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交场合中古诗词翻译的内涵等值与艺术审美等值间平衡关系的探讨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6-03-02

　　一、等值、内涵等值与艺术审美等值

　　在翻译理论中，“等值”一直以来是人们讨论的中心概念之一，各家对翻译等值概念的界定以及对其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应用和意义的认定一直存在争议。

　　事实上，等值的概念存在多样性，如奈达（Nida）和塔卜尔（Taber）

　　在1969年提出了“最贴近的自然等值”（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杰格尔（Jager）在1975年提出了“交际等值”（communicative equivalence）；威尔斯在1977年提出实现“目的语语篇的最大等值”（a maximally equivalent target language text）。除此以外，一些翻译理论文献中常常提及“内容等值”（content equivalence）、“文体等值”（stylistic equivalence）、“形式等值”（formal equivalence）、“艺术审美等值”（artistic aesthetic equivalence）、“功能等值”（functional equivalence）、“选择性等值”（faculative equivalence）等。

　　内涵等值（connotations equivalence），

　　是指通过选择同义的语言来传递原话语的内涵意义。对诗词内涵意义的恰当理解，除了要求译者能正确理解古汉字的意义，还要求译者对诗词创作背景及作者有一定的了解，并能与其产生共鸣，使翻译时做到译文与原文的一致性。

　　艺术审美等值（artistic aesthetic equiva-

　　lence），这一概念的实现，是诗词英译的一大难点，它主要是指始发语某些形式上的审美特点，包括措词、韵律、格式以及作者的创作风格等的等值与形式等值相类似。

　　作为一种特殊文体，诗词是非常注重形式美的，诗词往往给读者带来审美的快感，因此，翻译时，应尽量保留原诗的艺术形式，才能留住原有的审美感。正如詹培尔特（Jumpelt）在对科技文献翻译的研究中谈到的“经验事实”（1961）一样，“翻译不可能保证全部地、不加区别地保留一切真值。翻译总是涉及选择的必要性”。因此，笔者认为，对外交场合引用的诗词进行翻译，译者须在忠于原文意思的前提下选择性地保留诗词的部分特征。

　　二、古诗词翻译

　　中国领导人在多种外交场合，无论诗词歌赋，还是古语名言，均能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在严肃的政治外交中融入柔和的古诗词，既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与国家文化“软实力”，也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具有亲和力的“中国形象”。

　　习近平主席在多次访问外国期间，无论是发表文章、演讲，还是接受外媒采访，常常引经据典，专家点评称“诗赋外交”展现张力，这也是习近平主席的语言魅力之一。

　　中国古典诗词作为语言高度浓缩的文学载体，至今仍存在着可译与不可译的争论。

　　汉语古诗词之所以被认为不可译或难译，是因为当中包含了许多引用典故、双关、借代等写作手法，以及一些中国文化特有的事物，特别是诗有如格式、韵律、意境等许多“诗之所以为诗的东西”。

　　经过多年来众多诗词翻译者的钻研，后人对古诗词的翻译已有了令人欣喜的成绩与突破。可是翻译时，要在诗词格式的限制下完整到位地诠释原文的内涵着实不易，很多情况下便要在内涵等值和艺术审美等值间进行取舍，以取得译文最佳值。

　　三、外交发言中所引用古诗词的翻译分析

　　周恩来总理曾经对外交口译提出过“完整、准确、通顺、易懂”的要求，许多译者也坚持外交场合的翻译只要能够将意思准确表达出来即可，不必过分讲究形式。但是，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外交场合引用诗词歌赋、古语名言，其目的一方面在于向世界展示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另一方面是展现出自己的文化底蕴。如果忽略诗词古文的形式，单单追求意思上通俗易懂，听众很难察觉出被引用的是中国特有的古诗词，那么就达不到始发语者引经据典的初衷。

　　因此，在翻译外交场合领导人引用的古诗词时不仅要考虑听众的语言信息接收是否完整，也要考虑引用者的引用目的，适当地平衡其内涵等值与艺术审美等值间的关系，不能一味追求意思贴切而完全放弃诗词的形式，也不能为了遵循诗词的格律而使译文的意思与原文有所偏差。

　　作者认为，在外交场合中翻译领导人引用的古诗词时，应了解内涵等值与艺术审美等值间的平衡关系是动态的，而非一成不变的，这种平衡受该句古诗词引用的场合、语境和作用等因素的影响。

