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扬雄散文的艺术成就

　　西汉末年的扬雄是历经成、哀、平、莽四朝的一代大儒，是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语言学家。班固在《汉书?扬雄传》中评价道：“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1]扬雄一生恬淡好学，著述甚丰，对后世影响很大。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辞赋家，而且还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当然，作为辞赋家，他的散文不可避免地受到辞赋的影响。表面看来，他的著作往往摹拟前人，但摹拟的只是形式，内容实质并不雷同，有所创新，其文意旨深远。扬雄的文学创作深深地影响了刘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多处对扬雄进行了中肯的评价：“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子云属意，辞人最深，观其涯度幽远，搜选诡丽，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也。”[2]等等。

　　扬雄常自比于孟子，因此，孟子散文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带锋芒、善于说理的特点，深深地影响着扬雄的散文创作；他的散文，还继承了屈赋、贾谊、司马迁的优良传统，显示出内容充实、语言质朴、说明透彻、明晰，富有感情的特点。这是扬雄追求立意深刻、议论豪迈、行文流畅、气势充沛、修辞出色的结果。正因如此，在散文创作上，扬雄也取得了不亚于辞赋的艺术成就。

　　一、论说内容充实，条理细密

　　扬雄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论说论说内容充实，条理细密。这在《上书谏勿许单于朝》中表现出来。该文的时代背景在《汉书?匈奴传》上记载得很清楚，是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单于上书愿朝，五年，时哀帝被疾，有人认为自黄龙（公元前49年）、竟宁（前33年）单于两次来朝，汉朝都突然发生大事（指宣帝、元帝之死），太不吉利。对于单于愿朝这件事，哀帝与大臣们商议，大臣们认为应将匈奴使者辞去。正当匈奴使者准备启程归国之时，黄门侍郎扬雄上书谏哀帝，陈述不许单于入朝会对国家产生不利。扬雄在《上书谏勿许单于朝》文中，以翔实的内容、细密的分析，论述了不许单于入朝之利弊，让哀帝看后，顿时醒悟，乃召还使者，而允许单于入朝。在上书中，扬雄首先从秦汉以来与匈奴的关系说起，早在秦始皇时，派大将蒙恬率大军斥匈奴不成，秦乃构筑长城以防匈奴入侵；汉初，高祖率军逐匈奴，却落得个“困于平城”，“又高皇后尝忿匈奴”，后以和亲，才解中国之忧；文帝武帝时兴兵与匈奴作战，“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到汉宣帝时，“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遂、呼韩邪携国归死，扶伏称臣”，汉王朝“自此以后，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在这种情况下，扬雄认为应对汉之周边少数民族实行恩威并施的安抚政策，而不宜结仇，否则“劳师远攻”，“倾国殚货，伏尸流血”。对于匈奴这个“真中国之坚敌也”，汉王朝应妥善处理好关系，力图建立一种睦邻友邦关系。扬雄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拒绝单于入朝，只会“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此为汉王朝之大忧。以往采取军事措施成效局限，但若因今日拒绝单于入朝一事，会造成“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的得不偿失的局面。所以，扬雄在分析许或不许单于入朝之利弊后，以一个敏锐的政治家的眼光，洞悉时局，提醒哀帝要“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希望通过妥善解决匈奴单于入朝一事，改善汉王朝与匈奴的关系，力图建立一种和睦边疆的局面。这时的汉王朝已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这些潜伏的危机随时可能一触即发。扬雄认为要消除国家危机的最好办法就是改善与匈奴的关系，有利于国家的安全。正是由于扬雄的这篇政论谏书，力排众议，最终哀帝采纳了扬雄的意见。

　　纵观这篇谏书，扬雄以充实的内容，用并不艰深的语言，条理细密地分析了不许单于入朝的利与弊，指陈形势，分析透彻，犹如汉初之文章，很有气势。这篇谏书足见扬雄有着处理民族关系的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对巩固汉王朝的安定边疆有一定积极意义。

