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纾和鲁迅的翻译管窥近代翻译文学对汉语写

论文导读:：近代翻译文学是一种由域外输入到本土的文学样式。用文言复述的域外故事。汉语写作关涉的是用本土语言为第一语言进行的文学创作。
论文关键词：翻译文学，文言，汉语写作

　　近代翻译文学是一种由域外输入到本土的文学样式，无论内容、体式还是语言思维模式上都大有别于本土文学。汉语写作关涉的是用本土语言为第一语言进行的文学创作。用什么样的语言写怎样的文学作品，对此的争鸣百年文学史上何曾停息过。把这两个概念进行一定维度上的关联，旨在探讨近代翻译文学作为有着自身语源的外来文学样式其在语言体式上对汉语写作产生的冲击与塑造，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我重新定位。
　　一、用文言复述的域外故事
　　传统汉语写作的深厚底蕴自可以为现代汉语写作提供丰富营养，只是近代以来的百年现代汉语写作似乎更倾向于从外部汲取可供自身成长的元素。翻译文学在即将踏上二十世纪门槛的那刻才开始发端，多说始见于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而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勾连活动，早于此六十来年前已开始于那场“师夷长技以制夷”运动。只是，以介绍西方知识、吸纳西方先进技术为宗旨的这场运动，似乎和文学意义上的汉语写作很难产生瓜葛。这个翻译习惯一直延续到世纪末的林纾那里，才得以改观——即旨在引进与介绍域外新内容，扩大国人文学视野。
　　从文学表现摘要的东西，就是对世纪初语言革新的潜在推动。废文言倡白话的思潮被胡适一文点燃了导火索，但是若非没有先前大量翻译文学作为铺垫，这导火索可能只会是一小撮绚丽的烟花，而难以演化为轰轰烈烈的国语更新运动。
　　但是最初的翻译文学多采用古来遗传的文言系统进行，仅从语言层面看，其对现代汉语写作的贡献亦颇寥寥。林纾在他那个时代俨然是一位特殊的翻译大家。他不懂外文，却拥有着令人乍舌的翻译量，据统计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多达一百八十余种，涉及的原语国多达十一个，而波及的作家更是多达九十八个。除了这惊人的翻译量，林纾的文言译文也颇具特色文学艺术论文，几乎成了同时期其他翻译者的范本。从介绍外国新文艺角度看，林纾的翻译自是功不可没，但是林纾的译文的致命缺陷也充分暴露出来。文言译文，虽也夹杂了些许文言白话，但从整个表达上看，域外的文学体式几乎完全被“化”掉了。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文字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 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入得于‘化境”。林纾笔下的这个“化”自然不是钱钟书所谓的“化境”的“化”，而是说译文的原语面貌已是面目全非。可以说，林纾笔下的译文只是用文言文将外国的故事复述了一遍。林纾译文在当时大受欢迎自有原因。新鲜的故事内容格外引人注目，加之林纾的老练而优美的古文表达，自是为他引得了众多读者，“不胫走万本”不也是市场效应吗？
　　阿英的评价会让人错觉林纾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鼻祖，“使中国知识阶级，接近了外国文学，认识了不少的第一流作家，使他们从外国文学里去学习，以促进本国文学发展”②。我总觉得阿英的这个评价有点拔高的嫌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林纾的确给世纪初的国人带来了全新的外国故事，但是林纾译文中原语风格几乎消失殆尽。看两段林译文字：
　　“马克自是以后，竟弗谈公爵，一举一动，均若防余忆其旧日狂荡之态，力自洗涤以对余者。情好日深，交游尽息，言语渐形庄重，用度归于撙节，时时冠草冠，著素衣，偕余同行水边林下，意态萧闲，人岂知为十余日前身在巴黎花天酒地中，绝代出尘之马克耶！嗟夫！”③
　　“凡人苟渡黑逞河者，与言加齿几而山，必能忆之。山为亚巴拉姜山之分支，耸然矗河之西岸，其高际天，实为河上镇山”④
　　文言译文虽说功底深厚，但是以牺牲原文风格为代价，对现代汉语写作建设的推动作用就显得微而又微。茅盾曾说林译小说“译法是不免两重的歪曲的；口译者把原文译为口语，光景不免有多少歪曲；再由林氏将口语译成文言，那就是第二次歪曲了”⑤。歪曲的首先自然是内容情节上的，带来的影响顶多只是故事情节的残缺，而原语文本语言风格体式的埋没所影响的范围却是文学史意义上的。这个层面上来说，林译文本并不是真正的域外文学，而是文言化的不中不西的怪物。这个说法自然严重了。但从语源意义上看文学艺术论文，的确有此印记。在此并不是百年之后对林纾翻译作苛刻要求，乃是分析林译文本因其文言表达而对现代汉语建设的推进作用显得甚微。
