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修辞中的主题效果与艺术审美

　　一个时期的文学，特别是当主流意识形态充斥着整个生活领域时，是最能体现文学的修辞性的。小说作为文学中重要的一种体裁，也最能体现修辞的技巧和效果。“小说修辞是小说家为了控制读者的反应，‘说服’读者接受小说中的人物和主要价值观念，并最终形成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心照神交的契和性交流关系而选择和运用相应的方法、技巧和策略的活动。” ①

　　中国的50―70代是一个特别的时期。对于这个时期的文学，洪子诚指出：“文学‘从属’政治并‘影响’政治的观点，必然产生对于文学的‘规范化’要求。不仅为文学写作规定了‘写什么’（题材），而且规定了‘怎么写’（题材的处理、方法、艺术风格等）。” ②黄子平也指出：“在当代文学史中，题材决非客观自然存在的创作材料或素材，而是业已经由当代文化―权利结构划定、构建的具有等级差别的言说范围。” ③处在这种文学环境和文学规范要求下的“十七年”小说必然会受到制约和影响。《红旗谱》作为其中很有影响的一部长篇小说，是不可能逾越这种规范和要求的。无论是它的题材，还是叙述方式都符合了当时的文学规范的要求。这在于它“史诗性”地再现了三十年代我国北方农村农民的革命运动的孕育和发展。“农民革命运动”这一“革命历史题材”正是这一时期提倡的题材类别。在叙述方式上“作家在寻找着观念、阶级斗争的主题和乡村风俗、传统文本的联结，这被它概括为小说“民族气魄”的探索。” ④作者说“想完成一部具有民族气魄的小说，首先是小说的主题思想问题。……后来在党的培养之下，读了马列主义书籍，渐渐明白马列主义革命哲学中最主要的一条真理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可以打倒统治者，阶级斗争可以推动社会进步，所以我肯定了长篇的这一主题。” ⑤“主题是一种观念形态和意义形态，是作者表现在作品的具有核心意义的（关于政治、道德、哲学等问题的）思想和认识。它作为作品的灵魂和主脑，是作者通过作者自觉的修辞努力追求到的。它是每一部作品都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部分，是作者试图说服读者理解并接受的理念和思想。” ⑥然而通过细读作品我们会发现，作者在情节设置、细节描写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修辞效果却与作者主观预设的主题发生了偏离。在整体的艺术创造中，却是以农民在革命斗争中的成长历史为主脉的。这在作品中是通过三代农民的不同斗争方式来表现这个成长过程的。

　　作者在第一章的楔子里描写了第一代农民朱老巩得知地主恶霸冯老兰要砸掉古钟，霸占四十八亩官地后，大闹柳树林，赤膊上阵，拿铡刀拼命，遭到失败。不久吐血身亡，女儿受辱跳河自尽，儿子（朱老忠）被迫远离了家乡。在这一章的叙述中，突出了蕴涵在农民身上的强烈的反抗性，也表现了这种反抗性的自发性。为后边的情节设置也作了一种铺垫。通过对朱老巩这个形象的刻画，作者意欲表明他作为第一代农民的典型意义：“他直接继承了、发挥了并且总结了中国历代农民进行斗争革命精神，表现了中国农民的嫉恶如仇，见义勇为的深沉而又象烈火一般的战斗意志和豪侠气概，并且指出了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斗争的结局，只能是：一幕可歌可泣的悲剧。朱老巩所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个悲壮的角色。”⑦

