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战略思维与领导艺术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4）04―0057―05

　　战略思维，从横向上讲，就是要正确处理实践活动中各方面的关系；从纵向上来讲，就是要正确处理实践活动中各个阶段的关系。简单地说战略思维就是全局性思维、前瞻性思维、创新性思维和发展性思维，即把现象放到本质关系中来看待，把局部放到整体来看待，把静态的问题放到运动过程中来看待。而战略领导者必须以整体性、过程性、开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以清醒理性、不断创新的科学态度，以民族利益为重、人民本位的价值取向，以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来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做到总揽全局，统筹兼顾，深谋远虑，未雨绸缪。

　　一、毛泽东的战略思维及特点

　　毛泽东的战略思维为他的战略预见提供了思想素材和决策基础，因为有了战略思维就可以提出一系列攸关全局的问题和战略决策，而所谓战略决策就是要涉及到战略预见，就是着眼事物或时局发展前景来决策，就是在风起于青苹之末之时预测它的发展趋势，尽早采取措施。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名论文和演说中，毛泽东论述了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所必须具有的战略眼光和战略思想，实践中必须处理好的全局与局部的辩证关系（整体与部分、过程与阶段）、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以及在运用战略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事实原则、价值原则和主体性原则，这是他战略思维理论的主要基础。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可以看出，战略思维与实践在其思想和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毛泽东的战略思维体系中，主要有整体性思维、过程性思维、开放性思维的特点。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的“两个务必”就是具有远见的战略思维，所采取的行动就带有战略决策的浓厚色彩。一般说来，革命要成功了，马上要进城了，这是何等值得庆祝的大胜利！进城之后要好好摆宴席庆祝一番也是情理之中的啊。但是，毛泽东同志不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必须认识到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号召全党同志务必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两个“务必”是毛泽东对整个中国革命整体性和过程性思维的逻辑必然，同时具有开放性特点。因此就对革命胜利后所可能出现的消极和懈怠发出清醒的警告：决不学李自成！所以在新中国初期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的时候，他才那么果断。刘青山、张子善是新中国第一大腐败案，是干部队伍出现的第一大案，两个老红军高级干部，天津地委书记和专员，当时有很多人去说情。毛泽东就说了两句话，不谓言之不预也，在1949年我就讲过这个事，第二句话就是杀掉刘青山、张子善起码可以管20年。这是从战略的高度决策的典型事例。

　　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把苏联共产党历史上一些情况给抖了出来，对斯大林进行了严厉批评，弄得别的国家的党也非常被动。原来我们都是跟着苏联走，学习苏联的经验，结果苏联党的历史有这么多问题，斯大林有这么多错误。虽然发生在苏联，但是毛泽东马上抓住这个苗头，作出了一个预见性的思考，就是中国要赶快走自己的路，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战略思维的如下特点：

　　第一，未雨绸缪，尽早确定战略目标。任何事情都是分阶段来进行的，革命和建设无不如此。怎样制定不同阶段的目标？到了一个历史阶段，我们党、我们领导团队应该把事业推向哪一个方向？这个方向的目标是什么？这是领导核心要考虑的事，而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一向是走在党的其他领导人前面的。可以说，毛泽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设计师。毛泽东1940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共产党搞的革命到底是什么革命？革命以后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都作了非常具体的描述。包括抗战胜利前夕，对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作了规划。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体和政体作了明确的界定。今天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包括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这种国体，都是毛泽东在1949年7月《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确定的。