　　二、现代汉语的先觉者
　　近乎同期的鲁迅翻译却让人看见现代汉语写作的早期形态。1903年，也就是鲁迅留日的第二年秋，鲁迅翻译了《月界旅行》。该译本在目录体例上采取了“第一回 悲太平会员怀旧，破廖寂社长贻书”等章回体小说的体式，但表达上使用的是较为浅显易懂的非文言格式。
　　“凡读过世界地理同历史的，都晓得有个亚美利加的地方。至于亚美利加独立战争一事，连孩子也晓得是惊天动地；应该时时记得，永远不忘的。今且不说单那独立战争时，合众国中，有一个麦烈兰国，其首府名曰拔儿祛摩，是个有名街市。真是行人接踵，车马如云。这府中有一所会社，壮大是不消说，一见他国旗高挑，随风飞舞，就令人起一种肃然致敬的光景。原来是时濒年战斗，人心恟恟，经商者捐资财，操舟者弃舟楫，无不竭力尽心，考究兵事。”⑥
　　该段中除去“不消说”、“的光景”等旧白话味道的用语和最后一句的浅白文言表达之外，其余的用语及句式皆是“白话文”理路格式。十四年后胡适大力提倡的白话文，鲁迅早已在他世纪初的翻译活动中开始实践了。由此可见，翻译文学在现代汉语的建设路程上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现代汉语写作也正是在诸如鲁迅等翻译家笔下的白话译本的刺激下逐渐走上自身成长与重塑的道路。
　　鲁迅在该译本相当于序言的《科学小说月界旅行辩言》文中提到，“《月界旅行》原书，为日本井上勤氏译本，凡二十八章，例若杂记。今截长补短，得十四回。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体杂言庞之讥，知难幸免”⑦。可见，当时所谓的“俗语”比起文言更加符合大众读者的阅读，但是鲁迅认为“俗语”有“冗繁”之嫌，所以就夹杂了一点文言进去。
　　《月界旅行》让我们看到鲁迅对语言的先觉。从早期的翻译开始有了语言的自觉，鲁迅接下来的文学创作也同样对语言的使用抱有自觉的心态。无论是小说还是杂文，都透出鲁迅汉语写作的语言自觉。“鲁迅杂文不仅内容和题材是多变的，其表现形式也是多变的。它把中国语言的表现力提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是一种独立的语言表现形式，是有别于写实、抒情、论说的第四种中国语言。这种语言需要的是在你的精神感受中来理解文学艺术论文，这也正是理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方式”⑧。鲁迅的这种语言体式在百年文学中也可谓有独占鳌头之势，对现代汉语写作的起步与成熟有着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这也得从鲁迅二十世纪初的翻译实践中的语言自觉说起。
　　而鲁迅后期的硬译实践及理论，对现代汉语写作也有着深刻的提示。瞿秋白曾以J.K.署名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给鲁迅写信，“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中国的言语（文字）是那么穷乏，甚至于日常用品都是无名氏的。中国的言语简直没有完全脱离所谓‘姿势语’的程度——普通日常谈话几乎还离不开‘手势戏’。自然，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因此，我们既然进行着创造中国现代的新的言语的斗争，我们对于翻译，就不能够不要求：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 ⑨。瞿秋白在这里将翻译文学之于现代汉语写作的意义呈现得一目了然。在翻译中重视保持原语文本的语言体式和风格对于现代汉语写作新的语言格局的形成有着不言而喻的促进作用。
　　在开始翻译《苦闷的象征》后的第三天，也就是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六日，鲁迅写下了点翻译中的感想，“至于译文之坏，则无法可想，拚着挨骂而已”⑩。这自然是“本以为易，译起来却也难”的真切感受，不过更多的应是鲁迅的一种谦虚表态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其实，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鲁迅就顺利译好了这册厨川白村的遗稿。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鲁迅在《苦闷的象征》译完的“引言”中说到“这译文虽然拙涩，幸而实质本好，倘读者能够坚忍地反复过两三回，当可以看见许多很有意义的处所罢”11。这无疑是所有译者都会有的在引言或序言中出现的特有谦辞。句子的后半部分足可见鲁迅对于自己这个译本的自信。“文句大概是直译的，也极愿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但我于国语文法是外行，想必很有不合轨范的句子在里面”12。这也许正是瞿秋白欣赏鲁迅翻译的原因所在，“的确是非常忠实的”。而所谓“不合轨范的句子”也只是在当时语言场域中的自我审视。如今看来，这些句子恰是很正宗的现代汉语写作意义上的白话语言。如下：
