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在"宏隐喻"的视野中，分析了宗璞小说《我是谁？》中的"大雁"和"虫子"意象，揭示了其中所蕴涵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局限。并且在"互文性"的思维中，与晚于《我是谁？》7年之后的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章永磷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作了比较，提出超越于传统文化，东西方文化互渗中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可以开拓出更加开阔的艺术描写空间。
关键词：隐喻 知识分子身份认同 艺术描写空间
宗璞的短篇小说《我是谁？》中所突显的知识分子自我认同的形象，是应该认真地加以反思了。经过二十余年时光的淘洗，随着现代修辞学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化研究所提供给我们的宏阔视野及研究方法，我们将会看到当年宗璞在这个文本中对知识分子书写的局限，尤其在与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比较性阅读中，会发现不同的知识分子认同所开拓出的艺术描写空间是不同的。
一、从文化身份认同的路径看《我是谁？》
从最直接的意义来看，《我是谁？》是在追问"我"的身份。文化身份的命题是在后殖民理论平台上被提出并被移用到文学研究中来的。文化身份研究，从文艺美学来说，是肯定主体性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存在合理性的，从文学研究的外延来说，是语境式研究和文本研究相结合的。文化身份，在一个相当漫长的身份意识淡化的时段里，对于中国人说来是极为陌生的，陌生不是不存在，不过是潜隐在意识的底层而已，在每每遇到巨大的变故，个体的处境有所改变时，在不自觉中身份意识会以或者失落或者痛苦的复杂感受表达出来。《我是谁？》虽然是用第三人称叙事，但是"我是谁"的询问还是来自主人公的第一人称。从时间来看，是属于故事层的询问，那么，就证明了这样的身份意识是主人公以痛苦失落，并且希望得到认同的呼唤形式表达的，是值得我们分析的主要蕴涵。
人是文化造就的动物，而身份是人对自己与某一种文化的关系确认。对身份的认同，是一种心理现象，也是一种心理过程。在任何人群中的人们，比如说工人、农民、市民，都会有这样的心理需求，在主要以知识分子生活和体验为艺术表现的文本中，身份认同问题可能会更加突显。因为知识分子对人生的体验，会有更多的文化因素的渗入，对自身的归属和对文化的认同感更易于被他本人所意识到，在心理空间中更易于留下痕迹。对于文学描写来说，也是更为丰厚的资源。同时，身份认同是一个语境式的问题。由于一个人可以属于不止一个群体，因此，在特定的语境下（也可以说是在主要矛盾的突显下）他会选择认同某一身份，也就是归属于某一群体成为他的主要指向。换个角度说，就是身份认同可以分为许多种，比如可以有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也可以有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等。
二、知识分子与"大雁""虫子"意象
《我是谁？》文本很短，宗璞用第三人称深情地塑造了一个女性知识分子韦弥的形象，刻画了韦弥在文化大革命中精神受到极大伤害之后的苦闷、绝望，以至最后走向选择死亡的心路历程。在对这样心路历程描绘中，叙述者刻意描绘了主人公心理突显的两个意象。一个是大雁，一个是虫子。
下面我们从隐喻的角度来分析这两个意象，分析其中所蕴涵的文化心理。
我们所用的隐喻概念是文化学意义上的隐喻。传统修辞学把"隐喻"看成是一种比喻，就是"用某些有类似点的事物来比拟想要说的某一事物，以便表达得更加生动鲜明。"1这样的修辞学中的"隐喻"我们称为"微隐喻"(micro-metaphor)，而我们现在所运用的"隐喻"概念是"宏隐喻"(macro-metaphor)，也就是文化学意义上的隐喻。文化学意义上的隐喻，首先是一种语言行为，从修辞学的角度看，隐喻表现为一种修辞格，它在一种事物的暗示下谈论另一种事物。同时，更重要的是，隐喻也是一种心理行为和精神行为，它是以彼类事物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此类事物的心理活动和精神活动。这样意义上理解和界定的隐喻，也就成为了外延广阔、内涵丰富的文化现象。隐喻的思维方式可能会投射到象征、意象、典故、抒情等各种文学手段。2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将隐喻与意象联系起来思考。
所谓的"意象"，3是指观念意象及其高级形态的审美意象，简称意象或文学意象。它的本质特征是哲理性，表现特征是象征性。意象的形成一般借助于隐喻的思维方式。
确立了如此逻辑起点后，我们来品味文本中韦弥心理中产生的两个意象。
