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

　　在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尽管讽刺文学并没有成为所谓的主流，但是却始终在文学发展潮流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而这也要得益于讽刺文学作品中所独具的社会批判内涵。身处中国新文学时期的鲁迅，在一生中塑造出来的文学讽刺形象促进了中国社会发展，给予了当时社会空前的影响。鲁迅作品中具有强烈讽刺性情感的语言直接否定了孔乙己、阿Q等底层人物的悲剧人生，嘲笑批判了赵太爷、鲁四爷等众多所谓上等人的虚伪罪行，并且表达了自身的强烈讽刺之情。

　　鲁迅文学讽刺艺术的巨大价值，不仅仅是因为他是讽刺文学的先驱者，他还开拓了中国当代讽刺文学的崭新道路，将西方讽刺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批判理念巧妙融合，并且不断传承与挖掘新的价值，极大地扩展了新时期的国内讽刺文学与文化。可以说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创作出来的多元讽刺文学作品丰富了国内讽刺文学宝库，并且相应地提出了众多创作美学思想，在不断积累的过程中构成了属于自己特色的讽刺文学美学价值。所以说，中国当代讽刺文学发展是以鲁迅来作为代表人物的，并具有典型性，他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成为中国讽刺小说系列的代表，对后期讽刺小说发展起到了引领的作用，促使中国当代讽刺文学体系快速发展，在世界讽刺文学领域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本文对鲁迅文学创作中的讽刺艺术与审美价值进行详细分析，以期为后期研究鲁迅小说创作分析工作提供相关依据。

　　一 鲁迅讽刺文学的斗争性

　　我们说鲁迅选择走精神界改造国民的道路，讽刺是他选择的一种文学化的武器。在鲁迅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外有资本主义列强的凌辱，内有封建暴政压迫的压抑时期，因此他对于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对当时列强与国内社会环境作出深入的分析，清晰地提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因此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转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转变精神的是，我那时自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了。”鲁迅始终相信“国民性能够改变改造未来”，并且首先选择了文学创作作为启蒙与改变国民思想的工具。为了能够打破传统封建专制思想观念与制度上的禁锢与压迫，强烈批判传统愚昧的文化体系，与当时反动势力激烈竞争，扭转国民思想理念与行为上的无知、愚昧、麻木、胆怯等诸多劣根性，就需要努力唤醒国民心中的自由思想，培养出他们的理智；必须要揭示出他们的病症，而这一目标就需要依靠批判。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最缺乏“文明批评与社会批判，因此我以《莽原》来起哄，多半也是借此来吸引一些新的批判者。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一生中追求的思想批判、文化批判与社会性批判，都呈现出这种思想观念的身影。在鲁迅所有文学作品中，杂文占据了较大部分，而这些文学作品都展现出浓郁的批判性与讽刺性特征。这些夸张的创作技巧展现出具有明显喜剧色彩的当代社会悲惨现状，具有辛辣特色的讽刺艺术能够强调出作者对于当时社会虚伪黑暗的揭示与否定，呈现出鲁迅小说浓郁的讽刺精神，这是由于他将“讽刺”当作自己剖析与揭露社会真实现状的手术刀，是以文学作为表面形式的刀枪匕首，露骨、坚决与彻底的反封精神贯穿了鲁迅文学作品的始终，是他创作的灵魂。

　　二 鲁迅小说创作中的讽刺艺术分析

　　1 将“讽刺”艺术作为剖析社会“真实”现状的工具

　　我们说鲁迅所处的时代为他讽刺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客观、真实的素材资源，让他能够对现实社会生活深入地解析观察，接着在后期文学创作中蕴藏了自己对讽刺意味的理解，最终也借此攀登上了当代讽刺领域的巅峰位置。当时鲁迅生活的年代，正在辛亥革命前后期，1840年的炮火轰开了清朝政府紧闭的国门，封建政府处于内忧外患的环境中可谓是气数已尽。当时由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将清朝皇帝赶走，但是随着孙中山身后登场的是诸多喜剧人物。这些人物可以一个个地彰显出自身表演喜剧的天赋，但是却一步步将中国社会推进了悲惨的深渊。可以说，中国自此进入到悲剧时代。人们丢掉的是一条带了三百余年的长辫子，但是却为后人留下了抹不去的耻辱与愤恨。在他的文学笔触下，塑造出来的“阿Q”们会随着最终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故事结局而走向了生命的终点，然而“闰土”们依旧遭受着迫害；“杨二嫂”们想着的是当年的“八抬大轿”，“孔乙己”们依旧念叨着“之乎者也”。另外，“祥林嫂”们依旧躺在冰天雪地中痛苦挣扎，心中存留着困惑与不解，那些“华老栓”们依旧去找寻带血的馒头想要为儿子治病，却让命运显得更为悲惨。

　　显然，“单四嫂子”们依旧在纺着线，辛勤地换取几文钱，而“七斤”们独自撑着船。果然一切如故，而那种“奴才模样的破坏性，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却与环境有关，与人有关”。可以说，鲁迅是将这样的讽刺情怀来作为解构社会现实的武器与工具，对于这些表面有着喜剧色彩，但是却将社会一步步摧毁的现实揭露，直接刺向悲惨时期的真实社会内心，将当时国民的禁锢思想与劣根性状况透明地呈现出来，期望能够引起人们的思考与自我拯救。

