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3-01-12 阅读量:0次 所属栏目:艺术理论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南宋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向来是宋朝苛守不渝的家规。宋朝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使武将受制于文官。只要武将功大、官高而权重就意味着对皇权构成了威胁。南宋初,不得不提高武将的权力和地位,这在高宗和文臣们既有投降派也有抗战派看来,是权宜之计,一直抱着“且用且疑”的态度。高宗听从张浚和秦桧的劝告,收回岳飞统率大部兵力的成命,其奥秘即在不容许他立盖世之功,挟震主之威。岳飞抗金心切,要求增兵,提议建储等,恰好都触犯高宗的深忌。如果没有高宗的授意,秦桧又怎能杀死岳飞呢?
历史上的“秦桧夫妇跪像”,早已浓缩为一种价值判断而被我们延续到现在并构成了当下的现实。看到《秦桧夫妇站像》时,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表现方式,人们应当反思,从而增加新的认识。虽然作品展出后遭到质疑和批评,笔者相信,金峰不是对历史文化题材的“滥用”,而是具有一种全新的思考,从中国的官僚主义立法权、古代君臣之道等多种角度的介入,打破人们原有的对此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看法。很多学者和专家总是习惯于原有“已定”观念的认知,对于旧事物的“新解”不免排斥。笔者相信,不局限于哲学、文学、媒体,突破一切的能指与所指时,艺术批评才能更加具有生命力,会给艺术创作带来全新的思路。
而笔者坚信,艺术批评还承担着对艺术作品和文化现象的本身,具有一种“重解误读”的社会文化职能。当今的形式主义理解导致的形式主义批评也在阻隔着艺术的批评职能,在观念层面,当代艺术很容易遭到形式主义的批评,这种批评使当代艺术创作受到限制,这也使艺术批评在观念和语境上受到限制。[2]
当代艺术在意义与语言的关系上可以分割成内在和外在,核心与外延领域之间的区别,这种本质主义成为当代艺术的判断方法准则时,意义就在人的意义而不是艺术的语言上被抽象提出。当代艺术破除现在艺术的形式主义语言的结构,不再是形式主义语言的艺术,当这种观点被宣告艺术本体论终结的时候,必然是艺术语言的终结。当代艺术不是消除语言的艺术,而是释放语言中的各种可能性的艺术,由于这种可能性,当艺术从语言学模式转入社会――文化――政治模式时,艺术失去它的封闭性,在当代艺术中意义的各种可能性都依赖于语言的各种可能性。
笔者认为,艺术的反思、批评功能是对解放艺术斗争的贡献,寓于美学形式之中。一件艺术品真实与否,不看它的内容(即社会条件的“正确”表现),也不看它的“纯”形式,而要看内容是否已经变成形式。美术形式、自主性和真实性是相互关联的。每一个内容构思都是社会――历史的现象分析,每一个内容的思考都超越社会――历史的舞台。艺术的真实性在于它有力量打破现成现实,解构一种“真实的垄断”,深入到作品的历史语境中,对其进行理性的思考,甚至是对历史定论的重新考证。因此,对金峰的《秦桧夫妇站像》认识与评价应当站在美学形式创作和自主性的基础之上。
在当代艺术作品创作的元素中,很多艺术家通过题材表达自我和社会存在问题,在反映社会存在问题时,当代艺术变成是一个犀利的仲裁者,用艺术的多样性诠释问题的内在和本质。当代艺术具有一种媒体性,媒体不是与语言对立,媒体可以让语言更加丰富,媒体通过多种方式表达语言,传达艺术家的艺术主张,这种手段与以往的艺术形式相比,视觉性强烈,表现性更多元。
至于观众对作品的批评,使笔者想到康德在《判断力批评》中说道,无论怎样优美的或崇高的、舒服的或可怕的现实形式,想象力都可能凸显出来,它们都是从感性经验中“派生”出来的。[3]然而,想象力的自由不仅受限于感受力,而且从有机经验的另一极端来看,还受制于人的推断力,即理性。对于新世界、新的生活方式的最大胆的意象,仍然要由概念引导,由一种在代代相传的思维发展中形成的逻辑引导。从感受力和理性这两方面来讲,历史成为想象的方案的一部分,因为感受的世界是一个历史世界,而理性则是从概念上对历史世界掌握和翻译。
由此使笔者想到,当代艺术的出现和发展,不仅意味着一种风格代替另一种风格,一种流派代替另一种流派。例如,印象派、抽象绘画、达达派、政治波普等,这些风格与流派不仅是新的感觉方式,更是一种对原有事物的“解构”。修正和强化的感受方式,同时也“解构”旧的艺术形式。由内及外,由表及里,解构作品的形式与内容中所传递的艺术家的“艺术意志”。感官必须学会不再利用原来养成它们的旧法则和秩序来观察事物,而必须粉碎组成我们感受力的恶劣机能主义。假如把“艺术作为思想”看待,我们需要关注作品背后的创作理念,而不是简单比较创作题材的相同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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