寺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为佛教净土宗音乐在江西乃至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就有初创意义,尤其是为净土宗音乐在唐宋时期的汉化(有学者称华化)和借鉴、吸收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一)大量佛教寺庙的建立为佛教音乐在江西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早在公元188年安息国(今伊朗一带)太子安世高来白马寺传教就经浔阳到豫章,建立了江西最早的寺院――“东寺”,随后在晋武帝时期相继建立了“圆觉寺”、“菩提寺”、“市林寺”(今南昌绳金塔寺)等寺庙。在百余年内,江西境内七个县市区建有佛教寺庙42所,仅庐山一地就占据一半的数量,慧远法师一人就创建寺庙达16所之多。当时,仅江西一地江西有记载的寺庙就多达82所,东晋时,这里已晨钟暮鼓四起,梵呗之音满城,并形成了庐山这个佛教中心。②
自东晋以来,随着江西佛教寺庙建设的增加,佛教的兴起,僧众数量也逐渐增多。道安大师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出适合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戒规,道安大师所指定的僧侣规范对江西寺院的影响很大,也是庐山东林寺僧侣的重要管理规范,也为慧远大师唱念佛经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大量佛教寺庙在江西的建立和慧远大师唱念佛经制度的建立为佛教净土宗音乐在江西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基于道安大师讲经、唱诵等规范和慧远法师的唱念佛经制度的建立,佛事也相继建立了一系列具有中华本土文化特征的仪式和仪轨制度,净土宗音乐就是依附于佛教法事仪式、仪轨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可以说佛教法事中的仪式、仪轨是净土宗音乐传播和发展的的重要外显载体。
(二)西域僧人来寺弘法译经和慧远的唱念佛经制度对东林寺净土宗音乐产生了重要影响
据《高僧传》所记,慧远法事曾邀请西域僧人翻译《十诵律》③等佛经文献,这使得汉传佛教的戒律得以确立和传播,也达到了以音乐为载体去弘扬佛法的道路。东晋慧远时期,西域沙门昙摩流支也善于律藏,有梵文体本《十诵律》,庐山慧远法师邀请他和罗什继续翻译《十诵律》,而后他与罗什翻译此律文为58卷。在我国,《十诵律》能够得以完整翻译和传播首要归咎于慧远法师之功劳。佛教经文《十诵律》等律藏的翻译使得佛教信众更加熟悉梵呗在佛教法事中的重要作用,也必将梵音教授给庐山东林寺僧尼。西域僧人被邀请到庐山东林寺弘法译经是佛教净土宗音乐在东林寺的初创和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随着慧远法师唱念佛经制度的建立,佛事也相继建立了系列具有中华本土文化特征的仪式、仪轨制度,净土宗音乐就是借助于佛教中的法事仪式、仪轨制度逐步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法事的仪式、仪轨是净土宗音乐传播和发展的的重要载体。庐山东林寺佛教净土宗音乐的发展就是借助佛教法事仪式、仪轨这个重要载体传播和发展的典型代表。
二、汉化期――隋唐至宋时期
佛教在江西的传播和发展也同中国佛教历史所论述的发展脉路相一致,即到隋唐为全盛或鼎盛时期。公元581年至589年,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建立隋朝,其推崇佛教提倡净土思想信仰,并以佛法化民,后隋炀帝杨广也为维护其统治,扬善惩恶,也与隋文帝一样推崇佛教。④隋朝两代帝王对佛教的推崇,是的佛教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江西也不例外,赣地随次掀起建寺高潮。随着建寺高潮在赣的兴起,佛教在江西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力发展,到唐朝以后,佛教中的各宗派法门竞相崛起,净土宗也是在此时期也是由善导⑤正式创立并弘扬。随后经法照大师创立的五会念佛法和少康等僧尼的所念佛曲可以初步判明大量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已经融入佛教净土宗音乐。
隋唐由于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大量西域方面的佛教音乐也开始传入我国,并在我国扎根、延续并发展。隋唐和唐朝由于大量佛教寺庙的建设,使得佛教从宫廷走向了普通老百姓,佛教在中国民间得以大量普及,佛教音乐也得以大力发展和普及,佛教的普及也使得佛教法事的仪式、仪轨得以急剧增多,这是需要相当数量的乐曲来填充,这时具有中国本土化特征的佛曲得以诞生,其在西域佛乐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中国民族民间音调,大批量的梵曲、乐伎、歌伎等在佛教音乐的汉化过程中得以产生和发展,这使得当时的佛乐具有典型的中华文化特征。隋唐至唐朝时佛教音乐吸收中华本土文化(包括本土音乐)的关键时期,并在此时期得以广泛传播和发展。 至宋代,佛教在中国也非常盛行,尤其是器乐音乐的演奏,在佛乐中也广泛采用这一形式。佛教音乐的器乐曲,其曲调与中国传统乐曲和曲牌有较密切的联系,如《印山偈》《菩提偈》《观音偈》等,其中有“侧吟”、“平吟”、“自来吟”中就配有“临江仙”的音调。⑥