　　二、语言质朴，明白晓畅，富有感情

　　扬雄的散文不仅内容充实，条理细密，而且明白晓畅，富有感情，《答刘歆书》，就是这样的作品。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说：“子云之《答刘歆书》，志气盘桓，各含殊采；并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3]对此文评价很高，并把它与司马迁《报任安书》、杨恽《报孙会宗书》等名篇相提并论。扬雄自己也在《法言?问神》中也提倡：“言，心声也；书，心画也。”他主张言为心声，心中感情要通过文章显露出来，讲究文质彬彬。书信亦是如此，宜文辞明显，直抒胸臆，是感情的自然流露。

　　天凤三年，扬雄原先的朋友、当时位居上国公的刘歆给他写信，索要《方言》，美其名曰是为圣朝服务，但被扬雄拒绝了。王莽代汉之后，扬雄逐渐认清了王莽的野心，于是开始了潜心学问、有意识地疏远回避政治的生活，所以，扬雄就以《方言》尚未完稿，不能答应刘歆的索书要求，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表示“雄叩头。赐命谨至，又稿以田仪事，事穷竟，白案显出，甚厚甚厚。田仪与雄同乡里，幼稚为邻，长艾相更。被觊动精采，似不为非者，故举至日，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暴于官朝，令举者怀赧而低眉，任者含声而宛舌。知人之德，尧犹病诸，雄何惭焉！叩头叩头。又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谨归诚底里，不敢违信，”针对刘歆以扬雄举荐的田仪犯案一事，逼迫他交出《方言》一书，扬雄深感遗憾，却又“不敢违信”；“死之日，则今之荣也。不敢有贰，不敢有爱。少而不以行立于乡里，长而不以功显于县官，著训于帝籍，但言辞博览翰墨为事，诚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遗，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胁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于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见，今君又终之，则缢死以从命也。而可且宽假延期，必不敢有爱。”这些语句，表达出扬雄宁死也不愿交出《方言》一书的愤激之情。这篇书信语言明白晓畅，饱含感情。 　　扬雄写这封信时，《方言》还正在撰著中，未完稿。扬雄本人就是一个潜心学术的学者，《汉书?扬雄传》上说他家贫，为学术而疏功名之人；他在学术上的追求，如写《方言》一书，就不是用来做升官之用，其追求的是一种与古代采诗观风这样的政治文化措施相一致的政治理想。因而，扬雄视《方言》一书很珍贵，不愿就此交给刘歆。《方言》一书还未写完；张伯松曰此书：“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也。”我们从刘歆与扬雄的对答书信中可看到，他们二人都提到“?轩之使”，所谓“?轩之使”即是古代“采风观俗”的使者，常璩《华阳国志》中说：“此使考八方之风雅，通九州之异同，主海内之音韵，使人主居高堂而知天下风俗。”[4]统治者通过这些使者收集各地的风土民情，就可以足不出户知天下，对此项工作的高度重视，已经上升到国家政治文化层面上去了。扬雄作《方言》一书，就蕴含了扬雄在政治方面的理想追求。所以，扬雄在答复刘歆信中，以质朴的语言叙述自己作《方言》之目的、经过和不能交给刘歆奉献朝廷的原因，对刘歆的逼迫交书，誓死不从。在信中丰富的感情与充沛的气势紧密相联，感情的变化自然形成闳肆的气势。信中：“雄之所为，得使君辅贡于明朝，则雄无恨，何敢有匿？唯执事图之。长监于规绣之就，死以为小，雄敢行之！谨因还使，雄叩头叩头。”把不愿交出《方言》一书的愤激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封信写得情真意切，令人动容。也难怪刘勰会把此信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相媲美。的确，扬雄这篇书信写得有感情，有气势，有文采，且明白晓畅。

