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扇文化的流行及其艺术表现

　　扇，在古代本为一种常见器物，其最初用途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仪仗用品。其二是生活用具，用来驱蚊纳凉。可是，在汉魏六朝时期，扇这一器物却体现出更多的文化蕴涵，也与文人有了更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六朝时期生活的艺术化及人们审美观念的增强，同时也反映出文化向追求个性化及雅士风流的转化。

　　一、汉魏之交，扇子成为士人风度的体现

　　在汉代，作为日常生活器物的扇子可以作为礼物相互馈赠，且往往体现出雅而不俗的文人意趣。葛洪《西京杂记》言：“朱买臣为会稽太守，怀章绶还至舍堂，而国人未知也。所知钱勃，见其暴露，乃劳之曰：‘得无罪乎？’遗以纨扇。买臣至郡，引为上客，寻迁为掾史。”[1] 92-93钱勃赠朱买臣者即为纨扇。纨帛轻盈纤薄，笼于竹骨之上，成圆形之状，用力甚微而清风拂凉，两汉十分流行。汉魏之交，在太学生和公卿大夫中间，手摇扇子成为一种风尚，《语林》中载荀??与孔嵩之语：“昔与子摇扇俱游太学。”[3] 4摇扇游太学，体现出了一种少年意气风发、春风得意、洒脱狂放的气度和风姿，“扇”这一普通“道具”在此赋予了其主人以一种特定的风度和精神面貌。而羽扇的流行更加彰显了士人闲逸潇洒的风度。据陆机《羽扇赋》所言，羽扇的最早使用者为战国后期楚国文人宋玉、唐勒：“昔楚襄王会于章台之上，山西与河右诸侯在焉。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鹤之羽以为扇。诸侯掩麈尾而笑，襄王不悦。”[3] 33其后，羽扇流行于南方。三国时诸葛亮手摇羽扇、指挥三军、镇定自若的形象更是定格在了士人心中，成为被崇拜和模仿的形象。“诸葛武侯与宣皇在渭滨，将战，宣皇戎服莅事；使人视武侯，乘素舆、葛巾、毛扇，指麾三军，皆随其进止。宣皇闻而叹曰：‘可谓名士矣！’”[4] 1187随着西晋平吴，羽扇亦流行开来。西晋傅玄《羽扇赋序》曰：“昔吴人直截鸟翼而摇之，风不减方、圆二扇，而功无加。然中国莫有生意者。灭吴之后，翕然贵之，无人不用。”[5] 62-63东晋中期之后，羽扇渐衰，纨帛作扇面的团扇重新成为文人手中之扇的主流。

　　这一时期，无论是羽扇还是团扇，在文人手中都已不单纯是一种驱蚊纳凉的日常用具，尤其是羽扇的流行，更显高雅脱俗，使人飘飘有凌云之气，栩栩有仙风道骨之感。扇的文化蕴涵的这一转变与这一时期文化总体精神的转变有着内在的联系。魏晋时代是士人更加追求外在风度和自由个性的时代，自汉末兴起的人物品评之风，至魏晋更为兴盛，在政治、道德的评议之外，更重外在的气度、风神等审美因素，清、神、朗、率、达、雅等成为品评人物时的常用词语。与这种时代文化精神的变迁相应，此一时期，扇成为士人具有一定身份象征意义的“道具”，成了风流儒雅、闲逸洒脱气度与风神的体现。

　　二、咏扇诗、咏扇赋：文学作品中扇意象的形成

　　随着扇文化的流行，咏扇诗和咏扇赋大量出现。这些作品中的扇意象包含了作家个性和时代精神、文化修养等要素，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文人反复咏叹，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今存最早的咏扇之作是题为西汉班婕妤的《怨歌行》。据《乐府诗集?相和歌辞》解释：“汉成帝班婕妤失宠，求供养太后于长信宫，乃作怨诗以自伤。托辞于纨扇云。”[6] 610《怨歌行》一诗写道：

　　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夏季炎热之时，可以用它扇风，而秋冷之时，便将它弃置不顾，所以秋扇见捐也暗喻了宫女被弃、失宠的不幸命运。因为班婕妤的本事和这首《怨歌行》，自此以后，团扇这一意象便与宫女们的哀怨之情紧密相联，在《婕妤怨》《怨歌行》等咏叹宫女哀怨的作品中，团扇便成为一个经常出现的意象，意义指向清晰而明确。而团扇意象的另一重意蕴，则与《乐府诗集》中的《团扇歌》相联系，据载，东晋名臣王导的孙子中书令王岷为当时名士，“珉与嫂婢有情，爱好甚笃，嫂捶挞婢过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捉白团扇，故制此歌”[7]717，此歌即《团扇歌》。至南朝时代，《团扇歌》往往成为艳诗中常见的题目，内容大体上不出歌咏男女相思恋情的范围，有的甚至具有香艳色彩。如：“清风任动生，娇香承意发。”（萧衍《团扇歌》）“动摇玉郎手，因风访方便。”（沈约《团扇歌》二首其一）这些诗作既是咏白团扇的诗，同时也是言情诗。在诗中，白团扇无论是在“玉郎”之手，还是女子“持许自障面”，它都成了恋情或所恋对象的一种象征，和相思之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萧衍的诗中，更是由女子手中的白团扇产生联想，想到清风随着其身之动而产生，任其身上的香气弥散开来。

