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纪行组诗艺术特色探析

　　元稹一生共创作了两组纪行组诗。元和四年（809），元稹在时相裴??的提拔下，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东川，途中创作了第一组纪行组诗《使东川》。其入蜀路线是：长安―骆谷―兴元府―百牢关―西县驿―利州嘉陵驿、望喜驿。[1]270十年（815），元稹与刘禹锡、柳宗元等江湘逐客均被征还，稹自唐州从事任上西归长安，作了另一组纪行组诗《西归绝句十二首》来纪事言情。此次行旅路线是先自唐州前线归江陵（今湖北荆州），然后沿唐河，浮汉水，越武关，溯丹河，经蓝田庄、蓝桥驿，水路兼程，回到

　　长安。

　　纪行组诗就是以联章组诗的形式将羁旅行役的经过完整记录下来形成的诗篇。同一组诗歌字数、句数变化不大，形式匀称，结构严整。它的创作比较自由，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尽情地写作而不受篇幅的限制。[2]3-4但是要创作出好的纪行组诗，往往需要文士开动脑筋，求新求变，力避写景叙事的单调和诗意的雷同。也正因为如此，纪行组诗才能体现唐人的艺术创造性。元稹纪行组诗的艺术成就正是体现在题材的剪裁、章法结构的安排、体制的选用等方面的煞费苦心。

　　一、篇章结构的巧妙安排

　　唐人在进行组诗创作时十分重视组诗篇章结构的安排对诗意表达的作用。“唐人纪行组诗结构安排上有平列和总分结合两种形式”，[1]275元稹在两组纪行诗中选用了总分结合的结构形式。《使东川》（并序）组诗，总题和序是总领，以下二十二首诗歌分叙其在骆口驿、汉川驿、褒城驿等地的经历与感触。《西归绝句十二首》是没有序和分题的组诗，但诗人却灵活地将这种形式运用在了诗歌创作之中。在第一首诗就交代行役的背景、目的、心情。“双堠频频减去程，渐知身得近京城。春来爱有归乡梦，一半犹疑梦里行。”[3]交代他经过五年的贬谪，终于可以返归京城，心情本该愉悦。可随着目的地的接近，却越觉犹疑，恍然若梦。这就奠定了这组纪行诗的情感基调，以下诗篇全都紧扣“归”字展开，突出归途、归思。

　　既然纪行组诗以纪行为内容，那么行役的原因、时间、行程、成诗经历等叙事要素就与诗意的传达密切相关，但是在创作纪行诗时，又不能像行程记或旅游记那样只突出行程，毕竟诗歌是以情来动人的。因此为了更好地传达诗意，抒发真情，组诗在采用总分结合结构形式的同时，对诗篇的组合进行了考量。《使东川》组诗中诗人采用了诗序结合的方式，在序中交代行旅的时间、起因等，使诗歌的写作背景清晰明了，诗篇则集中笔力写景抒情。《使东川》在前面有一个总序，“元和四年三月七日，予以监察御史使东川，往来鞍马间，赋诗凡三十二章。秘书省校书郎白行简，为予手写为东川卷。今所录者，但七言绝句、长句耳，起《骆口驿》，尽《望驿台》二十二首云。”行役的时间、原因，组诗的形成、体制等一目了然。其次，在《骆口驿二首》《清明日》《亚枝红》等诗篇下还有诗人自撰的小注，结合小注，我们可以对诗人创作此诗的背景有一个了解，进而准确把握诗人要表达的意思。

　　与《使东川》不同，《西归绝句十二首》更侧重于主观情绪的宣泄，所以诗人采用了只有总题而无分题与小序的方式来“淡化旅途中的各个细节，淡化山水作为审美客体的特征”，进行自由挥洒，但这并不意味着叙事要素的缺失，其叙事要素在诗中仍是有迹可循的。[1]277《西归绝句十二首》即是这组诗歌的总题，由诗题可知这是诗人西归途中所作，诗歌的体制是绝句，至于归去的时间、路线等在诗歌中都间或做出了交代。《西归绝句十二首》其一中“双堠频频减去程，渐知身得近京城”点明了西归的地方是京城长安，其二中“五年江上损容颜”点明了归去的时间是被贬江陵五年之后，即元和十年。另外，诗中常有地名、时间出现，如“今日春风到武关”、“只去长安六日期”、“今朝西渡丹河水”等，据此我们可以得到诗人的行役路线。诗意的传达并不受限。

　　二、体式立意的相互配合

　　纪行组诗诗歌体式的选用一般根据诗歌的立意而定。元稹的两组纪行诗着重抒情，沿途的山川馆驿不过是触发诗人情感的审美客体，所以选用的是适于写景抒情的七言近体。在元稹的纪行组诗中，除了《南秦雪》《江楼月》《惭问囚》三首外，其余皆采用绝句这一体式。古体便于驰骋笔力，相对而言，绝句因为体制短小，不利于诗人逞才使气，但是元稹的纪行组诗却体式与立意相互配合，从意象、意境、手法等方面下工夫，写出了风情宛然的诗篇。

　　（一）递进式的意象“勾连”

