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宴者”的悲剧——读严歌苓长篇小说《赴宴

论文摘要：本文对严歌苓的作品《赴宴者》进行了两个方面的解读，其一是对“吃”的反思；其二是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说明作家对人物命运流露出的悲剧意识和荒诞意识。严歌苓以批判讽刺的笔调书写了一场悲剧的盛宴，荒诞诙谐故事的背后反映的是凝重的社会现象。
论文关键词：严歌苓,吃,悲剧,荒诞
　　作为海外华人文坛上的一朵奇葩，严歌苓是一位独具个性、成就斐然的女性作家。近年来，她的《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等作品在国内当代文学研究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持续地热评。正如评论家雷达所说：“严歌苓的作品是近年来艺术性最讲究的作品，她叙述的魅力在于‘瞬间的容量和浓度’，小说有一种扩张力，充满了嗅觉、听觉、视觉和高度的敏感。”2009年出版的《赴宴者》又是一部体现了这种“小说的扩张力”的作品，小说囊括了现实社会中出现的许多假丑恶现象，在批判现实的同时又赋予了作品一定的深度。关于小说的题目，我认为作者想借用小说传达出一个思想，就是身处于当今这个荒诞和虚伪的社会，我们每个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做了“赴宴者”，扮演着属于自己的角色，不同的是有些人迷失了自我，失去了人生方向；而有些人试图找寻失去的自我，完成人性的救赎。
　　小说在男性视角中展开，这也改变了严歌苓一直以来擅长的女性视角写作，对其本人来说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主人公董丹是一个“下岗职工”，本想去五星级酒店应征警卫却阴差阳错的被当成记者参加了宴会，在宴席中他随口说自己是某家网络媒体的记者，之后便轻而易举地收到了车马费，他觉得这样的赚钱方式太容易了，不仅品尝到了生平从未吃过、从没听过的山珍海味，而且还得到了一小笔车马费。自此以后，他决定冒充记者去参加各种宴会，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宴会虫”。在当“宴会虫”的过程中，董丹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有著名画家、自由攥稿人、按摩小姐、上访农民、房地产商、高干子弟等等。同时，他还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事，有科技产品拍卖会，其实就是开发商自导自演，炒作产品的交易会；有赞助观鸟活动的募捐会，却是一场残忍的“孔雀宴”；还有为农民办事的公益活动，请来的却是满腹委屈要上访的农民；更让他震惊的是标榜是优秀女大学生的“人体宴”上却看到了自己认识的按摩小姐等等。现实社会是荒诞和虚伪的，作者巧妙地用美食掩饰了光怪陆离的社会中的重重骗术与人性中的堕落和腐化。
　　小说中对宴会上菜肴的描写不仅注重其造型美，而且对其命名也有讲究，像“千蟹指”、“山海会”，“孔雀公主”等，这样充分调动了读者的视觉、味觉、嗅觉。诚然，严歌苓写它们绝不仅仅是为了吸引读者，还有个更深层的意义，就是透过“吃”达到对人性的反思。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吃”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现象，有很多正当或非正当的交易都是在酒桌上进行的。另外，虽说“民以食为天”，但中国人对吃有一种情节，甚至是一种病态的追求。小说中对吃“孔雀公主”的过程作者这样写到：“一名侍者举起一蛊肉汁，戏剧化地高举在那只鸟的头上。他将热腾腾的汤汁慢慢的淋上去。渐渐地，鸟嘴浸在汤汁里了，接着是它的脸，然后是它的一双紧闭的眼睛。不一会儿，鸟儿的不可一世与优雅全泡汤了。”我们的心灵不禁为之一震，犹如一只活生生的孔雀在我们的面前被残忍的杀害了。至此，作家也借着小说中人物之口讽刺着那群“食客”：“只懂得口腹之欲的人是最低等的动物。”