第一个是大雁。在韦弥极度痛苦中，她看到了迷路的大雁，是的，"它们迷了路，不知道应该飞向何方。韦弥一下子跳了起来，向前奔跑。她伸出两臂，想去捕捉那迷途的、飘零的鸿雁"。"她觉得自己也是一只迷途的孤雁，在黑暗的天空中哭泣"。韦弥这个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她受到的教育来自两个传统，一个是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一个是中国自现代以来共产主义的教育传统。她将自己喻为离群的飘零的孤雁，就是来自这两个传统。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大雁的形象往往延伸出"雁阵""雁序""雁行"这些相应的形象来。强调的是群体，共同飞翔的意义。"雁行"：谓相次而行，如群雁飞行之有序列。《诗经-郑风-大叔于田》中有："两服上襄，两骖雁行"的诗句。"雁序"：飞雁的行列。杜甫有诗《杜工部草堂诗笺-三十二-天池》："九秋惊雁序，万里狎鱼翁。"更有用"雁序"来喻兄弟的。还有"雁阵"：雁飞行时排成的队形。汉代的焦延寿的《易林-二复之丰》："九雁列阵，雌独不群"。这些诗文都是强调大雁和雁群的关系。也正是因此，所以，相应地有孤雁、断鸿的形象。所谓"断鸿"，是失群孤雁。柳永的《乐章集-夜半乐词》有："凝泪眼，杳杳神京路，断鸿声远长久暮"。4雁群和大雁已经成为一种华夏民族沉潜在意识底层的情感方式和思维方式，在大雁和雁群相应的关系上，可以隐喻出许多不同语境下的丰富意思来。这就说到了两个传统的第二个传统，即中国革命的传统，那就是将个人和祖国母亲连在一起，个人的价值只有在革命的集体中才能得到实现。对于韦弥来说，大雁的意象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被体验的。韦弥为什么会把自己喻为孤雁？在韦弥的意识屏幕上有一段闪回式的叙述：韦弥和丈夫孟文起在解放初，从国外回到了祖国怀抱，他们曾经"飞翔在雁群中"，而那时，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心里是安然的。从韦弥的意识或者也包括潜意识，是将自己和像母亲一样的祖国联系在一起的感受、认同的。他们的安然在于能够为祖国贡献力量。韦弥现如今的失落、不知道自己是谁，皆因为母亲消失了，自己才无所认同、无所归依。她回忆到自己曾经和丈夫孟文起，努力"把自己炼成干将、莫邪那样两口斩金切玉的宝剑，以披斩科学道路上的荆棘。剑是献给母亲的。可是如今剑在哪里？母亲又在哪里？"大雁离开了雁行后的痛苦如泣如诉。
第二个意象是虫子。韦弥在被人们斥责为大毒虫，回到家里看到丈夫孟文起吊死在厨房后，失魂落魄地冲出家门，摔倒在路旁，又受到冷漠的斥责，在神经质地追问"我是谁"的痛苦中投入湖水。在这个痛苦的体验过程中，和孤雁的体验联系的，是虫子消极痛苦的自我感知。或者说，因为如今自己成了虫子，而有了孤雁的断零体验。在韦弥的意识中，自己是一条大毒虫，何止是自己，"韦弥看见，四面八方，爬来了不少虫子"，这些虫子还发出了"咝咝"的声音，韦弥能听懂这"咝咝"的声音，它们说的是："我--是--谁？" 如果说，大雁由于在过去时态中是与雁群合而为一的，所以即便在韦弥现在时的断零体验中，也依然是肯定性的形象。而大毒虫，没有与任何有价值的事物相联系，并且因为成为了大毒虫后而失去和雁群联系的可能性，所以是否定性的形象。韦弥对自己是虫子的想象，根源于中国文化传统里对虫子的认识和理解。从《辞源》中对"虫豸""虫鱼"溯源性介绍，可见出卑贱低微之义。"虫豸"除了泛指虫类小动物外，还有"斥骂之词"的意思，比喻下贱者。《新五代史-卢程传》中有："据几决事，视环骂曰：’尔何虫豸，恃妇家力也！’""虫鱼"一词，喻卑微。《金史乐志下-大明之曲》中有："威震遐迩，化渐虫鱼"。5这些直觉性的理解和体验早已沉潜在韦弥意识深处。现在，当她已感到自己是离群的孤雁，自然将自己喻为虫子。大雁是飞翔的，而虫子是爬行的。失落的形象和现在的存在状态构成极大的反差，更加深了韦弥的"我是谁"的身份询问。
韦弥在心里虚幻出的大雁和虫子的意象，含蓄地表达自己对身份的寻找和呼唤，是具有诗学特质的，我们可以通过艺术直觉感受得到。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韦弥的体验，会发现她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同，其背后的以自我归依为母体式的思维方式，将自我依附于另一个有价值的实体，"我是谁"是在另一个有价值的实体那里得到回答的。从这个设想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中国传统中身、家、国的层层被包容、综合为一体的文化底蕴，看到这个文化底蕴对于她的心理生活中对于大雁和虫子意象构筑的缘由。大雁和雁群这两个连带性的形象组成的意象体系，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隐喻依据的。