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窥中国音乐文献学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2-0097-02

　　最初认识“中国音乐文献学”这门学科时，它是新鲜事物，才疏学浅的我只能用初学者好奇的眼光来观望它。彼时，我把文献学看作是音乐与文学之间的桥梁。

　　音乐与文学的起源都离不开劳动，原始人在劳动中的呼声中产生了语言、产生了音乐、产生了文学，就拿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来说，它可歌可诵，是音乐与文学相结合的最好证明。这是从其产生的早期形态来看，然而，王小盾先生提出，也可从另一角度――文学的传播方式来看待音乐与文学的关系。他指出“任何一个具体的文学活动都有创作、传播、接受这三种要素，传播是其中最具物质性的一环，因而决定了文学所采用的形式”。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就产生的起源而言，音乐与文学是一个整体，并且它们在最开始的阶段是共同成长、共同发展的；当人类社会开始逐步发展，其传播的方式由歌唱、朗诵这种直接依靠“口――耳――口”到文字的出现以文字为中介的这种转变，使得文学脱离了最初的音乐载体，得以独立流传、发展，成为了韵文这一文学体裁的以产生、发展成为了可能，而韵文体裁的产生也成为了文学独立的一种标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音乐与文学这两门学科从此以后就各自独立发展，再无联系了。

　　音乐与文学自产生以来就有着密切的联系，王小盾先生在《中国韵文的传播方式及其体制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在文学研究的边缘》（《古典文学知识》1997年第3期）、《中国音乐学史上的“乐”“音”“声”三分》（《中国学术》2001年）这三篇论文中，无一不提及了音乐与文学的渊源关系。王先生以自身的研究工作举例说明，尽管在音乐与文学的发展历史上二者有过分流的倾向，但始终是相互联系、互为促进的，就王小盾先生的话来说，从音乐学的角度看文学“能够看到文学的真实本质，从而使我们的研究立体地复现历史上的文学运动”。而文献学的作用此时就显而易见了，当文学与音乐都各自发展、成熟，并逐步摆脱了最初萌芽是的混沌状态，二者之间出现了缝隙，而文献学恰恰就是能够填补这一空隙的方法和手段，使得音乐研究的边缘更倾向文学，而文学研究的边缘也更倾向于音乐。

　　就以王小盾先生曾在《在文学研究的边缘》一文中列举的黄翔鹏先生的三大贡献，一为传统音乐基础理论方面的贡献，二为音乐考古学和中国音乐史学的贡献，三为曲调考证方面的贡献。在进行这些研究工作的过程中，不仅要对文献、文物、民间遗存等进行资源整合，还要进行多层次的比较研究，由表象的音乐现象、乐谱记录，到较深层次的调式、音阶、乐器等，再到大的整个时代的音乐文化背景，步步推进，从具体到抽象，从个体到整体的各个击破。所以，既然音乐作为文学形式而存在，那么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可以用文学研究的方法、逻辑来应对音乐研究了，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了。

　　此时，我对于“文献学”，尤其是“中国音乐文献学”的了解就更深一层了。所谓“中国音乐文献学”，就字面意思可分为“中国”“音乐（学）”“文献学”三层――“中国”即指我中华民族的、传统的，“音乐（学）”即指这是一门研究音乐理论的学科，此前二者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而“文献学”这三个字的意义，则是在进入“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学习之前，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

　　何为文献学？孙晓辉在其《音乐文献学的古典与现代》中便有一个很清晰的概括――“文献学历来被誉为中国学术‘根柢之学’，它包括校勘学、传注学、目录学、版本学、辨伪学、辑佚学、编纂学以及史源学等等”，该论文还将文献学中几个主要分支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说明，并提到“文献学既是将目录学、版本学、辑佚学、传注学、辨伪学、史源学等加以综合利用，通晓目录，手校目验，排比材料，清理史源，合理分析，严格推证，才能准确理解文本，从各种不同角度阐发史料价值以求得正确的结论”。而《文献学概要》一书中说道：“文献包含着所有的历史资料”“文献学的研究范围涉及了各式各样包罗古今的文献”。

　　至此，关于文献学，我便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再回过头来看“中国音乐文献学”，也觉得清晰了许多。虽然文献学与音乐学是两门独立存在的学科，各自有其独立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但二者也有其相互联系的方面，这便使“中国音乐文献学”这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成为了可能。

　　王小盾先生的《音乐文献学和中国音乐学的学科建设》一文，对中国音乐学和中国文献学二者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分别进行阐述之后，再联系中国学术发展的实际情况，设计了对中国音乐文献学建设的一个构想和规划。而从这个构想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音乐文献学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献学的大土壤，并汲取新的、与时俱进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符合学术发展整体趋势的科学化、整合化的要求的。王先生还在该论文的题记中表示，他赞成“一切社会科学都是历史科学”这一说法，那么，我们在学习、研究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同时，就必然将它与中国音乐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说到中国音乐史与中国音乐文献学的紧密联系，那么就不得不提到杨荫浏先生以及其著作《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正如王小盾、喻意志老师的《中国音乐文献学：以杨荫浏为枢纽的两个时期》这篇论文中讲到“《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成功，直接依赖于杨荫浏在文献学、考据学中的建树。”论文中举例说明了杨荫浏先生在编纂《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过程中所做的文献工作，如校释、汇考、表谱等等。这篇论文同样也提到了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发展趋势，列举了音乐史料的编纂、音乐古籍的整理、音乐目录学、音乐文学整理等几个方面已经获得的成果，而这些都是文献学与中国音乐史紧密相连的最好证明。

　　我不敢妄自为“中国音乐文献学”乱下定义，只能就我的理解阐述我的陋见。中国音乐文献学这门学科，是帮助我们有效地利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来学习和研究音乐文献的学科，是能够运用更科学的方法让音乐典籍得以流传、延续的学科。

　　杜泽逊的《文献学概要》指出：“文献学是通向文献宝库的门径，是打开文献宝库的钥匙。”那么，作为中国音乐史专业的我们，更应该学习使用好这枚钥匙，一方面是对自己知识的积累，另一方面也是为学习中国音乐史找到一条有效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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