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3-01-12 阅读量:0次 所属栏目:艺术理论
一、以叙事为中心,而取“奇事”。
《风筝误》继承了前代戏曲优良的叙事传统,又加以发展,以有限的人物、通俗的台词、紧凑的结构演绎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李渔的高明之处更在于其对“事”的研究。在李渔看来:“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题不佳,而能出其锦心,扬为绣口者也。”[2]李渔观念中的新奇之事并非牛鬼蛇神之事,而是“只当求于耳目之前,不当索绪闻见之外”[3]的奇事。《风筝误》正是取材于日常生活中一般人想不到的“家常事”,许多事情看似普通却暗藏玄机,成为引发后事的源头。如;剧中詹烈侯的两个妾室一向不和,经常因争风吃醋闹得不可开交。为避免事端的发生,詹列侯出征前将一宅以高墙分割为二。这本是最为普通的家常事,经作者之手就变为引发一系列事情的不常之事。同类事件在剧中随处可见,看似平常而蕴含着奇特之处。而且事件之间环环相扣、紧密串联,虽时有出人意料之外但又在人情物理之中,做到了新奇而不荒诞。
二、巧设建构,围绕“一人一事”展开
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中主张戏曲叙事必须“立主脑”,即确定对整个故事的展开具有关键作用的“一人一事”,以此为发生点,穿插联络其他关目,从而创作生动有趣的完整故事。我们可以按照李渔的思路来分析《风筝误》的叙事是如何展开的:一部《风筝误》止为韩生一人,而韩生止为“觅得娇娃”一事,其余枝节皆从此一事而生,戚友先之放风筝,淑娟之和诗,爱娟之会郎,戚补臣之逼婚皆由于此,是“觅得娇娃”四字,即作《风筝误》之主脑也。李渔采用烘云托月的手法,以风筝做引围绕韩世勋的“一人一事”展开叙述,构建了完整的故事情节,起到了引人入胜的效果。
三、注重宾白的使用效果
《风筝误》的又一显著特点是宾白的大量的运用。宾白是我国古代戏曲重要的构成要素,明代剧作家徐渭认为:“唱为主,宾为白,故曰宾白,言其明白易晓也。”[4]中国戏曲向来以唱为主这就决定了中国戏曲理论重曲轻白,但到了李渔,他对宾白的重视程度大大增加了。他在《闲情偶寄?词曲部》中提出了“故知宾白一道,当以曲文同视”的观点。《风筝误》中的宾白不仅数量多,而且用得恰到好处,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人物的性格。如:韩生“囊饥学饱,体瘦才肥。人推今世安仁,自拟当年张绪。虽然好色,心还耻作登徒;亦自多情,缘独悭于宋玉。”(《风筝误?贺岁》)。戚生:“有趣的事不见他做,没兴的事偏强人为。良人犯何罪孽?动不动要捉我会文做诗;清客有何受用?”(《风筝误?糊鹞》)[5]这两段宾白传神地描绘出了韩生与戚生不同的性格特征。韩生:有才自负,对意中人的要求也高。戚生:不学无术,沉迷于吃喝玩乐,对才子文人又有几分不屑一顾的纨绔子弟。剧中大量宾白的运用,不仅刻画出人物性格,而且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迎合了舞台的需要和观众的观赏需求。
四、“场上之曲”,注意迎合大众口味
明清江南地区由于先天地理环境优越、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等因素,市民阶级不断壮大,呈现出与其他地方迥然不同的文化特色:“市民生活的庸俗乐趣与文人生活的市隐情趣产生了奇异的交融,雅与俗的界限变得模糊了,精雅化与俗常化同时表现在人们生活中,”[6]受到这种特殊文化环境的影响,李渔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人物,在他看来“觅应得之利,谋之有道,即人间大隐。”[7]
李渔所处的文化环境和他的生活理念决定了他的创作观念,即迎合广大观众的需求。李渔在《风筝误》(8)结尾写了这样一首诗:
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阕。
何时将钱买哭声,反令变喜成愁咽。
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
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
可见《风筝误》并不是言志抒怀,承担社会功能的案头之作,而是轻松活泼,供人娱乐消愁的场上之曲。首先,剧中主人公韩生不仅满足丰神俊逸、才华出众的才子标准,在他身上更多了几分无拘无束的市井欢愉,满足了观众的心理需求。其次剧中的曲词通俗易懂、诙谐有趣,迎合了观众的需求。最后,作为一出喜剧,《风筝误》的情节充满了误会与巧合,造成引人逗笑的喜剧效果且以大团圆结局收尾,也迎合了大众娱乐消愁的心理。由此可观之,《风筝误》是典型的场上之曲。
《风筝误》作为李渔的代表作也存在着格调不高、与社会脱节、低级情趣较浓的缺陷,但是我们更应该正视《风筝误》叙事特征的典型性,对其进行研究分析,对今天的戏曲创作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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