　　并且鲁迅将讽刺的武器直接刺向了所谓“公正”的虚伪人物们，他们在历史舞台上夸张地手舞足蹈，却将中国社会推向了悲剧的深渊。鲁迅丝毫不留情面地撕下了他们的虚伪面孔，批判了这些肮脏灵魂、祸国殃民的罪恶。而诸多愚昧无知的国民在虚伪统治下参演出种种“可怜可恨的悲剧”时，鲁迅又用讽刺的语言戳破那些可笑的生活幕布，去揭露了社会丑态与悲剧人生，告诫人们这些不幸遭遇的根源与本质。我们说鲁迅想要去讽刺的对象是客观现实的，并且会将这样的客观现实来作为讽刺内涵的核心部分，还提出了这样的“讽刺”生命必须是真实的。即便没有真正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却一定有实情。而这样独特有力度的讽刺效果对当时那个时期是极其需要的，也是由于鲁迅直接暴露了当时“上层社会的奢靡”与“底层社会的悲情”，将这种行为为己任，并且也时刻告诫了人们，“假如想在世界上活下去，就需要敢说、敢哭、敢笑，在这样充满诅咒的地方去击退能够诅咒的时期！”我们说在那个专制压迫的时期中，想要“敢笑”是能够实现的。而诸多历史消愁似乎也并不甘心于当丑角，他们尽力去将历史纳入自己设计的规划图。但是他们也并不是“真的去相信历史的本质”，不然这些喜剧人物也肯定不会将“自己原有的本质深藏于不属于自己的虚伪假象下，在这种虚伪情境中寻求救援”。因此，人物形象所体现出来的虚伪、诡辩等特性形成了他们去反对民主制度的另一方面，他们想要去阻止正义的言辞，但是却对笑阻碍不了，不只是由于这些喜剧人物自身就是引人发笑的丑角，并且他们也一直想用虚伪的面孔来让人们在笑声中忽略了自己的罪恶本性。所以，他们假装宣扬幽默、自由，想用笑容来伪装自己。鲁迅正是用讽刺的形式将这种笑巧妙利用起来，“那个时代中，暴君的专制行为一定会让群众视为冷嘲”，“假如不会死绝了，那么肚子中一定还会剩下半口闷气，即便是要借笑的幌子，如果嘲笑地朝他吐来，那么不至于得罪于别人。目前的法律也没有规定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然而，鲁迅的这种笑又不只是让人们可以一笑了之的，而是在笑中品出刺，在笑中感受血泪，让国民可以在真实的嘲笑声中陷入深深的思考，去切身体会到那种伤痛、愤怒的滋味，然后去有力地批判当时社会的丑恶罪行与现状。 　　2 将讽刺语言作为强化批判社会丑恶罪行的揭露途径

　　我们说鲁迅的讽刺小说是新思想运动的产物，尽管他汲取了诸多西方讽刺文学作品的创作理念，但是绝对没有去刻意模仿的想法。到目前为止，不管后人以什么样的角度来批判鲁迅与他的讽刺文学创作，都不禁感叹了这位伟大的文学家使用语言的精妙。鲁迅会依据作品内容主题的需求，而有所选择地运用犀利、讽刺、深入、辛辣、巧妙的语言来展现出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与憎恨。曾经挪威奥斯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授杜波尼对于鲁迅与梁秋实的争论有着这样的评价：“……关于这场语言纷争的结果，从我的印象而言，应当是鲁迅获得胜利的，具体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有理，而是因为他的文学创作中语言更加犀利。”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中，鲁迅文笔的犀利、辛辣是众所周知的。例如，在小说《阿Q正传》中，鲁迅对当时社会恶势力的讽刺是这样写的：“……赵秀才平时消息灵通，当知道革命党在半夜进城之中，就将辫子盘到了头上……当尼姑看到他们走后，就回过神来检点，这时候龙牌早已碎于地上，但是却看不见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在作品中，选择这样露骨的讽刺方式也是对丑恶社会现实的批判与抨击，所谓“灵”，形容了当时社会恶势力中灵敏的嗅觉；而赵秀才将“辫子盘到了头上”则可以直接描绘出了封建恶势力想要投机的丑陋嘴脸；而“不见了宣德炉”更加隐蔽地揭示出这些喜剧人物面上君子，内心虚伪丑陋的本质。在这段文字中体现出来的讽刺内涵不只是为了拯救国人的精神，并且也对当时封建社会恶势力群体给予了强烈的抨击。甚至马克思也说过，“通常批判方法不只是关乎到目的自身，而是作为一种手法，为了去宣泄出人们愤怒的情感并揭露了社会本质。”所以，在作品中，鲁迅选择用讽刺的语言去抨击了假洋鬼子、赵太爷等角色，正是为了用语言武器来将黑暗的社会现状与虚伪的恶行都用文字语言推上了历史舞台，让这些丑陋嘴脸的真实面目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让世人看到并醒悟。

　　结语

　　钱理群曾经说过，“精神世界的战士是能够批判与战斗的知识分子，有着很强大的实践精神，而这也是鲁迅先生的自我选择。”鲁迅在文学创作中融入改造国民需要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也是鲁迅自己在文学实践中得到的经验，是以讽刺内涵作为重要的文学斗争武器，在自身的小说创作、思想宣扬方面体现出浓郁的叛逆性、抗争性与战斗性，并进而转化成为讽刺精神。曾经波拉德说过：“讽刺小说的创作者根本目标是鼓动自己的读者群体来一起讽刺与谴责，他会使用全部情绪，诸如嘲笑、轻蔑、愤慨、憎恨等来激发读者们，进而达到自身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