　　三、寄寓深刻，富有说服力

　　扬雄的散文如同他的赋作一样寄寓深刻，富有说服力。扬雄长于说理的特点也反映在他的论说散文中，这也与他提倡的为文要“尚丽”、“尚用”相一致。前面谈到他曾上书谏勿许单于朝，可见他对国事的关心。对于大臣们建议不许匈奴单于来朝，扬雄发表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汉匈关系应是和睦的，汉王朝若劳师动众是得不偿失的。这篇谏书全面观察，引古说今，对比利害，周到明白。从这里可以看出扬雄超越一般大臣的远见卓识，对汉匈关系的透彻理解，提醒哀帝说：“夫明者视于先形，聪者听于无声，诚先于未然。”要防患于未然，不能只看眼前利益，而要从长远打算，可谓意义深远。正因为扬雄这篇极富说服力的谏书，哀帝采纳了扬雄的允许匈奴单于朝的意见。由此可见，扬雄的散文擅长说理。

　　扬雄一生钻研儒家经典，并以儒家经典为榜样做文章。他的学术著作《法言》，就是仿《论语》而作的，自成一家却有创新。《法言》实为论说散文，其文字简洁，富于说理，寄寓深刻而含蓄，对唐宋古文运动起过积极的影响。扬雄中年后虽自悔作赋，在写《法言》时，力图摆脱赋体的铺排繁缛，但用奇字，造新句。《法言》字句的结构长短尽管与《论语》极为相似，但奇崛奥衍的文体，又与《论语》大不相同。《法言》中的思想博大，利用大量的篇幅来品评人物，用春秋笔法褒扬贬义，许多评价有独到的见地；他在《法言》中批判否定今文经学和谶纬神学，为维护孔孟之道不遗余力。《法言》表面上从正面强调“宗经”、“征圣”的儒家正统道德观，实际上从侧面否定和批判那些轻道重禄、唯利是图之徒，他用曲折的手法表达自己愤懑之情，并贯穿全文。如他的《法言?学行》篇中云：“或曰：‘使我纡朱怀金，其乐不可量也。’曰：‘纡朱怀金之乐，不如颜氏之乐。颜氏之乐也内，纡朱怀金之乐也外。’或曰：‘请问娄空之内。’曰：‘颜不孔，虽得天下，不足以为乐。’‘然亦有苦乎？’曰：‘颜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兹苦也，祗其所以为乐也与’”在斥责纡朱怀金之徒之中，表达了自己在事新莽之后的苦闷，只好以苦作乐，语意双关，很能说服人，且寄寓深远。扬雄在《法言》中也时常流露道家思想：“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否定神学迷信，但又有所取舍：“及捶提仁义，灭绝理学，吾无取焉耳。”这样的观点在当时可谓大胆。《法言》思虑深锐，故能“理赡而辞坚”。唐代大文学家韩愈的散文，特别是他的用字造句，深受扬雄《法言》的影响，所以，韩愈对扬雄的评价极高。

　　四、扬雄散文的辞赋化特点

　　作为一位在辞赋上很有成就的辞赋家，扬雄的散文又不可避免地带有辞赋特色。上面论及的《答刘歆书》、《上书谏勿许单于朝》就具有辞赋的特点。《上书谏勿许单于朝》就大量用了铺陈手法，论述汉与匈奴的历史关系，详细透彻，很有气势。这说明扬雄能自觉地把辞赋创作手法运用到散文创作中去，使自己的散文创作打上了辞赋的印记。

　　扬雄的散文有辞赋骈丽之风，《上书谏勿许单于朝》中的骈句累累，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语言的力量，骈偶句随处可见：“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匈奴之结解，中国之忧平”；“不一劳者不久佚，不暂费者不永宁”；以及“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以）填庐山之壑”；还有成段的骈俪以殿全篇之后：“故未服之时，劳师远攻，倾国殚货，伏尸流血，破坚拔敌，如彼之难也。既服之后，慰荐抚循，交接赂遗，威仪俯仰，如此之备也。往时尝屠大宛之城，蹈乌桓之垒，探姑缯之壁，藉荡姐之场，艾朝鲜之旎，拔两越之旗，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时之劳……马邑之策安所设？卫、霍之功何得用？五将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后，虽智者劳心于内，辩者毂击于外，犹不若未然之时也。”扬雄这一大段的骈俪文，用铺张扬厉的手法，把匈奴对汉朝边境安全的危害剖析得明晰透彻。这里用对比手法写出匈奴未服时，汉王朝倾力攻击匈奴，又用夸张手法写汉朝“倾国殚货，伏尸流血”损失惨重，想使匈奴臣服是如此艰难；既服之后，汉王朝又恩威并施，才与匈奴相安无事。回想以往对边境少数民族征战，也只有匈奴是中国的坚敌，不可轻视。对于匈奴愿意来朝称臣，扬雄认为是一件值得汉王朝重视之事，是汉王朝改善与匈奴关系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以力劝哀帝允许匈奴单于入朝。此文立意深刻、议论豪迈、气势雄健、修辞出色，将富有文采的艺术特色与比较进步的民族思想内容融为一体，有辞赋特点，是一篇出色的谏书。