正如高辛勇在《修辞学与文学阅读》中已经发现，许多中国古籍常常有逻辑与修辞的混淆，也就是表面看是修辞，其实是逻辑，特定的意识形态积淀而成的逻辑。他举了一个例子，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大学》：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高辛勇认为："这段话可分为两节，分别使用了上行与下行（上递与下递）的’联锁’或’层递’辞格，而且开始所标示的概念’天下’、’国’、’家’与’个人’不仅有层次的关系，也有’部分’与’全体’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概念上它们有’偏全’格的关系。如此它们彼此不仅有在实质上的关连，而且从命题上看后者是前者的先决条件或必备条件：’家’为’国’的成员，’成员’未治好，全体自然不能说’治好’。所谓’八条目’的重心其实在修身以及其下三项：正心、诚意、致知。"6
表面看是修辞效果，其实是中国文化内在逻辑的体现。在这样的文化逻辑中被熏陶的韦弥，自然极其依赖于国家、天下的认可，并以此获得价值认定。她把自己比喻为断鸿的大雁和虫子，也证实了现代修辞学的观点：除非我们不说话，只要说话，文化的印痕就在我们的"话"里。我们进一步可以说，除非我们不隐喻，只要隐喻，文化的印痕就在隐喻里。
如果说，我们前面探讨的主要是中国文化的远传统对于韦弥的大雁和虫子意象的影响。那么，我们进而要讨论的是中国革命的近传统对韦弥的大雁和虫子意象的渗透。中国革命传统强调信念，而"信念伦理"曾经支撑着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韦弥和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信念伦理"，主要内容是将自己的信念和祖国的前途、人民的理想联系在一起，以此作为自己人生的支柱。"向党交出一片真心"，"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党"，"一切由党来安排"等口号给予他们人生的归依感和稳妥的形态。这样的观念渗透在他们的血液里之后，一旦他们断了与"党"的联系，一旦当"党"不再安排他们的一生的时候，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我们进而可以说，痛苦主要来源于"信念伦理"，可是在韦伯看来，信念伦理是不问后果的，它所能意识到的唯一"责任"，是"盯住信念之火，不要让它熄灭"。而更可贵的是"责任伦理"，责任伦理采取申时度势的态度，不但要求为自己的目标作出决定，而且敢于为行为的后果承担起责任。7从韦弥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我们可以再设问一下："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除了和祖国联系在一起之外，是否还应该有别的独属于自己的内容呢？
韦弥对自己身份的问题的呼唤，是个时代性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打破了韦弥们的幻想和精神支撑，但是她的意识形态依然是因循着文化革命前的意识形态，当时多元的文化价值体系和视角尚未建立。而不同时代氛围、文化背景、接受视野不同，对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理解。作为本体论的文化身份，是个矛盾的多侧面的混合体，从心理学上说，存在一个时而激活此一种时而激活彼一种的对于群体的忠诚或身份的自我。至于激活什么？是以时代和理解而定的。韦弥的体验和认同，如今都已成为了历史，我们拉开一段时间距离后，感到了韦弥的局限，那些别的独属于作为人的权利和追求，在韦弥那里，或者进而说在隐含的叙述者那里，甚至在宗璞那里，在当时都是没有意识。这是历史的局限。我们也可以说，韦弥的询问这一行为本身的意义更主要是为后来的知识分子身份内涵的寻找及认同提出了问题。荷兰学者瑞恩-赛格斯认为，文化身份同时具有固有的"特征"和理论上的"建构"之双重含义。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也始终处于"建构"过程中，在知识分子自己的心理过程中。
这篇小说在第三人称叙事中始终聚焦于韦弥，常常是在韦弥的内视角中展开叙事，内视角有一种强大的感情牵引力量，夹迫着我们顺着韦弥的所感所思而前行。她的感受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作品的接受。事实是，文本中隐含的作者和主人公韦弥在诸多地方，视角是重合的，而这样的重合本身就可见出作者的时代性和她对知识分子身份内涵理解的局限性。在如是叙述视角里，韦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自我认同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形象，在《我是谁？》之后的作品中成为一个参照，并且会在文化身份意识的开拓中，不断地产生出潜在意义来。
