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3-01-12 阅读量:0次 所属栏目:艺术理论
一、唐代僧人写经书法
在印刷术没有发明前,佛本写经只能靠手工缮写流传,因此弘扬佛法,离不开写经与抄经。一些书家在临池研修过程中也多涉足佛教,他们或借佛参悟书道,或以此静心养性,从而来提高自己的书法技艺。
《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中载:“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2]
由此可见当时民间抄经是何等兴隆,其崇佛风气之盛,可谓空前。
唐代写经继承了隋代体制,由于写经繁重,出现了专门从事写经的行业经生。写经书,不同于书简帛等一般文体,也不同于石刻,它是由经生书手写的。在长期的抄写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每个时期的写经都不同,是传统书法风格以外的新样式。
这一时期经生所写经卷代表了“写经体”书法的基本面貌。同时由于长期重复抄写,书写用笔等相当熟练,从而达到了书法结体整齐缜密,运笔精到,字体遒健饱满,融雄劲与清逸为一体却又一丝不苟,气息连绵贯通,通篇不失一笔。
二、唐初期僧人写经书法
隋代历时虽短,在写经一隅,其字体却形成了一种介于隶、楷之间工整、敦厚的字样,这些都对初唐写经书法有较大影响。如隋经《大智度论卷第九十》:书法刚健婀娜,笔画韧而坚,富有弹性,用笔匀称,为隋代写经精品之一。
初唐,由于政局统一、经济繁盛、民族文化融合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等多方面原因, 使得上至帝王名臣、文人士大夫, 下到一般臣民、僧侣,形成了一种乐观进取、大度恢宏的气质。这一时期写经书法表现为一种尊重传统、博采众长且富于创新的趋势,且多以行、楷书为主。如日本滨田得海旧藏唐显庆五年济法寺门重迁所造《妙法莲华经卷二》,可见书风严谨端庄,且据载此卷在长安写就,书法上想必是受到了当时被推崇的欧阳询等的影响。
三、唐中晚期僧人写经书法
开元以后进入盛中唐,唐人对二王 “心摩手追”,通过总结创新,他们形成了严谨雄健、温文儒雅的风格。至盛唐时期, 各体书法结体饱满方正, 势壮韵圆, 强调骨力和雄壮之气势,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理论体系。
安史之乱以后,唐由盛转衰, 书家―改前代规范, 追求率意稚拙。这一时期出现了数量可观的行草书写经,如《小品般若波罗密经卷一》、《妙法莲华经卷第七自二十五品至二十八品》等作品。
这一时期经卷的书写多为行草书,追溯其师法方向,最为典型的是狂草书风。而狂草书风的兴起最引人注目的是释怀素,他生于开元盛世,自幼出家为僧,为玄奘三藏法师的门人。诵经坐禅之余颇好笔翰,尤善草书。“其书,初学欧阳询,曾得以‘五?体’著名的吏部侍郎韦陟赏识。其后,师从金吾兵曹邬彤学草书。”[3]早年便有草书驰名乡里。
陆羽《怀素别传》云:“学欧阳询书,世莫能辩。”[4]
李白《草书歌行》:“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5]
他上承盛唐张旭的豪迈气概,不满意初、盛唐的拘谨法度,使得书法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他用近乎叛逆的方法和不同凡俗的艺术气势为晚唐刮起的狂僧草书开了先河。作为佛门弟子,神通“自性是佛”的禅理,且嗜酒成性,是个不拘佛规的醉僧。
陆羽《僧怀素传》:“于是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时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6]可见,他作书是适兴而发的。后来他的书风也影响了晚唐一大批狂草僧人书家如:高闲,亚栖,梦龟等。
四、总结
中国佛教写经书法以其庄严、静穆、安详、自然地美学境界,以其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并对中国书法史和佛教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唐朝写经事业伴随着佛教兴盛有了更大发展,唐代佛教僧人始终没有和内地的士人书法家失去联系。佛门僧人书家从唐初受二王书风的影响,并恪守这一法则,在时代的变迁下,在禅宗的影响下,到逐步有了审美的自觉、创新和自我风格,使得唐代这一时期的写经呈现出多样化的风貌,为我们认识当时的书法变迁,佛教禅宗以及佛教僧人写经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实,也为后世的写经书法的学习提供了珍贵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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