　　《怨歌行》及《团扇歌》的本事共同构成了诗歌中扇意象的蕴涵，构筑起了一个闺怨与艳情的世界。秋扇见捐所象征的女子被弃的凄凉落寞和郎捉白团扇的情节中显示出的郎情妾意又在后代被诸多文人所继承，在唐宋诗歌中被反复吟咏。

　　同时，东汉之后，又出现了大量的咏扇赋。与诗中团扇意象的闺怨艳情色彩相比，赋中之扇则显庄重严肃，成了君子所应具有的道德品质的象征。如班固的《竹扇赋》，傅毅《扇赋》《扇铭》，崔?S《扇铭》，张衡《扇赋》，蔡邕《团扇赋》，徐干《团扇赋》，蔡邕《团扇赋》，曹植《九华扇赋》等。傅毅在《扇铭》中写道：“翩翩素圆，清风载扬。君子玉体，赖以宁康。冬则龙潜，夏则凤举。知进知退，随时出处。”赞颂扇子的“知进知退”“或规或矩”，实际上也是人臣所应具有的品德。张衡《扇赋》、徐干《团扇赋》亦表现了这一主题。区分尊卑上下、等级贵贱，使人们各安其位，维护封建统治的秩序是传统儒家礼制文化的基本宗旨，在此文化影响下的士人也应是知进知退、或规或矩，安守本分。文人们在赋中将封建时代儒家文化影响下士人所应具有的品格寓托于扇这一器物之上，从而使其打上了传统文化影响的印记，?M一步丰富了其文化蕴涵，而不再是单纯的实用性器物。 　　三、扇书扇画：日用器物与艺术作品的合而为一

　　在扇上题写书法和作画，使扇这一普通器物更增一层文化意蕴，也更能显示出文人的风流雅趣。建安之前未曾有在扇上题诗、绘画的文字记录，亦没有出土文献证物。“竹扇求书”的故事是今存最早的关于扇书的记载。事见于《晋书》王羲之本传：“在蕺山见一老姥，持六角竹扇卖之。羲之书其扇，各为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谓姥曰：‘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邪。’姥如其言，人竞买之。他日，姥又持扇来，羲之笑而不答。”[7]2100王羲之的书法使得普通竹扇身价倍增，人们争相市之，此处世人看重书扇的是书法艺术。当然也有的是重视书写的内容。桓胤曾将羊孚《雪赞》中的“资清以化，乘气以霏，遇象能鲜，即洁成辉。”的句子书于扇上[5]149。琅邪王融曾因欣赏柳恽“亭皋木叶下，?剖浊镌品伞钡氖?句而书斋壁及所执白团扇。[8]988桓胤、王融诸人都不以书法知名，他们书写在扇上的诗赋均为佳句，以此显示持扇者的志趣或雅识。此时的扇，其优美造型已与上面书写的内容或上面的诗词和书法艺术融为一体。

　　今存史籍关于在扇上作画的最早记载，是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记曹不兴“落墨成蝇”的故事，扇画到东晋时代出现更多，王献之工于草隶，擅长丹青，“桓温尝使书扇，笔误落，因??作乌驳?寂＃?甚妙。”[7]2105著名画家顾恺之亦曾作扇画。《俗说》载：“顾虎头为人画扇，作嵇阮，都不点眼睛，便送还扇主，曰：‘点眼睛便欲能语！’”[2]46扇画的大量出现也使咏扇画诗、题扇画赞等艺术批评的作品大量出现。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便有《题扇画赞》。宋齐以降，扇画技艺获得了长足发展，同时，扇画也使士人甚至帝王十分珍爱。南朝齐萧贲“能书善画，於扇上图山水，咫尺之内，便觉万里为遥。”[8]1106《历代名画记》亦曰：“（萧贲）曾于扇上画山水，咫尺内万里可知。”[8]13此时的扇，重要的是其上面的绘画书法作品所体现出来的艺术价值，扇已经成为了一件艺术品，人们对它的珍爱也体现出对美的欣赏，对艺术的欣赏。当然，扇书扇画与其他书法绘画作品的不同在于：其一，其空间有限，因而给书法和绘画艺术带来更多的限制，如何在这小小的空间中布局安排，更见艺术匠心，也更显作者技艺的高超。其次，扇子本是士人随身携带之物，既可驱蚊纳凉，又可彰显士人身份风度，如果再加上上面的书法绘画，更显文人雅趣，增强了其审美功能，日用器物与艺术作品在此融而为一。可以说，魏晋时人的总体特点是用自己的言行、诗文、艺术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审美化，一个小小的扇子亦透露出这样的时代信息，魏晋时人的妙赏与深情在其间展露无遗。

　　总之，在汉魏六朝时期，扇子作为生活中的一种常见器物，承载了丰富的文化蕴涵，成为实用器物与艺术品的融合体，其纳凉、蔽尘、障目的实用功能渐趋弱化，定情、兴志、体现雅趣的审美功能逐渐增强。扇的审美化、艺术化的发展趋势与中国文学和艺术的自觉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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