庐山东林寺佛教净土宗音乐在隋唐、唐至宋时期的发展离不开佛教在中国民间的广泛普及和发展,净土宗音乐是在西域佛乐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中华传统民族民间音乐,从而具有典型的中华文化特征,并在江西乃至全国扎根、传播和发展,这段时期也是东林寺佛教净土宗音乐的汉化期。
三、延续期――元、明、清时期
佛教在中国历经元、明、清三朝总体趋于稳定,也是其在中国的延续发展期。佛教在此时期的发展曾经历明朝的文字狱和清朝后期的战乱,使得佛教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但总体发展趋势仍在延续。
元朝诸皇帝也基本将佛教作为主要宗教信仰,至明时期,朱元璋开始整顿佛教寺院规模,并划定从事民间佛教法事的级别,并为佛事定制仪轨,对佛教的学习、传播和发展界定了较严格的界限,从这时期开始,也是佛教音乐开始被定义为“仪轨音乐”或“佛事音乐”。至清朝,净土宗开始与禅宗相互融合,净土宗和禅宗在清朝盛极一时,其它各宗派都有传承和发展。
清朝末年,庐山东林寺已基本丧失了隋唐至唐宋时期以来南方佛教中心道场的核心地位,全国著名的佛教寺院里也已没有庐山东林寺的踪迹,但佛教净土宗音乐仍在民间传播和发展。北方的佛教器乐音乐,南方的佛教唱腔音乐,尤其是赞偈和祝诞等唱腔种类,如宁波天宁寺的“水陆腔”和常州天宁寺的唱腔。清时期由于清政府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国与其它各国的文化交流日趋减少。佛教的发展也开始进入衰微期和延续期(相较于隋唐至盛唐时期的佛教文化)。佛教音乐在隋唐、唐、宋时期几代发展的基础上,也深刻烙印了中国的地域音乐特征,南方佛教音乐主要在于唱腔,北方佛教音乐在于器乐音乐(包括打击音乐),庐山东林寺佛教音乐也不例外,其主要在于唱腔音乐,属于典型的南方佛教音乐派别,音乐清丽委婉,这是与江南民间音乐深度交流与融合的结果。
四、稳定期――民国至今
从民国至今,佛教曾经历两次的大劫难,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日本倭寇发动的侵华战争,一次是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这两次庐山东林寺基本被烧毁,是的庐山东林寺几乎濒于消亡的境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印光法师⑦所提倡的净土法门也是为佛陀出世的本怀,其也要致力于社会救济,使得民国至今期间僧俗开始兴起结社念佛的氛围,这使得庐山东林寺又逐渐恢复了原貌,佛教净土宗梵呗之音又开始重新的庐山东林寺响起。庐山东林寺佛教净土宗音乐的传承完全依靠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传承,其至今并无乐谱流传。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专家学者对东林寺佛教净土宗音乐的关注和研究,使得东林寺佛教净土宗音乐得以以文本和数字化的形式获得整理和保存,这也为东林寺佛教净土宗音乐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贡献。
庐山东林寺佛教净土宗音乐自东晋时期慧远大师创建以来其历经了东晋至南北朝的借鉴期,隋唐至宋的汉化期,元明清三代的延续期,民国至今的稳定期四个主要时期,而音乐作为重要的外显载体其对于净土宗的传播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东林寺净土宗音乐其在保持基本内涵不变的前提下大量吸收了民间音乐素材。从此不难看出庐山东林寺佛教净土宗音乐的传承脉路清晰,其传承和发展是延续和稳定的。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4江西省艺术规划课题《庐山东林寺佛教音乐考察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YG2014084。
注释:
①东晋元兴元年(402)七月,远公集慧永、慧持、道生、刘遗民、宗炳、雷次宗等一百二十三人,于东林寺般若台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精修念佛三昧,以期往生西方,其所依据的经典是《无量寿经》与《般舟三昧经》。
②韩溥:《江西佛教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第12-13页。
③佛教戒律书,又称《萨婆多部十诵律》,后秦弗若多罗和鸠摩罗什等译,61传,相传律文有80诵,大迦叶传承以后至第五师优波掘始删为十诵。
④韩溥:《江西佛教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第57页。
⑤善导(公元613年-618年),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唐朝专弘净土法门的高僧,被尊为净土宗第二代祖师。唐太宗时期贞观15年(公元641年),赴山西玄中寺拜道绰为师,后到长安光明寺传净土法门,倡导专心念佛,正式创立净土宗。
⑥卓拉:《净土梵音――庐山东林寺佛教音乐考察与研究》,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09年。
⑦印光法师(1862年-1940年),我国现代净土宗高僧,莲宗第十三祖。陕西鸽阳人,俗姓赵,名圣量,字印光,别号常惭愧僧。26岁赴净土道场红螺山资福寺念佛,自号“继庐山行者”以明志。师一生操守弘毅,学行俱优,感化甚广,被誉为民国以来第一尊宿,著有《印光大师文钞》和《印光大师》全集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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