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3-01-12 阅读量:0次 所属栏目:艺术理论
一、雄辞妙喻、平晓畅达的文学风格
(一)雄辩恣肆的散文风格
《孟子》一书散发着浓郁的雄辩之风,这也是孟子散文风格的主要特点之一,而这种风格正是他本人性格和时代风貌相交织下的产物。春秋战国之际,诸子峰起,百家争鸣,面对着激烈的学派论争,欲使自己的思想主张征服受众,则必须要用言辞征服受众的思想。加之,孟子本人性情高傲,锋芒毕露,好辩且善辩,常常与人唇齿交锋,又必欲争胜,这种性格反映在文章中,自然形成了他雄辩滔滔,行文坦露的独特散文风格。在《孟子》一书中,大部分的文章都是他与君主、大臣及其弟子等人物之间的对答,并在舌战中宣泄自己的感情,传达自己的主张。如《滕文公上》中记载的陈相和孟子的对答,孟子先询问清楚许行的生活资料来源,进一步论述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再列举出尧舜等贤明的君主并不事必亲躬之故,提出了自己对君王理政的看法,随即话锋一转,直接指斥陈相背叛自学术派主张的非道德行为,语如刀锋,言如雷霆,一个刚直骨鲠的儒者形象跃然纸上。再如《离娄上》中反诘淳于髡,《万章上》中与万章对答等,无不雄辩滔滔,浩气荡漾,词采飞扬。诚如郭沫若先生所讲:“孟文犀利”[1],这正是对《孟子》雄辩文风的高度概括。
但在另一方面上,又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在与诸多学派唇枪舌战中,雄辩是一种必要性的手段,但是这种必要性的手段未必会直接取得必然性的胜利。为了保证论辩的胜利,对文学表现方式的开拓,对文学话语的选择,显得十分重要。由此,孟子也探寻出了最适合自己的独特文学表现手法。
(二)以譬喻阐事理的文学表现手法
孟子的散文极擅长取譬设喻,往往用极其形象化的语言和故事阐释出复杂的道理,从而显得机智诙谐、难以反驳。《孟子》中有不少寓意深刻的成语和典故不仅为他的散文增色生辉,而且活跃于后代的文学作品与生活口语中,至今还为大众所广泛应用。如“揠苗助长”、“匹夫之勇”、“明察秋毫”等成语都成了后世极为常见常用的词汇。
其散文譬喻精妙的风格主要有两个特点:1.根据不同场合和说话对象进行不同的设喻。如梁惠王向孟子请教自己尽心理政,却未得民众皆归的问题时,孟子则表示“王好战,请以战喻”,用对方感兴趣的战争话题作为谈话的切入点,步步为营,抽丝剥茧,最后提出了唯有实施仁政才可以达到“天下之民至焉”的效果,使得梁惠王无可反驳。这种论说方式易将听者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继而进行充分的论述和阐释,从而达到最佳的征服效果。2.用新奇而完整的故事,将复杂的道理简单化,抽象的思想主张具体明显化。如《离娄》中“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文字虽短,但语言凝练生动、情节跌宕曲折,其中“男主人公更是当时社会上为追求“富贵利达”而不择手段的厚颜无耻的典型人物的缩影。”[2]这个故事后来被明人孙钟龄借鉴改写为《东郭记》,足见其文学魅力之高。
这些精妙新奇的譬喻在《孟子》中比比皆是,各有所指,但是究其根本性目的却具有同一性。即以譬喻为辅助型手段来增强所论事理的形象性,从而使自我的理论主张征服受众思想。这样的目的就迫使文章用语必须具有通俗性,因此,孟文脱离了殷周以来险涩深怪的语词特色,从而显得明白平易,晓畅通俗。
(三)明白晓畅的语言风格
孟子以推广儒家理论思想作为根源性创作动机,这也使得《孟子》一书延续了《论语》的语录体形式,以明白晓畅的语言来阐释诸多事理。全书文笔浅显自然,运用了大量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如他在抨击杨朱和墨翟时,先是用朗朗上口的文字陈述两学派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力:“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然后话锋一转,强烈地表达了自己对两家学派的不满:“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语言平易质朴,却字字珠玑,深砭敌之要害,一气呵成,毫无滞涩。这段文字能够论述得如此独具感染力,和他语言风格的直白坦率,明白晓畅是密不可分的。
从上述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孟子散文在文学方面的艺术特征,即在论辩说理中巧妙运用形象化的譬喻和通俗化的语言,从而形成了雄辩恣肆的犀利文风。但又必须认识到,文学本体及其相应的表现艺术是人情感思想的外化,而文本是更创作主体自身思想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所以作者主体的哲学思想显得尤为重要。孟子不但是优秀的文学家,更是一位有着明确哲学主张的思想家,毫无疑问,孟子散文在哲学领域也具有鲜明的文艺特色。 二、浩然正义的哲学思想
(一)“养浩然之气”的哲学精神
