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小说的家庭伦理叙事_文学艺术论文

论文导读:：时期作家的创作受到当时对传统家庭伦理批判思潮的影响。小说的家庭伦理叙事。
论文关键词：“五四”小说，家庭伦理

　　五四时期作家的创作受到当时对传统家庭伦理批判思潮的影响，便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此时的小说创作所表现的对家庭伦理的批判，是被包容在五四时的“立人”这一思想启蒙的时代大主题之下的。作家们通过小说表达旧家庭对个人全面发展为一个现代人所起到的先天局限作用，笔端直指吃人的封建礼教与日益没落的家族制度。
　　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谈到，当时的“父子问题”、“礼教问题”和“文学革命问题”成为五四时期思想界最为关注的问题。这三个问题中的前两个问题其实都属于家庭伦理的范围，可见当时对家庭伦理问题的关注与研究成为了当时的时代潮流。
　　和胡适的观点相似，鲁迅的小说其实也有不少直接反映了 “父子问题”、“礼教问题”。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说：“我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1]
　　鲁迅的小说，像早年收入《呐喊》小说集中的《狂人日记》、《明天》、《风波》《故乡》等已经有不少涉及到传统家庭伦理层面的论述。到了作者下一本小说集《彷徨》中的《幸福的家庭》、《弟兄》、《离婚》等小说，单从命名上就能看出其所处的家庭伦理探讨的时代特点。
　　五四时期的小说在面对父子问题时文学艺术论文，其实已经把小说中的父亲看作了旧礼教、旧的统治权威的代表。如果我们把五四时期小说对待父亲和母亲的态度，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即对父亲形象的具体否定与对母亲形象的抽象肯定。
　　许多小说塑造了父亲这个代表封建权威的负面形象，往往是具体可感的。在鲁迅的小说中，像《狂人日记》里“长兄如父”的大哥、《祝福》中与“我”一见面就大骂新党的四叔鲁四老爷、《肥皂》里的四铭、《伤逝》里子君的胞叔、《弟兄》里作为家中长兄的张沛君，在小说中都是受到批判与讽刺的人物形象。鲁迅的小说有些直接就只写母亲而让父亲形象缺席，从而造成对父性权威的消解。像《故乡》只写母亲，《明天》只写单四嫂子，从她的丈夫已经去世一年多后写起，以此来突出她作为一个母亲而非妻子的悲哀。《在酒楼上》、《孤独者》也只写主人公的母亲、祖母。也许这和作者自己幼年丧父的人生体验有关。但在作者心目中，作为父性形象的祖父、长兄在其心里留下的也并不是多么美好的回忆。冰心的《斯人独憔悴》中，颖铭兄弟心中的父亲化卿也被塑造为一个卖国的帮凶、邦国的奴才，加以性情暴戾、灵魂丑恶，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中蛮横专制的家长形象。在鲁迅及五四其他作家的小说中，母亲形象往往和勤劳、仁慈等相联系，即使这位母亲以封建家长的身份出现，作者或小说中的人物也对其有着割舍不了的母子之情。像淦女士的《隔绝》及《隔绝之后》，小说女主人的自由恋爱被母亲污为“拼识”，而嫁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的丈夫才被看作正途杂志网。小说中的母亲也表现出一个封建家长的独断而恪守旧礼教的思想，但是主人公却对母亲有着极深的感情，这才是造成她在爱情和母子之情间进行选择的痛苦。在乡土作家笔下，像蹇先艾的《水葬》，台静农的《红灯》，王鲁彦《菊英的出嫁》等小说中所刻画的母亲在丧子之痛中显现的是苦难而坚忍的形象。这种形象仍然不一定是伟大的，但仍然是正面而感人的。
　　但像冰心、冯沅君等作家的小说所塑造的伟大的母亲的形象往往让人感到模糊飘忽。这种反差并不是因为五四时期的小说只善于揭露而不善于赞美，而是因为当时小说家庭伦理叙事中反父性权威的策略使然。因为在旧家庭中，母亲往往是作为一个弱者的形象出现的，是一个受封建礼教禁锢的受害者。她们生活于家庭狭小的天地，没有丰功伟绩可陈，要真正客地观表现母亲的伟大文学艺术论文，确实让小说作者感到有不小的难度。那么剩下的就只是主观情感上的母爱的伟大了，也即像冰心等女作家对母爱那种带有哲学抽象性的图解母爱似的讴歌。与冰心、冯沅君等女作家抽象地赞美母爱的伟大相比，孙悢工的《家风》、叶绍钧的《遗腹子》、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等小说中所塑造的被侮辱与被蹂躏的母亲形象，如果放到五四那个时代及社会氛围中来看，应该说更显得真实些。而五四时期批判父亲形象所代表的传统权威，揭露社会问题，则是现实主义小说的特长，因为一切真正的现实主义都应该是批判的现实主义，而不能是表扬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特点也使得它有利于对父亲形象的批判，而不利于对母亲形象的赞美。
