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德面具后的真相:生活艺术化与人生艺术化

　　中图分类号：I1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6-0129-04

　　英国19世纪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Oscar Wilde， 1854-1900）以其“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追求著称于世。在文学创作和现实生活中，他表现出许多面具般的矛盾性，吸引研究者的关注。这样的矛盾既有王尔德在所有方面表现出的双重性，还表现在：他既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信条，摆出清高的浪荡子姿态，又俗气地大肆赚钱享乐；既写出童真弥漫的童话，又写出以浪荡子为中心的风尚喜剧，以及充满耽美气氛的小说；既支持女权运动，又在作品中贬低女性……

　　德国新生代哲学家、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 1946―）在《重构美学》（Undong Aesthetics）一书中提出，当代人类的审美活动可以被分为三个层次：（1）浅表审美化（装饰、生动、经验）；（2）深层审美化（硬件和软件的位移――审美的新热点）；（3）设计主体和生命形式（走向美学人）[1]（P4～14）。这一对现今审美活动的层次划分和分析具有相当的启发性，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帮助我们更深层地理解王尔德所塑造的众多矛盾面具后所潜藏的、其自我建构的审美根源之所在。

　　一、浅表审美化（装饰、生动、经验）

　　韦尔施认为，在审美活动第一层，即浅表审美化层面上，“日常生活被塞满了艺术品格”[1]（P6）。充斥着艺术品格的日常生活之特征是，艺术美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属领域，而变成流行时尚，走进普通人们的生活，装点着诸如衣食住行等生活的各个环节。不但天性爱美的女士之服饰，甚至正襟危坐的绅士之衣装，都必须是精致的；美食不但要有精美的餐具来衬托，连盛放的方式也要讲究形状、颜色等诸多方面的搭配；建筑、室内装饰、家居用品的实用性不再是人们的首要追求，它们能传递的美感成为了体现其价值的重要因素……一言以蔽之，“审美化意味着用审美因素来装扮现实”[1]（P5）。

　　王尔德正是因为他对美服、美食以及一切美的事物之追求的唯美浪荡子面具而声名远扬。他不但坦言“我想要把我的人生变成一件艺术品。我不但知道一首好诗的价值，也知道一支玫瑰，一杯美酒，一条绚丽的领带，抑或是一道美食的价值”[2]，更有专题论述或主题涉及服饰、美食的书信和文章，宣扬这种追求。以穿着为例，带花边的天鹅绒大衣、绿丝绸大领带、短马裤、长丝袜固然是王尔德进行自我炒作的唯美装扮，但是他自己更在意的是纨绔子弟风格的精美服装――做工考究，低调而奢华。如其所言，“我扔了那些奇特的服装，剪短了头发，这已经有好几个月了。那些全都属于第一阶段的奥斯卡。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二阶段的奥斯卡?王尔德，和那个留着长发，手拿一支向日葵在皮卡迪里广场走来走去的绅士没有丝毫相同之处。”[3]（P85）正是由于他把大笔的金钱都花费在穿衣打扮上，所以在他真正凭借剧本创作获得丰厚收入之前，日子常常入不敷出，就算名医父亲留下的遗产也不能维持他的开销。王尔德对服饰的重视延伸到他的作品创作中，不但演变为浪荡子们强调服饰重要性的众多经典台词，还演变为他在人物塑造中突出的，该人物服饰的新潮性和对潮流的引导作用――“他（道连）的服装式样，他的不时变换的新奇作风，对于梅飞厄一带舞会上和佩尔梅尔路各俱乐部里的纨绔子弟有显著的影响。他们亦步亦趋，事事模仿道连。”[4]（P138）如小说主人公道连一般，王尔德自己也用艺术的服饰为自己营造美好的生活，并引领他人衣着的潮流，这正是他对服饰煞费苦心的目的之所在。