孟子散文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于充沛的情感中蕴藏着吞吐天地的阳刚之气,这与其哲学思想主张有极紧密的关联。孟子提出了“性善论”一说,他认为人的先天本性都是善良的,而道德的逐步沦丧,是因为受到了后天社会现实生活中不良风气的熏染和侵蚀。所以,他不仅提出了“重义轻利”的人生价值观,而且十分注重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孟子讲:“我善养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养气是按照人的天赋本心,通过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仁义道德修养,逐渐升华出一种阳刚阔达,充塞天地的浩然正气。所谓气势,即以气壮势,有了这种浩然正气便可以“说大人,而藐之”(《尽心上》)无视物质贪欲,在精神上压倒权贵,体现在文章中则是充盈壮美,词锋犀利,气势如虹。正如苏辙所讲:“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3]如在开篇第一章《梁惠王上》中,梁惠王对孟子问道:“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毫不客气,马上反驳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然后一鼓作气地发问,倘若臣子和民众都只讲利益不讲仁义,那么必然会邦乱君亡。这一段文字气势磅礴,环环相扣,使得梁惠王无言以对。这样精彩的例子在《孟子》中比比皆是。
宋人苏洵说:“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f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苏洵用“其锋不可犯”这寥寥五字,生动地描绘出了孟子散文磅礴气势的特点。更为难得的是,他更清楚地认识到“语约而意尽”是构成其磅礴文风的关键。所谓“语约而意尽”,即指孟子散文内容充实,具有深厚的内容涵量,而这正是由孟子的美学主张所决定的。
(二)“充实之为美”的美学主张
孟子在提升自我道德修养方面提出了“养浩然之气”的哲学主张,即以“气”充实自我。这就决定了其美学观念也离不开“充实”二字。孟子在《尽心上》中讲:“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焦循解释说:“充满其所有,以茂好于外”[4]。 所谓“充实”,是指通过个体主观自觉地努力,将其固有的善良本性“扩而充之”,使之贯注满盈于人体之中。“充实”之所以能成为美,是由于人内在的充实能够使外在的形体“生色”,给人以美感。这虽是从人性品德的角度进行的审美评价,但是由于孟子将“充实”作为美学标准,并且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自己的这一美学主张,这就构成了孟子散文的显著特点:写实精神。
这种具有“写实精神”的实例在《孟子》中比比皆是,如他在《梁惠王上》中直斥残暴的统治者“率兽而食人”;在《离娄上》中将悍然发动不义战争的君主称为“率土地而食人肉”等等,语约而义丰,充满了现实主义精神。
尽管孟子散文内容充实、意蕴深刻,但和其阳刚浩然之气交融与一体,若有不慎,很容易造成粗直拙刚的论述风格。而孟子恰恰是位语言论战方面的大师,他的散文中灵活地运用各种逻辑分析技巧,使论辩话语义正言辞,无可反击,又不失学者风范。
四、严密通透的逻辑论述方式
孟子的散文在论说过程中,不但充分运用譬喻等文学表现手法,更善于将用严密的逻辑论述形式阐述自我的观点,从而达到无可辩驳、无懈可击的效果。虽然孟子的时代没有逻辑学这一学科,但是从他的论述艺术中仍可发掘出一些逻辑原理。如《梁惠王下》中,孟子先以设问的方式摆下两个命题,询问齐宣王如何对待受托付却照顾妻儿不周的朋友,以及如何对待治下不严的官吏,使齐宣王顺着自己的思路先后回答了两个不言而喻的结论:抛弃和罢免,这样就明确了逻辑学“三段论”中的大前提,也形成了一个既定的全称肯定命题:即所有不值得托付的朋友都该绝交;所有不称职的官吏都应该罢免。然后,孟子马上追问应如何处理一个治国无能的君主,在之前所述的命题条件下,他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所有不合格的君主应该下台。这使得齐宣王陷入结论已定,无言以对的窘境,只得“顾左右而言他”。在这短短一段对话中,不但展示了孟子论辩散文的高超技艺,更能看出孟子散文逻辑之严密,逻辑论述技巧之高超。这种“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的效果,正是孟子散文在逻辑学上,高超论辩艺术技巧的体现。
在孟子“养浩然之气”哲学思想影响下,他进一步提出了“充实为美”的美学标准,为了保证自我思想和合理传达,他以通俗化的语言进行论述,并灵活运用多文学表现手法,增强了文章的深度和厚度。在此基础上,他以严缜的逻辑论述技巧对自我的情感主张进行了合理的外化显现,从而造就了其散文的独特风格,其著作的独特艺术魅力。
综上,孟子散文之所以具有极高的艺术魅力,是由于其多种艺术因素的相互融合和渗透,是学派争鸣的历史背景下,文学表现艺术和逻辑论述技巧、美学观念以及哲学主张共同交织之下的伟大硕果。多角度地研究其散文的艺术特征,对于当代各行业的工作者在语言表达、日常写作等方面都有积极可借鉴的作用,都能从这株永不褪色的艺术之花中汲取出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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