　　五四小说对封建家庭伦理的虚伪性向来都是极尽讽刺之能事，对旧的家庭伦理中所包含的吃人的伦理规定有着极为愤激的控诉。像鲁迅的《兄弟》对封建悌道的讽刺，《肥皂》对四铭假仁假义的讽刺，《奔月》表现的嫦娥负心、逢蒙负义等，这都对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中的夫妻、朋友伦理达到了潜在的解构。作者以自己对炎凉世态的切身感受，对封建家庭伦理的理性警觉，撕开了笼罩于旧家庭伦理之上的温情面纱。朴园的《两孝子》则揭露了传统孝道的虚伪性。
　　五四小说对封建家庭伦理中的婚丧习俗、对女人在家庭中的非人地位及悲惨命运，对礼教给予女人节烈的苛求，则含着血与泪的控诉。《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在忍受着丧子之痛操办了丧葬事宜后，人们对她不是因其丧子而表现出同情，而是对其丧葬仪式、守贞与否的关注。《祝福》中的祥林嫂在经历了夫丧子亡的人生悲痛后，却被人们看作不洁的女人，个人的痛苦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饭后谈资。《在酒楼上》由吕纬甫的叙述，我们又得知了又一个因旧礼教传统而引发的悲剧：吕纬甫的旧时邻家女阿顺，因为听信了她的伯伯的谎言，认为自己的未来丈夫是个比做偷鸡贼的伯伯都不如的人，便很快因病情加剧而死亡。事实上她未来的丈夫是一个“衣服很干净，人也体面”的多情勤劳的小伙子。阿顺的的悲剧其实也是对男女青年婚姻不自主、婚前不相见，而一切由父母媒妁包办的旧礼教旧婚俗的控诉。《伤逝》中的子君在和涓生分手后，在森严冷酷的礼教氛围中只能走向死亡。《离婚》中的爱姑虽然有着泼辣的个性文学艺术论文，却仍然在封建婚姻制度中得不到公正的待遇。叶圣陶的《这也是一个人》和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表现了下层妇女如同牲畜般被卖被租的可悲命运。杨振声的《贞女》中，未婚夫死前却要求未婚妻守贞，而贞女的死亡则表达了对封建节烈观惨烈性的控诉。朱自清《笑的历史》中，未出嫁时天性活泼好笑的小女孩，在封建妇道的扭曲下变得形同木偶。这时期的小说对封建礼教的控诉无疑是和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旧礼教的批判思潮相应和的，体现着关注现实、针砭时弊的现实精神。
　　五四小说家庭伦理叙事的复杂性在于，小说中受时代潮流激荡而起来反叛家庭、走出家门的时代新人们，对于旧家庭总摆脱不了传统伦理习俗的制约，总有着割舍不断的血缘亲情。《孤独者》、《酒楼上》等小说反映了受封建家庭伦理浸染的反叛者，要反叛这种强大的伦理习俗惯性的艰难。《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只是理论上愤激的毁家论者，但在现实中又对其祖母克守孝道，“一领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他的祖母逝世后，其族人和亲戚商定好的“穿白”、“跪拜”、“请和尚道士做法事”等传统丧葬仪式，在他来家之前还谋划周密，商量如何劝服他接受他们的安排，“因为逆料他关于一切丧葬仪式，一定要改变新花样的。”但结果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魏连殳竟毫无异议的全答应了。可见别管是出于对祖母的孝道，还是出于对传统丧葬习俗的遵从，从魏连殳身上都可以看出传统家庭伦理的强大历史惯性及反对和改革它的艰难。《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当年敢于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数年之后却来故乡给三岁时就死去的弟弟迁坟了，虽然坟中弟弟已骨殖无存，他却煞有介事的去操办迁坟、合坟。