　　《剧秦美新》一文表面是对新莽王朝的赞美，但暗寓立讽，立论在于无论谁在上位都应勤政爱民，这样的观点在当时无疑是先进而又大胆的。该文多丽辞，有许多极精工的对偶句，如：“配五帝，冠三王”；“流唐漂虞，涤殷荡周”；“耆儒硕老，抱其书而远逊；礼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谈”；等等，可见扬雄驾驭语言的功底之深。这些语句，既有骈语流漓之美，又有散体顿挫之力，读起来朗朗上口。这种多变的句式更便于铺陈事物，文辞华美，发表议论，于铺叙中见作者的旨意，也使这篇奏文带有辞赋的特点。虽然该文被后世诟病，但不失为一篇好文章。 　　扬雄独创的连珠体文章是杂文，更是小的论说散文。西晋傅玄《连珠序》又曰：“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微悟，合于古诗劝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睹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5]刘勰《文心雕龙?杂文》指出：“扬雄覃思文阁，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6]连珠这种体裁，篇幅都很小，一篇只有几句。扬雄的连珠文以“臣闻”开头，四字句为主，韵散结合，运用了简练的语言和多种修辞手法，把复杂的事理说清楚。连珠文虽篇幅短小，却于凝练含蓄之中见言简意赅，讽谏之意跃然纸上。如他的连珠第一则中说道：“是以岩穴无隐，而侧陋章现也。”就用的是借代手法，用“岩穴”、“侧陋”借代贤人，阐明了明君取士贵在不拘一格录用贤人。

　　值得一提的是扬雄的学术著作《法言》，是篇论说散文，仿《论语》而作的，采用问答体，富于说理，推陈出新，思深意奥，其文犹有辞赋骈俪之风。在《法言》中对偶句很多，且句式多变，便于说理，如：“或问：“屈原智乎？”曰：“如玉如莹，爰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对偶句的运用，使句式整齐，音节和谐，行文流畅奔放，也把抽象的道理说得具体形象，通俗易懂。在《法言》里，扬雄提倡的宗经征圣的复古思想，对儒学的独特见解为后人津津乐道。扬雄的散文，以其寓意深刻含蓄、语约词丰的行文特色影响唐、宋古文运动，特别对唐代散文大师韩愈的影响很深，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谓“退之（韩愈）所敬者，司马迁、扬雄。”说明在韩愈心目中扬雄与司马迁并驾齐驱，对其评价之高。若仔细研究一下韩愈的散文，不难发现他的散文创作受扬雄散文影响很大。

　　不过，扬雄为文不免古奥难读，故作艰深之辞，是其行文弊端。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就曾提到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这个弊病，鲁迅也曾说《法言》：“扬雄先生的‘蠢迪检柙’，就将‘动由规矩’这四个平常字，翻成难字的。”[7]但这也掩饰不了扬雄在辞赋散文创作上的创新成就。

　　综上所述，扬雄在散文创作上的艺术成就铸就了他的文章与众不同，不愧是散文大家。班固《汉书?地理志》中赞扬道：“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8]他的辞赋散文在后世常被拿来借鉴， 后世古文运动提出的“文必秦汉”，指的是西汉文章，一定有扬雄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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