　　递进式意象“勾连”是指“循着诗人情感流动的曲线，采用顺移推进的手法来采撷形象、创造意象、组合意象，表现出一种层次的嬗递，常常带有叙述性甚至情节性的特点”，是意象“勾连”的常见方式之一。[4]168元稹的两组纪行诗采用了这一方式，诗人循着自己的情感流动，将零星的、多元的意象组合在一起，从而融意象与情趣于一体，组诗的抒情审美功能显露无疑。《使东川》组诗写诗人奉诏出使东川的行役历程，以诗人的行迹为线索，移步换景，骆口驿的“邮亭壁”、褒城驿的“亚枝红”、骆谷的“玉笋石”“银松萝”、嘉陵驿的“山树”“野花”等等，可谓是一步一景，构成一个系列的完整的画面，渐次展现诗人行役途中所见之风物景致，诗人躁动不安的内心也逐步得到深刻表露，带有叙述性，将一段行役历程呈现在读者眼前。《西归绝句十二首》写诗人奉诏回朝途中情形及初到京城的见闻感慨，其一以“归乡梦”道出“近京城”之感，其二写由武关到商山的行程，“两纸京书”“小桃花树”尽显喜悦之情，其三思念同贬的裴度、韦丞相，“白髭须”反映独自还乡、憔悴伤情，其余诗篇写重返长安的心情及重访故旧的感受，“东流水”“寒窗风雪”“白鬓”等意象“勾连”，“几人强健几人无”的沧桑之感顿显。这十二首诗均围绕“归”字展开，也有着完整的情节。 　　（二）浓郁伤情的艺术造境

　　元稹诗歌，不独悼亡诗在艺术造境上有着浓郁伤情的特点，在两组纪行诗中，除了偶有《使东川?百牢关》 中“何事临江一破颜”，《西归绝句十二首》其二中“小桃花树满商山”等诗句可以窥见诗人的愉悦心情外，大多数诗篇都呈现出感伤色彩。如《使东川?嘉陵驿二首》：

　　嘉陵驿上空床客，一夜嘉陵江水声。仍对墙南满山树，野花撩乱月胧明。（其一）

　　墙外花枝压短墙，月明还照半张床。无人会得此时意，一夜独眠西畔廊。（其二）

　　其一写自己独卧空床，独听江水，独对山树野花，景凄人寂。其二则对自己空寂的心境进一步突出，眼前的相似之景让诗人想到了九年前普救寺的春天发生的那个故事，知道那个故事的人很多，但了解实情的却少之又少。元稹曾在《梦游春七十韵》题序说：“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乐天知吾也，吾不敢不使吾子知。”乐天全部知道，但是却不在身旁，一腔愁思无处倾诉，所以诗人说“无人会得此时意，一夜独眠西畔廊”，氛围浓郁伤情。《西归绝句十二首》诗篇的意境之凄凉感伤更是明显，诗中就有“今日还乡独憔悴，几人怜见白髭须”，“白头归舍意如何，贺处无穷吊亦多”，“寒窗风雪拥深炉，彼此相伤指白须”等诗句直言斗转星移，感怀悲叹自己的人生遭际和生命，营造出一派浓郁伤情的气氛。

　　（三）多样化的艺术手法

　　优秀的绝句一般要具备浓缩凝练，暗蕴意趣两点要求，而要达到这些要求艺术手法的使用必不可少。在组诗的创作中，为了避免写景叙事的雷同单调，在艺术手法的使用上力求多变无疑是一良策。元稹在纪行组诗的创作中即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

　　一是虚实相生。如《使东川?梁州梦》“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两句写入梦，曲江、慈恩寺是诗人与好友常常游玩之地。这一夜，又梦到与好友同游曲江、慈恩寺，这是虚景；“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两句写出梦，游兴正浓之时，却听到了驿站的官吏呼喊马夫备齐马匹的声音，朦胧中突然被惊醒的元稹，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已经离开京城，到达梁州了，这是实境。这首诗，先让旧日与今时交叠产生错觉，又把京城与梁州拉开扩大距离，语言平平，无惊人之笔，却蕴蓄着跌宕对比的强烈艺术效果。

　　二是活用事典。用典可以增加诗歌语言表达的深度与力度，但是用典过多，又容易使诗歌变得晦涩。元稹在两组诗中用典并不太多，往往是根据构思的需要，活用事典以发明诗意。如《使东川?惭问囚》：

　　司马子微坛上头，与君深结白云俦。尚平村落拟连买，王屋山泉为别游。各待

　　陆浑求一尉，共资三径便同休。那知今日蜀门路，带月夜行缘问囚。

　　这里用了东汉人尚长在子女娶嫁既毕后出世隐遁之典，“三径”语出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用作隐逸之典。诗人借这两个典故，想要表达的是自己本欲出脱与纷繁世务之外，却又无法真正地与官场政务划清界限的惭愧矛盾心情，紧扣诗题中的“惭”字。

　　三是今昔对比。如《使东川》组诗中的《清明日》《汉江上笛》《邮亭月》《西县驿》，往昔与朋友家人相知相伴的欢乐，与今日孤身一人在外奉使的孤寂形成对比，映衬出诗人羁留异地的辛苦无奈。《西归绝句十二首》则更多的是通过裴家光德宅往昔的门庭若市与今日的人迹罕至，知交好友往昔的意气风发与今日的垂垂老矣形成对比，反映出世事沧桑，光阴难返的无奈痛苦之感。

　　溯流探源，现存组诗，最早可推至屈原的《九歌》，中间经过汉魏两晋南北朝这段漫长的过程，组诗发展缓慢。直至唐代，由于其诗歌艺术的高度发达大大激发了文人的艺术创造性，组诗形式才得到了广泛运用，诗人们创作的纪景组诗、咏物组诗、咏怀组诗、咏人组诗越来越多，王维以组诗描绘山水田园风光，元结以组诗反映民生疾苦，李商隐以组诗吟唱闺阁爱情，可以说，组诗发展到唐代，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但是，纪行组诗由于创作比较困难，它的发展相对滞后。考之全唐，总共只有十三组纪行组诗，而元稹却创作了两组篇章结构和体式立意都比较巧妙，且艺术手法多样的纪行组诗，这无疑给后世其他诗人写作纪行组诗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去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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