　　王尔德对服饰美的追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当作享乐主义的典型实例而受正统人士鄙视。但是按照韦尔施的理论，这种对于外在装饰的追求是“用审美眼光来给现实裹上一层糖衣”[1]（P5），是一种对美、对生命生动性的体验之需要。王尔德刚刚到伦敦定居时，看到窗外有个衣着破烂的乞丐，会感到不满，随即决定自己出钱给乞丐订制一身华丽的乞讨服行为的动机。此举为的是他从窗外能看到衣着华丽的乞丐，这样就不会再扰了他的审美情趣。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他在出狱前，在已经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还急不可待地给朋友写信，请其帮忙给自己准备各种衣服、鞋帽、手绢、手套、装饰纽扣、香皂、香料、头发营养液等等，每一种都有具体品牌、颜色、样式要求[5]（P219～223）。这一系列行为背后的原因――因为他坚持让自己“心灵习惯于为艺术本身去热爱艺术，习惯于在一切事物中渴求美丽和优雅。不在所有的事物中热爱艺术的人根本就不爱艺术；不在一切事物中需要艺术的人根本就不需要艺术”。[6]（P28）换言之，他必须要竭尽全力地用艺术美装扮自己的生活，不到绝对完美的境界决不罢休。

　　因此，如果说王尔德在艺术理论上追求“为艺术而艺术”，那么在生活中，他则彻底地贯彻“为艺术而艺术地生活”原则，即，日常生活审美化。并且，他不但身体力行地寻求自己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还以审美化的生活引领周围人的生活，使自己更彻底地生活在美中。瓦尔特?汉密尔顿在《英国的唯美主义运动》中这样升华了他的日常生活艺术化信条，“他试图激发起人们对美和艺术的热爱，并使之成为一种宗教式的崇拜”[7]。可以说，王尔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是进行得相当全面、彻底的。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韦尔施的理论，在我们生活的当下“美学已经成为一种自足的社会指导价值，如果不说是主流的话。……而且，由于生活方式在今天为审美伪装所主宰，所以美学事实上就不再仅仅是载体，而成了本质所在”[1]（P7～8）。当我们从王尔德身后的整个唯美运动背景来思考，无论是前拉斐尔派的绘画、莫瑞斯倡导的以装饰壁纸、家居、书籍装帧等为主的手工艺美术运动、罗斯金的建筑美学、还是戈德温的室内装修，无一不是强调美学之于普通人生活的重要性，以及生活应该审美化，以求获得全面美的主张。用王尔德导师瓦尔特?佩特的话说，就是“以艺术的精神来对待生活，就得使生活的方式等同于生活的目的”[3]（P4）。故而，王尔德以美为生活目标的唯美生活方式，在韦尔施看来是一种“对一个更美好现实的需求”。[1]（P5）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王尔德在《英国的文艺复兴》一文最后一句话的深意，“我们的岁月都消逝在对生活的奥秘的追求中，而生活的奥秘就在艺术之中啊！”（译文有改动）[7]（P31）这种把原本是人生载体的生活，变成一件艺术品去雕琢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追求，是理解王尔德唯美生活姿态的关键词，是其唯美浪荡子面具背后的审美缘由。 　　审美活动第二层，深层审美化是指随着科技的发展，制造产品的材料物质自身的审美化。由于涉及当今材料学、电子学、传媒学等其他学科内容，故在此不做探讨。

　　二、设计主体和生命的审美化（走向美学人）

　　审美活动第三层，设计主体和生命的审美化，是人们“从物质和社会的现实转向主体的现实，转向个体的存在形式”，是个体成为一个“美学人”的追求。更重要的是，“当前的审美化，甚至可以说在个体中间达到了它的至境”[1]（P11）。简言之，审美活动的最高境界是，把原先是审美主体的人作为审美对象来塑造，使之彻底地完美化和艺术化。

