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生·情感的三重共鸣

　　作家莫言说：“一个作家在选取内在题材的时候必有一种内在的东西激发了他的强烈共鸣，然后才可能产生灵感，然后才会运笔如飞，然后才能写出既让作家自己感动，又让读者感动的作品。”①莫言充分肯定了“共鸣现象”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意义。的确，一个作家如果不能够与他描写的自然、社会和笔下人物的心灵产生共鸣，情感没有被激活，那么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创作冲动，也就不能创作出打动读者的优秀作品。中唐杰出诗人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自问世以后，历千年而不衰，成为中国诗坛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它之所以能产生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笔者认为其奥秘就在于琵琶女不幸的生活和命运深深感染、震撼了白居易，唤起了他深埋心底、刻骨难忘的生命之痛，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感情共鸣。当然“共鸣”在《琵琶行》中不是单一的、单向的，而是多层次、双向的，主要表现为白居易与琵琶女之间在音乐艺术、人生境遇、内在感情上的三重共鸣。正是这些共鸣使得萍水相逢的他们相识、相知、相怜、相惜，共同奏响了一首绵延千年的诗歌绝唱。

　　一、第一层共鸣――音乐艺术的共鸣

　　《琵琶行》开篇，白居易秋夜浔阳江边送别友人，琵琶女孤身飘零于江船之上，两个本不会有交集的陌路人却在湓浦江上因音乐而萍水相逢了。音乐是白居易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他在《愧怀?序》中说：“诗酒琴……余酷好三事。”长安为官时期，诗人可以尽情地欣赏他酷爱的音乐，抚弄他珍视的琴弦，享受阳春白雪般的京都之音给他带来的审美愉悦。但贬谪江州后，偏僻、闭塞的浔阳“终岁不闻丝竹声”。难道浔阳之地蛮荒到竟连一点音乐都没有吗？应该说，音乐是有的，但对诗人来说只不过是些“呕哑嘲哳难为听”的“山歌与村笛”，这些下里巴人般的音乐根本不入白居易之耳，所以身居江州司马闲职的他虽可以赋诗，饮酒，却没有音乐可以怡情、遣怀、“销疾”。他曾在《好听琴》中说：“本性好丝桐，尘机闻即空。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清畅堪销疾，怡和好养蒙。”悦耳、高雅的音乐能使人内心宁静，忘掉尘世的烦恼和失意，甚至还可以消减疾病。“谪居卧病浔阳城”的诗人是多么渴望能有这样的音乐来为自己疗伤，清心，治病，排遣抑郁、愁闷的情绪呀，但这种焦灼、饥渴的心久未得到滋润与浇灌！今晚，孤舟之上琵琶女打发时间、聊以自慰的琵琶声似天籁一般飘入诗人耳中，触动了他敏感的音乐神经，真可谓“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惊喜万分、闻其声而忘归的诗人怎会只满足于这入耳的一声“仙乐”呢？因此他热情地“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希望能饱耳福，解饥渴。独守孤舟的琵琶女面对这久违了的邀请，迟疑不决，但盛情难却，故“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于是，浔阳江上两个素未谋面的飘零之人因琵琶声的牵引而萍水相逢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琵琶音乐，白居易自是白居易，琵琶女自是琵琶女，两者毫不相干，也不会相识。

　　但陌生人之间要能真正打破芥蒂，坦诚相见，仅靠那一声琵琶曲是不可能实现的。素不相识的他们此时一切言语上的寒暄、交流都会显得过于唐突、冒昧与无礼，能化解彼此内心尴尬与芥蒂的惟有音乐。所以琵琶女调弦试音，为眼前的陌生客人弹奏琵琶曲。但音乐只能感染那些具有一定音乐素养的欣赏者，而且高层次的欣赏者不但能听其声，而且能听其情。白居易是一位具有高深音乐修养的行家里手，他懂得真正的琵琶演奏高手不仅技艺精湛，而且能以声传情。他在《问杨琼》中说：“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唯唱声。欲说向君君不会，试将此语问杨琼。”在《乐府传声?曲情》中有更详细的阐述：“唱曲之法，不但声之宜讲，而得曲之情为尤重，盖声者众曲之所尽同，而情者一曲之所独异……悲欢思慕，事各不同，使词虽工妙，而唱者不得其情，即邪正不分，悲喜无别，即声绝妙，而与曲词相背，不但不能动人，反令听者索然无味矣……若世之止能寻腔依调者，虽极工亦不过乐工之末技，而不语以感人动神之微义也。”②白居易认为“情”是唱歌、唱曲者表演的灵魂，只有以声传情，才能以情动人。音乐表演者不带感情的演奏，即使再精妙也只是炫技，是“乐工之末技”，会令“听者索然无味”。诗人面前的琵琶女显然不是寻腔依调的乐工，而是技艺高超的演奏家。“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诗人发现琵琶女调琴试音之际，就已曲调未成，情泻指尖。正式演奏过程中，音乐旋律时而婉转圆润，时而幽咽凝涩，时而又激越高昂，直至戛然而止，这复杂变化的旋律里饱蘸着琵琶女内心深处浪涛般起伏不平的感情。这种技艺和感情完美交融的演奏，把久不闻丝竹之声的诗人带入了一个美妙无比的音乐世界。诗人没有直接描写听琵琶曲的感受，而是以“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的景色描写来烘托音乐的曼妙及听者的如痴如醉。至此，音乐艺术的对话与共鸣消弭了两个陌生人之间的隔膜与尴尬，缩短了他们的心理距离，使得萍水相逢的他们敞开心扉，互诉衷情。