　　第二，随机应变，及时实施战略转变。领导核心的战略决策，体现在当下思考的主要矛盾，在时局转变来临前或出现的时候从复杂的局面当中看清主要矛盾，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这就叫战略转变。从土地革命到全面抗战的战略转变的标志就是毛泽东在西安事变以后提出的从反蒋抗日到拥蒋抗日。过去我们土地革命时期是反对蒋介石，“西安事变”之后我们提出的是拥护蒋介石抗日。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提出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这就是战略转变。1953年又提出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过渡，1956年八大又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等等，这都是大的转变。围绕一个工作领域也有一个战略转变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外交开始是一边倒向苏联，1954年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回来跟毛泽东汇报，谈到了西方外交界的一些动向，毛泽东立刻意识到我们的外交战略要有所变化。毛泽东在1954年7月7日就说了，现在看来我们要把门关死是不可能了，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对我们的外交战略要进行一些调整。1964年中国和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个举措在党史上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西方世界孤立我们，我们跟法国建交就意味着我们在西方的封锁圈里撕开了一道裂口。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依然孤立我们，中苏关系又闹僵了。毛泽东又作出了一个战略转变，就是特别重视亚非拉穷朋友，并且形成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到了70年代初期美苏争霸，苏联取攻势，美国取守势，而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要威胁又是苏联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作出了一个战略转变――联美抗苏，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为新中国外交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从外交一边倒到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一步一步都是根据形势的需要实现战略性的转变，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第三，稳扎稳打，稳步实施战略步骤。战略转变后如何用具体的战略步骤去实现它就是战略步骤。这就是毛泽东经常说的：路要一步一步地走，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个一个地打，反对毕其功于一役。这是毛泽东作战略决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战略叫“持久战”，但是光一个持久战战略还不能够很好地去实现这个战略，还要对这个战略的步骤作出分解。毛泽东作的步骤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战略防御，第二阶段叫战略相持，第三阶段叫战略反攻。这就是毛泽东战略步骤的决策方式。后来邓小平深得毛泽东的精髓，搞现代化建设的时候，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说搞现代化无非就是三个步骤，第一步基本解决温饱，第二步实现小康，第三步在下个世纪中叶，也就是21世纪中叶基本上实现现代化。

　　第四，以小搏大，决策定下来以后善于采取一些具体的小步骤、小措施去推动。用毛泽东的话说叫下毛毛雨，心里有个大主意，要推动这个大主意的实施就要慢慢地在一些场合下点毛毛雨。1970年底毛泽东说要打开中美之间的大门，中美双方都有这个愿望，通过互相试探，通过华沙谈判，通过巴基斯坦总统传话，中国领导人和美国领导人都有了互相接触的愿望，但是怎么才能见面？尼克松唯一能够着手的是利用巴基斯坦总统到美国访问，在欢迎巴基斯坦总统的宴会上说了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美国是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他承认的是台湾，但是在欢迎巴基斯坦总统的宴会上尼克松用了一个概念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这是放个气球，但是当时由于国内比较左，这个方式没有起到效果。毛泽东开始也放了一个气球，也采取了一个小步骤，在1970年12月毛泽东单独接见美国记者斯诺，还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愿意到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去游泳，作为政治家去不方便，作为一个旅游者去也可以，我还可以和美国的总统边游泳边聊天。他通过斯诺传这个话，但斯诺这个话也没有传过去。这时尼克松和毛泽东作为战略家，作为要打开中美大门的战略家都苦于找不到时机。后来尼克回忆说这个消息使他又惊又喜，说从未料到对华的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接受了邀请，中方作出的响应是发给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来回应。后来为什么把毛泽东这个决策叫做小球推着大球转，就是一个小步骤推动了一个大战略的变化。

　　二、毛泽东战略决策的方法和艺术

　　毛泽东把战略思维运用得挥洒自如与他独特的战略决策的方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战略思维和大局观也为他作出战略决策提供了思想基础。他注重调查研究，善于从事物的全局考虑问题以及他过人的胆识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第一，从实际出发，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曾说：“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1]171也就是说，要看菜吃饭，量体裁衣，一切从实际出发。那么，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最重要的就是要进行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实际情况。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109的名言。在1931年4月2日他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出的关于进行社会调查的指示中，他又进一步提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口号。

　　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对湖南、江西两省的农村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说关于农村各阶级的区别和土地革命的很多政策，就是经过调查研究才弄清楚的。在《〈兴国调查〉前言》中，他深有体会地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很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必须作详细科学的实际调查。