　　尚钺的《子与父》中的李自有，企图让儿子长大后出人头地，成为人上人的官老爷，自己也好子贵父荣。但他不当的教子之方最终带来的是自己被遗弃的下场。小说鞭挞了儿子忘恩负义的同时，也不无对作为父亲的李自有的同情文学艺术论文，但着眼点仍在对旧的家庭伦理观念的批判。
　　在当时对传统家庭的问题只是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以期“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这也符合五四时期那个只提问题，很少开药方的时代特点。作家们即使勉强地试图对这个问题开出药方，提出新式家庭的构想蓝图，但纵观小说中的新式家庭，我们能看出连作者自己都是对其不满意的。这从当时小说在对传统旧家庭进行批判的同时，对新式小家庭的理想模式的描绘中可以看出。
　　小说中所描述的有些家庭的不幸是因为生存层面的问题。如果说生存层面的经济问题被乡土小说作家作为表现下层贫苦之家的苦难，还只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而提出，和家庭伦理层面的联系还不是作家的主要目标，那么到了新式家庭理想的描绘时，这成了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伤逝》中涓生和子君最终因生活堕入困境而分手。走出家门而经济尚未独立的人们，总摆脱不了旧家庭经济的依赖杂志网。因为，家庭的一切财产，甚至家庭子女自身都是封建家长的私人财产。他们是家庭所有的生产、生活资料的所有者，而子女们要取得生产生活的基本资料，都得从家长手中继承而来。这给家长们带来了恩威兼施的前提条件，使下一代增加了取得自身独立与解放的难度。《幸福的家庭》里面的家庭，从其结构来看，是一个新式的小家庭，但我们看到家中的夫妻，特别是男主人公却毫无幸福感可言。他认识到当时人们热衷的问题便是恋爱、婚姻、家庭，便决定在小说中构想出一个幸福的家庭。但由于所处的时代大环境和自身贫穷拮据的小环境，理想家庭的构想终于归于破灭。
　　如果新式家庭解决了经济层面的基本生存问题，是否就获得幸福感了呢？我们从当时小说中看到的是否定的答案。五四小说中所描述的新式家庭的建立者基本上都是被那个时代所激荡着的知识青年。他们走出传统家庭，组建自己的小家庭，并不是仅仅为了满足于生存，如果那样，也就没有必要走出传统的家庭，因为他们大多数在原来的家庭中经济生活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他们不是仅仅为了生存文学艺术论文，而是为了过一种他们朦胧中希冀的好生活。至于怎样更好地生活，这种生活比原先的生存多出的到底是哪些要素，他们心中大多是不明确的。五四小说中塑造的新青年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承受精神生活虚空之轻。他们一旦走出旧家庭，不能在新的家庭理想中找到生活的意义，不知道下一步应走向何方时，往往陷入精神痛苦的漩涡中。像庐隐的《何处是归程》，小说从题目就可以看出主人公沙侣婚后对家庭发展方向、人生的意义找寻的迷茫。其《前尘》里的伊，在走出传统家庭，和自己理想的情侣终于走到一起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后，马上感到了新生活的无聊。冰心的《两个家庭》、陈衡哲的《洛绮思的问题》、许钦文的《理想的伴侣》中，新式家庭的男女主人公们，也同样陷于这样的空虚与无聊中而不能自拔。《伤逝》中，二人爱情婚姻的悲剧也有二者间日益失去了共同语言与共同的兴趣追求的因素。这种因素一直到《奔月》中都在起着作用。这种处境对于把精神生活看得高于物质生活的知识者们可以说是致命的（虽然生存层面的经济问题是最根本的）。这样，小说也就从根本上对他们建立的新式小家庭进行了否定。
　　　　当然，五四小说对传统家庭温馨和美的天伦之乐、血缘亲情的描写也不是没有，像苏雪林的《绿天》、冯沅君的《慈母》、冰心的《超人》、《寂寞》等小说。有些作家的小说在总体上对封建家庭的批判中也不无一些值得人留恋的家庭生活片断。但在当时对旧家庭伦理批判矫枉必须过正的激进的时代氛围遮掩下，这类小说或小说中的温馨的片段所发出的柔光便显得极为微弱，引不起当时人们的关注，今天的研究者也不把其作为重点而加以关注，它们也便湮没于文学史的荒烟蔓草间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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