　　二、第二层共鸣――人生境遇的共鸣

　　曲意已达，心意已通。琵琶女深知，眼前陌生的听众远不同于当年重色轻艺的京城“五陵年少”，他是“善听”的知音。在他面前，无须矜持、沉默，不必心存芥蒂与隔阂。所以她“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敞开心扉，向诗人诉说淤积心中、无处倾诉的人生不幸和伤痛。出生长安的琵琶女，自幼学得高超的琵琶演奏技艺，是京城色艺双绝的名妓――“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服，状成每被秋娘妒。”名噪京城的她每天过着灯红酒绿、奢华狂欢的生活――“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云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但这种奢靡放纵的日子却在时光流逝、容颜衰老中渐行渐远，生活变故――“弟走从军阿姨死”，娇容褪去――“暮去朝来颜色故”，那些曾经游走于教坊、好色轻佻的纨绔子弟们不见踪影，教坊这样的风月场让她倍感失意。无奈的她心怀期冀地将感情和余生托付给了商人――“老大嫁作商人妇”。在农本商末的时代，商人的生活是流动不定的，琵琶女从此流离漂泊，远离长安。可是商人重利轻别，忙于商务，将自己一人丢弃在浔阳江头的孤舟之上。充满人生希冀的托付并没有得到商人相应的回复，夜深人静时，抚今思昔，琵琶女不由得“梦啼妆泪红阑干”！ 　　琵琶女的不幸命运唤起了白居易对自己贬谪落魄身世的回忆，触动了诗人内心不敢碰触的伤痛。作为一个敢于“为民请命”的官吏，一个正直而语切的知识分子，白居易从德宗贞元十六年春应进士举至宪宗元和五年五月的左拾遗，十多年的为官生活，他始终坚持“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他的这种主张和坚守不可避免地会触动当朝统治者及权贵的利益，也必然会遭到他们的仇视和打击。元和六年四月，白居易被罢官，直到元和九年冬才被授予太子左赞善大夫。而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被刺事件又一次改变了白居易的政治命运。直言敢谏的诗人上疏要求缉拿凶手，被权贵以宫官越职妄言朝政的罪名赶出京城，贬为江州刺史，后又贬为江州司马。诗人在《江州司马厅记》中说：“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言责，无事忧。噫，为国谋，则尸素之尤蠹者；为身谋，则禄仕之优稳者。”司马一职不过是一种无权、无事的闲职，对心怀兼济之志的诗人来说无疑是生命的重创和弃置。好友元稹听说这事后“垂死病中惊坐起”（《白乐天左降江州司马》），作为当事人的诗人忧愤郁积、牢骚满腹自在情理之中。所以《琵琶行》序中所说的“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只不过是诗人掩饰内心愤懑、表面旷达的话而已。政治生活的不幸和坎坷郁积在心中，欲吐而不能吐，欲语而无处语。今夜，江船之上，终于有人可以倾诉、倾听了，诗人毫无保留地道出了心中的苦痛、愤懑，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慨叹。这声来自心灵深处的慨叹，不仅是诗人对琵琶女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更是他对自己坎坷命运的无奈叹惋。相似的命运遭际使诗人的心弦和琵琶女一齐颤动，两个沦落的生命在人生境遇的共鸣中相知相怜，惺惺相惜！