　　“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是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的世界。忘却名利，除去奴隶根性，从一切羁绊束缚解放下来，这才能成文艺上的创作。”13
　　在给J.K. 的回信中，鲁迅说道，“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14，又说，“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15《鲁迅全集》第二卷第391页。鲁迅的对于翻译之于现代汉语建设的意义，自此文学艺术论文，不免一目了然。
　　　　在鲁迅看来，林纾“完全归化”的翻译策略和动向也几近是貌合神离，严格地说来，甚至“算不得翻译”。所以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易懂，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鲁迅“宁信而不顺”的翻译观就在此表达得很清楚了。而此间赵景深所谓的“达、信、雅”、“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等观点，以迎合当时的一些读者口味而不顾原语语言体貌风格，从没想到现代汉语写作层面上来。林纾们的“归化”翻译实践自然是赵景深观点的基础。难以想象，假若二十世纪的翻译文学一直囿于林纾式的翻译实践和赵景深式的翻译理论，那么现代汉语写作会是怎么样一副模样。由此，也许可以想见鲁迅翻译文学实践和理论对于现代汉语写作走向成熟之路的那种自觉与先觉。
　　 “西方近代文明，只有最后触及中国文明的‘语言’，才算完成了它对传统中国最深刻的冲击与改变，而身处这个冲击与改变中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文学的觉醒，也只有进到语言层次，才算是最深刻的觉醒”。中国近代现代文学也只有归位到现代汉语写作的思考与努力上，才是触及到了文学革新的灵魂。近代翻译文学正是为近现代文学提供了这种契机和动力。

参考文献：
①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修订版·下卷》，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4月第2版，第377/378页。
②阿英著：《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2页。
③【法】小仲马著，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第49页，转引自郭延礼著《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第270页。
④【美】欧文著，林纾、魏易译：《拊掌录》，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版，第42页。
⑤茅盾：《直译、顺译、歪译》，《文学》，第2卷第3期，1934年3月。
⑥、⑦分别引自《鲁迅全集》第二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2月，第13页、第11页。
⑧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修订版·上卷》，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4月第2版，第283页。
⑨《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第380页。
⑩、11、12、13分别引自《鲁迅译文全集》第二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第289页、第224页、第224页、第330页。
14、15分别引自《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第391页。
16郜元宝：《为什么粗糙？——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语言观念与现当代文学》，文艺争鸣，20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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