　　韦尔施认为，“美学人”通常具有的特质是“十分敏感，喜好享乐，受过良好教育，最重要的，是有着精细入微的鉴别力”[1]（P11）。正是这比常人敏感、感性的特性，使得现代“美学人”为了把审美活动进行到最完美的境界，往往会通过在美容院美容和健身房健身，以此达到对身体的审美完善；通过上各种课程、研修班达到精神审美化的目的。这种对身体、灵魂和心智的时尚设计，把对审美的追求升华到了一个全方位的极致境界。在这一过程中，“美学人”用自我塑造的途径，以全新的方式建构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人生体验，为自己的生存建构了意义。韦尔施的这一全新视角让我们意识到，作为“美学人”的审美方式，设计作为审美主体的人之存在形式的自我塑造行为，成为理解王尔德所有面具，尤其是带有矛盾性面具的关键入口。

　　在王尔德二十五岁时出版的诗集中有一首诗名为《哀哉！》（“Helas”），其中有两行是这样写的，“我的灵魂随着各种感情飘荡，/ 直到它成为弦琴，各种风都可以把它吹响”。这诗句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他早在涉世之初便认定自己感情丰富，并且这丰富感情必然导致的结果是，自己会变成“各种风都可以把它吹响”的弦琴这样一种艺术形式，而非其他。接着他进一步写道，“我认为我的生活是一篇重写的文章，/ 在某一个儿童的假日，/ 将和笛的闲歌和短诗写上，/ 这只能破坏我全部的密藏”[6]（P6）。把生活和艺术形式划起等号，用各种美丽的音符和字句装点之，这无疑道出了王尔德的秘密――把人生视为艺术作品来雕琢，正是他的全部人生哲理之所在。那方法是什么呢？在反思自己一生的长信《从深处》里，王尔德表示自己“看到了艺术与生活新的发展，而每个发展都是一个新的完美的方式”[5]（P127）。即，艺术与生活的结合能够创造完美。事实上，正是出于“为了我自己能臻于完美”的目的[5]（P126），无论是在初出茅庐时，还是处于人生顶峰时，王尔德都在潜意识里，把艺术和人生结合起来，身体力行地通过众多矛盾面具的塑造，达到了生命形式审美化的目的。

　　通过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中亨利勋爵之口，王尔德说出把人生和艺术结合的方法――塑造多重自我，并视之为人生的首要目的――“他们在保留自我中心的同时还添上许多别的‘我’。他们不得不过着双重或者更多重的生活。他们会具有更高级的构造。而我认为这正是人生的目的所在。此外，任何体验都有价值。”[4]（P81）在亨利勋爵这种体验多重自我的人生哲理指导下，主人公道连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他那特别的双重自我的生活方式，并“对这种双重人格的生活感到十分过瘾、痛快”[4]（P187）。也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王尔德自己也在短暂的一生中体验了多重矛盾面具下的多重人格自我：一边是清高的唯美主义者，另一边又不遗余力地靠演讲、剧本赚钱，大肆地挥霍；在童话中表现出童真的一面，在戏剧和小说里又极力描绘一个个道德腐败的社会；在作品中嘲笑贵族的腐朽，在生活中又以融入这个圈子为荣；一边支持女权运动，一边又在作品中否定女性；一会儿是宠爱妻儿的好男人，一转眼就变成崇拜男性的同性恋者；一面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一面又扮演忠实的英国公民角色；时而对天主教着迷，时而又戴着新教徒的面具；事业顶峰时洋洋得意，在面临牢狱之灾时不忘说“我的面庞已成悲伤的面具”[1]（P18）……这些多重、甚至充满悖论的面具，让王尔德的真我扑朔迷离。然而，扑朔迷离的矛盾性只是王尔德进行自我建构的表象，矛盾性、复杂性恰恰是他所希望的自我建构的效果。因为王尔德建构的面具越多、越复杂，他能体验到的人生就越全面和完善。在正与反、左与右、善与恶、正与邪、曲与直、道貌岸然与嬉皮笑脸的角色转换中，王尔德体验了别人无从体验的、丰富的艺术人生。所谓“人们称作不真诚的东西，仅仅是我们可以把人格多样化的方法而已”（译文有改动）。[6]（P445）一个例子很好地显现了王尔德人生艺术化的目的：一位友人对他评价说，他的一生是两个极端的糅合，非常少见，也非常有价值。“是的，”他回答道，“在艺术上，它是完美的[8]”。所以“王尔德就像是一个19世纪欧洲文学中广泛流行的双重角色（Doppelganger）的形象，戴有多重面具，具备多种性格，以多种方式思维”。[3]（P92）人生如艺术作品，艺术作品如人生――通过这样的方式，艺术被用于构建生活、塑造自我、实现自我和完善自我，艺术成为实现主体建构和人生价值的最佳途径。恰如尼采（F. W. Nietzsche）在《权利意志》（The Will to Power）中所说：“艺术的本质始终在于它使存在完满，它产生完满和充足，艺术在本质上是肯定、祝福，是存在的神化。” [9]王尔德塑造的各种矛盾面具就是一种把自己的人生艺术化的表象，是对自我存在状态的建构实践，可谓是“为艺术而成为艺术人”的人生姿态。