　　第二代农民主要是描写朱老忠。被迫远离家乡的朱老忠，二十五年后带着妻儿回到了家乡。这时的朱老忠已是一个经历丰富，见多识广的人了。在北京当过小工，在天津织过毯子，下关东后，挖过参，打过鱼，淘过金。“可是一想起家乡，心上就像辘轳一样，搅动不安。说：‘回去！回到家乡去！他拿铡刀铡我三截，也得回去报这份血仇！”朱老忠既继承了父辈的那种嫉恶如仇、勇于反抗的性格，但也有了不同于父辈“草莽英雄”式的精神品格。他遇事三思、不鲁莽，他知道所面临的对手是强大的，只凭个人冲动、义气是不行的。比如，从关东回来，在车站遇见了严志和后，在叙话中得知冯老兰“霸道得更加厉害了”后，强忍着怒气对严志和说：“回去，跟他干！”“拉长线儿，古语说得好，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回到家，见到朱老明因串联二十八家农民与冯老兰打官司输了，气瞎了眼，告诉朱老明说：“不要着急，慢慢来，”“出水才看两腿泥。”在脯红鸟事件中，冯老兰要霸占他们宝贵的鸟儿。朱老忠“深沉地琢磨了一会子”告诉孩子们说：“你们都看了吧！一个个要拿心记！”在得知儿子大贵被冯老兰抓兵时，“仇恨敲击着他的胸膛，走出走进，说什么也站不住脚。耳朵里像有老爹朱老巩的声音，在叫唤他。走到门倒口，把手放在铡刀柄上才说扯起来往外跑，他又犯了思量：‘还是从长里想得好！’”他还和春兰说：“咱小人家小主儿，万一惹动了人家，咱又碰不过。在目前来说，是万般‘忍’为高。”是的，在反割头税以前，朱老忠在作品里的表现里，虽然认识到象父辈那样靠个人力量与恶霸地主拼命、单干是不行的。虽然坚信“出水才看两腿泥”，这时的朱老忠还不知道正确的道路在哪里，到底怎样才能打倒恶霸地主。在个人的意识里，他并没有超出父辈式的农民自发反抗地主阶级的范围。他在隐忍着，但并不妥协，他在等待着，但不是不反抗。他在等待着某种时机。而这个时机就是运涛和江涛认识了共产党员贾湘农。有了共产党这个靠山后，党给他们指引正确的道路。“党教导他们要团结群众，走群众路线的道路，于是所发起的反割头税斗争，就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⑧反割头税胜利后，朱老忠与朱老明、严志和、伍老拔、大贵，成了中国共产党员。这样，在朱老忠身上，“既继承了旧时代农民英雄的优秀品格，又接受了新时代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 ⑨从一个草莽英雄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当然。为了丰富人物性格，使人物形象更加富有典型性，完美性，作者又通过大量细节，描写了朱老忠“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义性格，如主持严家丧事，代严志和去济南探监，拿钱给朱老明治眼病等。并且把他放在与其他人物的对比中来刻画他的性格。在作品里主要是通过与严志和这个人物形象作对比的。在作品里严志和虽然也有反抗性，但更多的是突出在地主阶级长期压迫下他性格中的软弱性。在对运涛结识共产党员贾湘农的态度上，在江涛是否上保定二师的决定里，把两个人的性格做了充分的对比。因此，关于朱老忠这个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在文学史中有这样的评价：“小说对这个人物的创造，切合了当代有‘英雄人物’创造的基本原则：一是人物在小说中的中心位置，另一是人物性格所包容的阶级、时代内涵，以及完美的理想化要求。” ⑩ 　　作品塑造的第三代农民形象是江涛，当然也包括运涛。但运涛从出场到入狱作者写得很少，而作者对这个人物形象的叙述设置却有三层意义：一是为了表现在“四?一二政变中有许多革命人士被反动派杀害或关进暗无天日的监牢，暴露反动派的凶恶、反动本质。“这样写，是为了写出中国革命历史上，反动派开始屠杀共产党人的一页。” {11}另一是描写运涛和春兰的恋爱生活，以丰富作品的生活内容。更重要的一层意义在于为作者着力塑造的第三代农民形象江涛认识共产党员贾湘农提供了契机。在作品的描写里，很容易感觉到作者对这个人物的钟爱。在朱老忠的眼里，“这孩子长得俊气，”“眉清目秀，五官端正。叫他多念几年书吧！”在贵他娘的眼里，“完全不像大贵们一路孩子。”在老奶奶眼里，“绵长得象个姑娘！”在涛他娘的眼里，“会体贴人。”江涛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因哥哥的关系，认识了共产党员贾湘农，上了高小，又考上了保定第二师范。在贾湘农的启发与教育下，知道了“阶级和阶级关系”，认识到了，“该变苦难命运，改变旧的道路，只有到农民里去，到工人里去，帮助他们觉悟过来，组织起来，向反动阶级进行斗争。”明白了运涛为什么参加了共产党。在党的教育下成长的江涛回到家乡，发动和组织了“反割头税”运动，取得了胜利。在保定第二师学潮中，江涛作为一个领导者与组织者，领导青年学生宣传抗日，反抗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虽然运动失败了，但预示着在运动中得到锻炼和成长的革命者领导的一场更大的农民斗争就要暴发。在这两个重要事件中，作者着力刻画了江涛这个具有知识的青年农民，在接触了党以后，在党的教导下逐渐成长为党的一名优秀领导者和组织者。在他身上不仅体现了上两代农民的反抗与斗争精神，并且具有了无产阶级政党所赋予的理想和集体主义精神。反过来，又给上一代的农民注射了新鲜的、斗争的血液，使以朱老忠为代表的第二代农民终于找到了出路，认清形式，认清了阶级关系的实质，使他们踏上了共产党指引的道路，走上胜利，得到解放。

　　至此，作者关于革命英雄成长谱系的叙述完成了。作者在表现阶级关系深度、广度方面的情节设置里显然有点简单化、规范化了，在文本里只是作为一个背景而非叙事的主体了。因此，阶级主题被革命英雄成长谱系的情节叙述，细节描写的叙述修辞策略所冲淡，偏离了阶级主题。