三、章永磷与韦弥所构成的"互文性"
我们愿意认为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章永磷与《我是谁》中的韦弥，构成一种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互文性8。文化身份是人寻找和确认的产物，是自我建构的结果。当然总是在特定的语境（历史时代）中的建构。张贤亮的小说写于1986年，时间上要晚于宗璞的《我是谁》七年。更重要的是张贤亮较之宗璞更少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积淀。
章永磷对自己知识分子身份的定位是能够独立思考，而不仅仅是寄托在和党、国家的联系上。诚然，这部小说以较多的篇幅描写了章永璘与黄香久性爱的曲折，但是，当我们用章永璘寻求知识分子身份的内涵的眼光来看他们的性爱故事时，会发现那不过是一个为了展示张永璘心理内容的框架或者说是背景。用佛克马的话说，"这两者之间的张力看来是绝对真实可靠的，而且起到了充当文本的主要构成原理的作用。"佛克马认为，应该用"腐败的政治和真诚的政治理想"的对立来阐释章永璘的个人体验。9我以为有道理，正是在这样的对立中，章永璘对知识分子身份的理解得到展示。
展示的是什么呢？在章永磷和黄香久的婚姻构成一个外在风雨的避难所，章永磷在黄香久的怀抱里从半个人变为一个完整的人之后，章永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本性再次显示。他进一步认识到："维系我们的，在根子上恰恰是情欲激起的需求，是肉与肉的接触；那份情爱，是由高度的快感所升华出来的。离开了肉与肉的接触，我们便失去了相互了解，互相关怀的依据。" 他对大青马说："所以我想走了！我渴望行动，我渴望摆脱强加在我身上的羁绊！费尔巴哈长期蛰居在乡间限制了他哲学思想的发展；我要到广阔的天地中去看看！""我要到人多的地方去！我要听到人民的声音，我要把我想的告诉别人。"章永璘这些话的内在逻辑是：作为知识分子，在情欲的满足中和异性的维系，毕竟是暂时的外在的，而思考的自由、追求更高的精神的归宿，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去，才是知识分子的本质性特征的体现。他意识到，黄香久所布置安排的小家庭的舒适的氛围，是能麻痹人的思考、进取和对更高理想的追求精神的。形而下的现实束缚了形而上的思考。离开黄香久，是对现实的超越，也是对自己的超越。更潜在的逻辑是，和"腐败的政治"相对应的是"真诚的政治理想"，"真诚的政治理想"是一个可以置放各种内容，甚至迥然有别的内容的筐。真诚的政治理想，在章永璘那里表现出来的就是对现实中极左政治路线的反对、批判，他说，这样的现实已经快到底了，"我总觉得会有一次运动，一次真正属于人民的运动"。章永璘的政治理想，还含有对真正的人的意义的追求，"生活难道仅仅是吃羊肉吗？"的质问正是他思索的痕迹。从他的"真诚的政治理想"对现实的反思性、批判性，我们能看到文本里隐含的作者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设想和定位，已经脱离了单纯和"祖国""母亲"相联系，而进入到对知识分子是外在于政治的具有独立追求和思考的群体的确认。这比宗璞的《我是谁？》的知识分子自我身份的定位要进步的多。
章永璘的行为和对人生的理解中已经有西方文化的因素，大青马、马克思等与章永璘的对话，充满着诸如人的创造力依赖人的生命力、人生来是自由平等的、人都有自己的权力等观念，马克思甚至论证说：章永璘应该设身处地地为黄香久想一想，并且以尊重的态度对待黄香久，既然自己没有尽到作丈夫的责任，就无权谴责黄香久。而章永璘也接受了这些西方的西方文化观念。知识分子身份的内涵在章永璘的人生体验中不断地被建构着。
从章永磷对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定位，可看出东西方观念的交融和相互借鉴，相对于传统，有了更多的建构的成分。
四、身份认同的复杂与描写空间的拓展
韦弥和章永磷各自对自己身份及这个身份特质的自我认识，呈现出诸多不同。首先，韦弥基本上在直线上将自己与国家、党和人民联系在一起，个人利益和权利依附于那个自己所属于的整体。而章永磷则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个体，具有自由思想、追求自己个体性的权利。其次，韦弥的追求因为是直线性的，所以，她的心理感受也就比较单一，大致可以用痛苦、失落来概括。而章永磷由于既自认为是一个知识分子，同时也时刻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男人，创造性与男性的觉醒和能力是同在的，当他得到男性能力之后又力图突破婚姻的束缚，他的感受和追求呈现出多个侧面。因为有较多的层次，所以他的自我身份认同的寻找和确认，就成为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而这一系列心理过程外化为一系列行为，必然引申出一系列的伦理学悖论。而在《我是谁？》中的韦弥那里，则不会出现如此复杂的伦理学悖论。悖论可以看成许多有道理有存在价值的东西的相互冲突，有所得，有所牺牲，影响到人的心理的矛盾困惑，难以选择。所以，从叙事伦理学来看，叙事性作品的艺术魅力恰恰来自于不同伦理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伦理悖论的展开是艺术描写空间的开拓的资源。我们从对章永磷的心理分析中可以体味到这些悖论的价值。