　　三、第三层共鸣――内心感情的共鸣

　　诗人和琵琶女虽然身份、地位不同，但却有相似的人生境遇和不幸命运，诗歌的主题至此已经表达得十分鲜明，全诗在此收笔不会令人感觉突兀和意犹未尽。但诗人却出人意料地再次挽留琵琶女，真诚地邀请她“莫辞更坐弹一曲”。琵琶女感激诗人对自己的厚意，即兴发挥，弹出了更为激越的音乐，使得满座为之动容，潸然泪下，全诗在“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情感高潮中戛然而止。此时的共鸣是诗人与琵琶女之间更深层的共鸣，是全诗最具感染力、最能撼动读者心灵的共鸣。

　　白居易对琵琶女的这次弹奏没有作浓墨重彩的描摹，而是以极简省的笔墨叙写了琵琶女受邀后的情态和乐曲的感染力。“感我此言良久立”，“良久立”三字言简义丰，一方面写出了琵琶女外表的沉静，另一方面写出了她内心情感的波涛汹涌。是诗人贬谪江州的不幸遭遇再一次触动了她坎坷命运的伤痛，更是诗人视自己为知音，敞开心扉，平等交流、沟通的真情与真心感动了琵琶女。这一切汇聚成强烈的情感风暴裹挟住她，令她沉浸其中，默然不语。回过神后，她将这强烈的感情倾注在琵琶弦上――“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像前声。”诗人仅以“弦转急”、弦声“凄凄”概述琵琶女的弹奏和琴声，至于琵琶女弹奏时的神情、动作、技法如何一概不写。这种省略不但没有削弱作品的表现力，反而会令读者拍案叫绝。诗人把写作的重点放在了弹奏的效果和影响上，即听者的感受――“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三句诗有两层内涵，一层写弹奏影响范围之广――“满座重闻皆掩泣”，琵琶女的演奏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听众，使得他们忍不住掩面哭泣；一层写弹奏影响程度之深，这里诗人使用了“水涨船高”的写作方法。他将自己置身于“满座”听众之中，闻声掩面而泣。但他不是一位普通的听众，琵琶女“凄凄不似像前声”的琴声对他而言激起的不是单纯的感动，而是“天涯沦落者”无助、孤寂、悲哀、愤懑等复杂情感的深层次共鸣。白居易在遭受政治打击远贬江州后曾写下“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的诗句，发誓从今以后远离仕途，不言世事。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政治、仕途不得不退出的无奈、愤懑，对往事不堪回首又不能忘怀的痛苦与悲哀，这种情感从被贬江州司马后就一直蓄积、压抑在心中，一直没能找到宣泄的出口。明代思想家李贽在《焚书?杂说》中说：“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以告语之处，蓄积既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李贽的这段话能够充分诠释白居易再闻琵琶声时的情感状态，正因为心中有“蓄积既久，势不能遏”、欲吐不敢吐、欲语无处语的满腔激情，如今被琵琶女凄凉、忧伤、急促的琵琶声激发、唤起了，闸门一旦开启，深沉的感情如涌泉一样喷薄而出，化作了千行泪，湿透了司马青衫。作为长篇叙事诗，《琵琶行》在诗人与琵琶女感情共鸣的高潮中戛然而止，收束全篇，能激荡起读者强烈的感情共鸣，使作品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当然，《琵琶行》中的三重共鸣不是平行、并列的，而是层层推进，逐层叠加的。前面的共鸣是后面的前提和基础，没有音乐上的“同声相应”，就不会有琵琶女、诗人互诉不幸命运而发出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人生慨叹。而且这两重共鸣叠加、融会，在诗人与琵琶女的内心掀起了感情的波涛，因此一个重弹，一个重听，声声乐曲，滴滴清泪，汇聚成感情的高潮。金人王若虚说：“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③虽然《琵琶行》体裁是叙事诗，但“情感”是它的生命和灵魂，它是诗人情感喷涌的结晶。诗中的音乐描写实际上最终投射的还是情感，琵琶女弹奏的每一个音符、每一段曲子，都是她从心灵深处流泻出来的情感。所以说，“情”贯穿于《琵琶行》全篇，音乐艺术（声）、人生境遇（事）、内心情感（情）三者交织、融合在一起，产生了强大的辐射力和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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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南方周末》主编：《说吧，莫言》，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② 徐大椿：《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第173页。

　　③ 王若虚：《滹南遗老集》，见《中国古代诗话选辑》，河南古籍出版社1986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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