　　王尔德在现实生活中，把作为艺术理论的唯美主义和作为生活理念、人生准则的唯美主义极好地融合起来，使之成为一个互为支撑的关系。他日常生活艺术化（美化衣食住行等生活环节）与人生艺术化（塑造多重面具的人生）这两个层次追求的实质是“为艺术而艺术地生活”、“为艺术而成为艺术人”，是其“为艺术而艺术”信条的最佳解释和范例；而“为艺术而艺术”信条恰又是“为艺术而艺术地生活”和“为艺术而成为艺术人”的理论根源。 　　综上所述，王尔德精心塑造的每一个矛盾面具都是其审美追求的结果，是构成“王尔德真相”的必要因素。本着以审美为终极追求目标的原则，“在王尔德心目中，‘为艺术而艺术’的信条还意味着更多的涵义，即对‘自我’的重建，用他的术语说就是人们通过艺术实现自我，强化自我的个性。艺术因而成为诞生主体性的新的现实。”[3]（P92）他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以塑造众多面具为途径的、多重自我的建构过程中，使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美学人、艺术人，不仅实现了生活艺术化，更实现了人生的艺术化。一方面，艺术成就了独一无二的王尔德；另一方面，王尔德也成为了追求审美极致的范例。

　　三、反思

　　王尔德全身心地浸润在美中，把自己的生活艺术化、人生艺术化，过早地耗尽自己的一生。临死时，他妻离子散、才思枯竭、千金散尽、疾病缠身，毫无美感或艺术性可言。王尔德给世人留下的，除了一个个斑斓的面具外，或许更应该是一个关于审美的反思。

　　让我们把视线从王尔德转回到韦尔施所思考和研究的当代审美活动。审美在当下确如一百多年前的王尔德所愿，与每一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结合了起来，我们生活在了铺天盖地的美中：周围的影视、广告、商品外形、包装、人们的衣饰、妆容、乃至我们生活的城市中的高楼大厦、街道、绿化灯光景观，一切的一切都日益完美化。然而，我们是否就可以高枕无忧地享受王尔德梦寐以求的、全方位的艺术生活？透过王尔德的一生，我们是否应该担心，极致化的审美追求给人们带来的不一定是福音，反而可能是灾难？韦尔施的观点再次为我们提供了参考，因为正是他批判性地指出，在当今审美过程中，物品的实用价值被弱化，被融入美的元素后成为一个美的物件；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美化”，成为审美对象；本应是审美主体的自我也成为审美的客体。而审美被泛化的结果是，“迄今为止我们只是从艺术当中抽取了最肤浅的成分，然后用一种粗滥的方式把他表征出来。美的整体充其量变成了漂亮，崇高降格成了滑稽”。[1]（P6）美的泛滥，必然导致审美的浅薄和麻木，以及人文精神的缺失。因此，我们需要为审美寻找更适合的方式，而不是使之肤浅化、荒漠化，失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这才是王尔德面具研究的启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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