比如，在章永璘脱离黄香久,章永璘在道德上得到的必然是否定性评价，而他对更高人生境界、知识分子的社会性和人类性责任的追求却又是有意义的，在创造伦理学中将得到肯定性评价。牺牲一种价值，为的是另一种价值，这是两个伦理学体系，互相无法评价，但却由章永璘这个个体来承担，章永璘是悲剧性的，用别尔嘉耶夫的话来说，就是"人被迫成为残忍的，如果他为了一种价值而必须牺牲另外一种价值，为了一种善而必须牺牲另外一种善，比如，为了祖国或为了社会真理的斗争而牺牲近人，为了科学、艺术创造而牺牲爱国主义或社会的活动，或者相反。"10目的和手段之间的悖论也在章永璘的身份寻找和认同中有所表现。章永璘是如此地被他所追求的目的所吸引，那目的包含对人的解放，包含对一个更人道、更有人性、人的爱情能够得到最大实现的社会的追求。但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使用了可能的一切手段，包括开空白介绍信，和黄香久离婚，为了和黄香久离婚，特意以不断提及黄香久曾经和曹书记有过奸情一事，激起黄香久的愤怒。而这些手段，是与他所追求的目的南辕北辙的。章永磷的悲剧是，他所实践的是非真理和对活生生的人的残酷迫害，"为的竟然是这样的目的，它们被认为是必要的，但在实现目的的道路上，这些手段已经开始掩盖目的。生活的虚假的外围就如此地形成了，伪善出现了，这个伪善已经不被认为是恶，而被认为是义务。"11别尔嘉耶夫是从目的和手段的一般伦理学角度而言的，但是作为我们思考章永璘挣脱黄香久及其婚姻，思考章永磷对更高境界的追求中的悲剧性，是很有启发的。
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中，单一的中国文化传统与东西方文化冲突及结合，引起的艺术效果，何止是人物的心理深度不同，相应地也引起开拓出不同程度的文学描写空间。是否可以说，身份认同所含有的层次越丰富，可描写的空间就越大。仅仅从这个角度说，多元文化的宏阔视野对文学也是有价值的。
注释：
1 中国
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室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7页
2 此处关于"宏隐喻"和"微隐喻"的思想借鉴了季广茂的《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 此处的"意象"概念所依循的为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1998年第2版
4 关于大雁以及相关的几个词，所引材料来自《辞源》相关条目。
5 见《辞源》相关条目
6 高辛勇：《修辞学与文学阅读》第79-8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7 "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思想来自马克斯·韦伯。见冯克利：《时代中的韦伯--代译序》，转引自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第8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8 所谓"互文性"，是指任何一部文学文本"应和"其他的文本，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本相互关联的种种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是公开的或隐秘的引证和隐喻；较晚的文本对较早的文本特征的同化；对文学的代码和惯例的一种共同积累的参与等。
9参见佛克马 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第五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0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第205页，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11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第219页，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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