　　刘纳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无论‘写什么’，无论‘怎么写’，无论奉行什么主义，无论采用什么手法，无论作品试图描画出什么样的世界，无论作品传达了什么意识蕴涵着什么情节，无论怎样超越，细节描写都是小说家最基本的才能，体现着作者的艺术表现力，也是对作品做文学评价的重要指标。” {12} 《红旗谱》这部长篇小说表现出的艺术审美性，体现作者艺术表现力的正是对细节的富有特征性的描写。为此，作者选择了古典文学的传统手法。在章法结构上，不脱离民族形式。语法结构上不脱离现实，尽可能写得通俗易懂。在人物性格刻画上，主要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语行动来表现性格特点，而不采取由作家的叙述或静止心理描写的方法。在人物关系的描写中，多用衬托对比的手法，表现出不同人的思想性格。在日常生活场景描写上，注意表现北方农村的风俗人情。在语言运用上，注意对北方农民语言的提炼加工，使之带有地方色彩。正是这种艺术结构的选择，很好地传达了作家的生活经验，把故乡人民的风貌，民俗、故乡的地方风光细致地表现出来。

　　这里有富有农民情趣的生活细节的描写，如老驴头杀猪的场景：把猪抬到大贵那里去吧，恐怕春兰和大贵见面，抬到刘二卯那里又舍不得猪鬃、猪毛……一块七毛钱哩。和老套子商量还是自己杀猪。结果把他的鼻子碰破了血，摔了一个仰巴脚，把老套子碰了个侧不楞，把家伙桌子碰翻了，把盆、罐、碗、碟打了个一干二净。老驴头与老套子左扑右扑，结果猪还是从门缝里吱喽怪叫着窜跑了。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找到。只好去求了朱老忠帮忙，还是大贵帮着找回来了。在这个场景的描写里，把老驴头的古怪脾气充分体现出来，让人读了又好气又好笑，对这个人物也是又爱又恨。

　　这里有小儿女的甜蜜爱情：运涛到春兰家的瓜棚里找她，春兰“翻开了一蒲笼密密的瓜秧，摘出个细溜长的、柳条青花皮小甜瓜，啪唧打开，露出金黄金黄的瓤，红籽儿，递给运涛手里。”春兰问：“吃得咋样？”运涛说：“好，细蜜蜜甜！怎么没叫别人吃了去？”春兰笑了说：“嘿！除了你，谁配吃它。”在江涛到严萍的屋里，看到桌子上的相筐里放着冯登龙的照片，偷偷把自己的照片放在一边。看到严萍把他的照片贴在墙上时，趁严萍不注意，又把照片收了回来，直到严萍把冯登龙的照片换成他的才露出笑容。

　　这里有农民在艰难岁月中相濡以沫的夫妇之情。严志和因朱老明打官司输掉了一头牛，觉得回去无法面对家人，扔下老婆孩子走了几天又回来的晚上。严志和听到涛他娘嘟嘟哝哝，捅了一下她的被窝口，说：“这几天，你们怎么着来？”涛他娘脖子一扭，说：“你甭理我，一个人漂流着去吧，回来干什么？说走，抬腿就走。上有老，下有小，谁给你服侍？”严志和说：“你！”涛他娘说：“我是你们使一辈子的丫头？早想了，你要是不回来，我就嫁人。爹走了娘嫁人，看他们怎么着？”严志和说：“你忍心？”涛他娘说：“你忍心？”

　　作品中还有其他细节如运涛一生下来，老奶奶在窗前挂了一块红布，朱老忠回到家乡，严志和一家招待他们时吃饭、饭菜的样式。北方农村特有的自然风光：河堤岸的柳树林，漫天的风雪。运涛兄弟俩在“宝地”?地的场面，以及后来失去“宝地”后，严志和跪在地上吃土的场景。表达了农民对土地的深沉的爱，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

　　这些富有特征性的细节描写，正是作者有过长期的农村生活经验的结果。这也足以表明作者“在‘重大题材’的主旋律下，精心设计能显示自己个性的乐曲，在与政治气候协调一致的大框架里，艰难地保守着文学的艺术品性。”{13}作品由此产生的艺术审美价值远远超出了作者所预设的符合当时意识形态的政治性价值。

　　总之，“一方面，小说家必须开掘深刻的有价值的主题，另一方面，又必须创造完美的形式，即发现能配合主题的细节，从而最终使形象与主题、内容与形式构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 {14}虽然，《红旗谱》第一部里所表现的主题与主观预设的主题发生了偏离，但作品所彰显的艺术价值是值得我们肯定与学习的。

本文链接：http://www.qk112.com/lwfw/wenxuelunwen/yishulilun/1661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