　　如对在报刊上已发表的文章或事先已拟稿的现场发言中引用的古诗词翻译时，在格式和音律等形式上应尽量与原文保持一致；而在自由发言如中外领导人交谈或回答外媒提问时引用的古诗词翻译时应在“达”的基础上，尽可能做到押韵、句式对仗等“形似”。 　　1.诗（押韵）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的演讲中，引用了刘禹锡《秋词二首》中的诗句作为演讲的开头语：“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一段精彩的开篇语，能更好地吸引听众的注意。所以对该句进行翻译时，若保持原文的押韵，能更好地引起听众兴趣。译句为：

　　The water is clear and the mountain is bright. The frost comes in at night； Trees are covered with deep scarlet leaves mixed with yellow that is light.

　　由于格律诗的篇式和句式有一定的规格，对音韵的选用也遵循一定的规律，因此对格律诗的翻译采用，艺术审美等值方式一般较容易为听众所察觉，从而达到翻译目的。

　　会议召开之际，北京正是秋冬交替之时，引用此句的目的并非要表达实质的内涵，仅在于烘托当时的和谐氛围，对会议的顺利召开寄予美好的期望，因此翻译时选词的自由度较高，亦较易做到内涵等值。

　　例子中译者对句子的处理基本上同时达到了内涵等值与艺术形式等值的双重翻译目的。

　　2.诗（对仗）

　　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11月14日在澳大利亚的《澳金融评论报》发表题为《开创中澳关系更加精彩新篇章》署名文章，当中引用了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中的“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原文的意思是：想要树木长得高大茂盛，一定要使它的根基稳固；想要河流川流不息， 一定要使它的源头疏通无阻。这是一种借喻手法的运用，习近平主席用这句话来带出其后点明的中澳关系长远健康发展的根本在于“双方遵循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的原则”。译句为：

　　A tree has to strike a firm root before it can flourish. A river has to have a fully dredged source before it can flow unceasingly far.

　　原句的最大特点是对仗，对仗的基础是掌握词性，即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一一对应。

　　对仗其实就是实对实，即上下两句中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重叠词对重叠词，因此在进行英译时也要遵循这种原则。

　　中文句子中名词的“木”对“流”、 “根本”对“泉源”，动词的“固”对 “浚”。相对应地，英译中采用了“a tree” 对“a river”，“a firm root”对“a fully dredged

　　source”；而对于形容词的“长”对“远”，英译中采用了动词“flourish”和“flow far”作对应，很好地做到了艺术审美等值，适当转换词性而不执着于原文选词的词性，能更好地表达句子的内涵。

　　3.词

　　不同于诗，词的格律难于为普通人所察觉。由于词属于歌唱文学，按谱制词，因此中文中对词的格律规定是十分严格的，不能随便更改。词的内容可变，但整体的音律不能变。

　　可是就句子的结构而言，汉语与英语之间存在许多不同，英语是“法治”的语言，而汉语是“人治”的。只要结构上不存在错语，英语更偏好于使用长句，而汉语则较多使用短句。因此，词的句子多为零散的短句。英译时如果严格对应词的格式，翻译出来的英语句子便显得生硬累赘。

　　在《开创中澳关系更加精彩新篇章》署名文章中，习近平主席还引用了 《抱朴子?博喻》中的“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来形容中澳两国虽然远隔重洋，但志同道合，能够排除万难谋求共同发展。译句为：

　　Even mountains and seas cannot distance people with common aspirations.

　　原句的主语是志同道合的人，而英译句子中的主语换成了“重洋叠峦”，这样的转换能使句子的结构趋于平衡。如果为了达到艺术审美等值而坚持与原句的格式保持一致，这样译出来的句子就不符合英语句子的惯用结构，这也是译文不用“people with common aspirations”

　　作主语的原因。

　　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翻译的时间紧迫程度比现场口译要低，因此翻译时除了认真吃透词的含义，还可以考究词的出处并在翻译上作注释，让外国读者对该句诗词有更清晰的了解，也便于对中国古诗词有兴趣的外国读者进一步研究该诗词的内涵。

　　四、结语

　　翻译外交发言中领导人所引用的诗词时，应合理平衡内涵等值与艺术审美等值间的关系，充分展现国家领导人“以诗代言”的语言驾驭能力，为中国古典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提供一个新平台，也为中国特色外交增添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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