　　小说的另一个深度是，严歌苓把自己对人的存在的思考独特地表现在其小说作品中，并深入到对个体存在的荒谬感和虚无感的审视，通过关注的人的生存状态，探讨人的忧虑、不安、恐惧等情绪，诠释出一种对生命认知与人生态度的思考：人生是荒谬的，而又要如何来对抗这种荒谬，来把握现实人生？存在主义认为整个世界从根本上是荒诞的，不可理解的，因而悲观主义色彩较重。例如，萨特关于“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1]的论述：他认为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必然是冲突、抗争与残酷，充满了丑恶和罪行，一切都是荒谬的。而同样是存在主义哲学家的雅斯贝尔斯，在对存在的探讨也是从人和世界的荒诞性出发，但他的美学思想集中体现为存在主义悲剧观。对于悲剧，雅斯贝尔斯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悲剧能够惊人地透视所有实际存在和发生的人情物事。在它沉默的顶点，悲剧暗示出并实现了人类的最高可能性。”[2]也许是与存在主义的“荒诞”性哲学相契合，我们可以看到严歌苓笔下的人物命运也流露出强烈的荒诞意识和悲剧意识。
　　主人公董丹是一个具有悲剧意识的人物，其所传达出个体存在的悲剧意识是个体无法拯救迷失的自我。事实上，他冒充记者的目的很简单，只是想给自己和妻子买一套属于自己的小房子，但是命运弄人或者说是他内心的善良和正直，使他没能够安安稳稳、不管不顾的做“宴会虫”。他在参加完“孔雀宴”后对媒体欺哄读者不满，于是情不自禁的拿起笔记下了很多意见和想法；他在如何督促基层领导干部对农民减低摊派费用的问题上，义愤填膺的演讲自己父母的亲身遭遇；他尝遍了各式各样的美食之后，也想让跟自己受苦多年的妻子小梅尝尝人间美味，冒险带她去参加了宴会。如果不是这些，他也许就不会引起便衣警察的注意，也许就不会被一些人认为是“大救星”，自己也就不会在良心的不安中越陷越深。董丹在小说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一个是下岗职工，另一个是记者，宴会让他看到了现实的荒诞和虚伪，同时，也让他学会了某些社会手段。

渐渐地，他置身在这个更大的社会骗局中迷失了自我，以至于试图用不公正的报道获取利益，但当他真正意识到应该救赎自己灵魂，履行记者的责任时，却被抓入监狱。结尾董丹被邀参与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说：‘待会儿，摄影机开始的时候，别提那位帮你刊登文章的权势人物什么的。’董丹说：‘你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这样的结局不免让读者有种难以言说的失落和无奈，但是从文学审美的角度看这种悲剧意识是对个体生命的孤独与无助，虚无性与无从把握性的体认，同时也是在对揭示命运的荒谬中体现出一种悲剧性美感。
　　另一个人物陈洋，是一个周旋于钱权包围中内心扭曲的艺术家。他处在这样一个利欲熏心的社会，为了生存受到了各种欲望的折磨和驱使。叔本华说过：“人生就是一团欲望。”那么，存在主义更是深入挖掘人存在的真实和人性的真实，在它看来，人无法摆脱现实生活的压抑和奴役，因此人性被扭曲，人格被异化。事实上，艺术家对权钱充斥的社会是愤怒和鄙夷的，但想要出名的欲望使其无法操纵自己的命运，因此时常陷入内心的矛盾的挣扎中，而后精神失常的自嘲：“不是只有出卖身体的才叫做婊子。有一种人比那种婊子还要低下，因为他出卖的东西比身体更宝贵，我就是干这事，没错，我也是不得已，不得已是因为我也是凡人。”他对抗命运的唯一方式就是作画，因为那才是他内心情感的真实写照。从某种意义上说，欲望是由人产生的，而人反过来却往往受欲望的控制，这不正是一种人的宿命的荒谬性吗？这一人物的悲剧在于他以扭曲的人性去对抗现实生活，又在人性的扭曲中走向堕落和毁灭，从而形成一种由欲望操纵着无法把握的命运，使人产生了荒诞的悲剧。
　　拨开这些虚伪的人物，小说中最单纯的形象就属妻子小梅了。这一人物形象，跟严歌苓以往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她们都很质朴而且拥有强大的内心，像《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也是如此。严歌苓在一次访谈中说：“她们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执着按照自己的逻辑行事价值和道德的判断。”小梅确实如此，无论现实社会是多么腐朽、不堪，多么特殊、另类，她始终活得与世无争、心安理得，以一种沉静的生活姿态面对一切狂风暴雨，即使是在董丹入狱的情况下，她也是义无反顾的等他出来。在这一人物身上体现出了一种对抗荒谬的心念，从而增强了个体对抗存在境遇的勇气，这种勇气的具备使得她能大胆正视人性的黑暗。
　　在这样一个利欲熏心，权钱交易的社会，真正能保持着自己那份纯洁、恬静的人又有多少呢，无论是拥有社会地位的著名艺术家还是自由攥稿人，当他们了解了其中不为人知的辛酸后，发现面对社会的种种黑暗和腐朽亦是无能为力。严歌苓正是以这样一个批判讽刺的笔调书写了一场悲剧的盛宴，荒诞诙谐故事的背后反映的是凝重的社会现象。
参考文献
1 萨特著.陈宣良译.《存在与虚无》.[M].北京:三联出版社1987,第679页
2 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