　　第二，统揽全局，驾驭全局。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指出：“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1]176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毛泽东在看问题时，就总是首先从全局着眼。在辽沈战役中，首先是打锦州还是打长春，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毛泽东从东北战争的全局出发，认为应该先打锦州。打下了锦州，就可以关起门来打狗，东北的敌人就跑不掉。当然，先打锦州是有风险和困难的。林彪正是看到了这种风险和困难，才不愿意先打锦州，而主张先打长春，因为长春比较好打。作为东北地区的军事长官，他有这种想法是自然的。但从全局来看，却不是高明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

　　第三，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毛泽东曾说，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毛泽东在处理问题时，就善于处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敢于牺牲局部的利益，去换取全局的胜利。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同时为了发展革命力量，为以后人民革命的最后胜利做准备，必须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而要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就必须作出让步，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把陕甘宁根据地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并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明显地是对局部利益的牺牲，甚至是对奋斗目标的暂时改变，当时很多人都想不通。但毛泽东指出：这些让步是必需的和许可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让步是完全正确的，没有这种让步，就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第四，抓住中心和关键，学会“弹钢琴”。毛泽东认为，在众多矛盾之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的；在很多工作之中，必有一个是中心。因此，在工作中首先要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中心工作，以带动其他。他说：“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2]901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就非常善于抓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在建国初期，革命和建设的任务都很多，可以说百废待兴，千头万绪，首先应该抓什么？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为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任务，并明确地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当时，有的人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应当尽快地加以消灭。毛泽东认为这是错误的，现在还不能敲响资产阶级的丧钟。他说：“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3]75-76现在，我们在工作中也要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不要“四面出击”。

　　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的同时，毛泽东还提出“弹钢琴”的工作方法，就是说在集中精力抓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的时候，还要兼顾其他工作，以其他工作配合中心工作。因此，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强调，“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正是因为毛泽东善于“弹钢琴”，所以在各个时期，都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三、毛泽东战略思维的核心价值及当代意义

　　贯穿在毛泽东战略思维中的价值原则以及他富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乐观精神是我们必须汲取和弘扬的思想和精神财富。

　　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党情和民意出发，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和基础；理论联系实际，是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根本途径和方法。

　　第二，独立自主的原则。毛泽东一直坚持认为，民族、国家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希望有外援，但又不主要依靠外援。必须破除迷信，彻底打倒依赖别人的奴隶思想，应该独立自主地搞农业、工业以及技术革命。他认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争取外援的前提和归宿；而外援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毛泽东决不会拿原则作交易去换取外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点，正因为毛泽东有这样的观点，才使中国的革命建设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善于从矛盾论角度看问题。毛泽东认为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但矛盾无处不在，无处不有。毛泽东认为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毛泽东认为只要抓住主要矛盾，这样才能顺利地解决矛盾，从而使得社会得到发展。

　　第四，一以贯之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毛泽东是一位深具幽默感的革命导师，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甚至在危急关头，都能够谈笑风生，笑傲强敌，无惧无畏，迅速定下排危解难的决心，拿出转危为安的办法。晚年为捍卫中国国家主权与独立自主，他镇定自若，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原子弹也是纸老虎”。在战略上藐视一切敌人，这种舍我其谁的气概，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与自信。

　　毛泽东被公认为20世纪杰出的战略家，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他凭借高超的战略思维能力，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纵横驰骋，导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构思新奇的活剧。所谓战略思维是一种总揽和驾驭全局、照顾到事物的各个方面和阶段、从事物的整体和过程出发思考和认识问题，以追求整体最优的思维方法。“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战略思维是一个出色领导者必备的素质和能力，是领导者进行战略决策的主要思维方式，领导的决策水平和领导艺术往往取决于战略思维能力水平的高低。作为一位领袖，毛泽东的思维大多数是战略思维，战略思维是毛泽东思维艺术中的精华，在毛泽东的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研究毛泽东的战略思维对于我们更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优化思维品质，提高战略思维水平，对于我们全面实现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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