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正义·学而》引书蠡测_刘氏学风

论文摘要：论语正义》是清人注疏十三经的代表作之一，它充分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尤其对清人的注解考证，更是博采众长，详加采录。刘宝楠在《学而篇》随文释义的过程中，缜密分析并辨析同异、理清脉络，但某些引文略有出入。此文以《学而篇》为例，对刘氏所引书目加以考证以期探析该篇的引书特点，从中管窥刘氏学风。
论文关键词：论语正义,学而,引书,刘氏学风
　　《论语正义》（以下省称《正义》）是清代经学家刘宝楠的代表作，也是十三经清人注疏中颇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学而篇》可谓引文繁富，考证详尽。本文拟通过此篇引书蠡测以探析其引书特点，略探刘氏注重考据、以古为尚，但又尊古而不薄今的学风特色。
　　1、刘宝楠及《论语正义》
　　刘宝楠（1791-1855），字楚桢，号念楼，宝应人。著有《正义》、《宝应图经》、《萧氏旌孝录》、《宝应十五诗人遗诗合抄》、《清芬外集》等二十余部。宝楠生五岁而孤，由母亲乔氏亲授经书，后师事其叔刘台拱研读经书。刘台拱是乾隆时期著名的经学家也是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发扬扬州学派的兼采备录、不囿陈说的治学态度。治经范围广泛，且重视考证训诂，反对虚词臆说，对于经义有所发明，著有《论语骈枝》。刘宝楠自小受其熏陶奠定了深厚的学行基础，《正义》也多采用《论语骈枝》之研究成果，刘宝楠前期的作品及其与博学硕儒的交游也为其撰《正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乾嘉时期研究《论语》者甚多，如惠栋撰《论语古义》，他治经崇尚古义，以保存汉说为己任。梁启超概括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江声撰《论语俟质》中除考证地名、礼仪等少数条目外，大多为勘正文字。焦循撰《论语补疏》主要是对汉儒，亦包括皇疏、邢疏所作之注进行补疏。其他注《论语》者不一一列举，他们研究《论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待改进之处，而刘氏“不为专己之学，亦不欲分汉宋门户之见”研精群籍，博稽同异，“于《注》义之备者，则据《注》以释经；略者，则依经以补《疏》；其有违失未可从者，则先疏经文，次及《注》义”（《正义·凡例》）。《正义》一书，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注重文字、事实考证、阐述经义，被公认为清代《论语》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张舜徽先生认为“这部书考证详尽，远远胜过了邢昺的旧疏，成为清代经学著述中的出色作品。”
　　2、考证征引作注的典籍
　　本文以中华书局本刘宝楠撰《正义》为底本，对其中《学而篇》所征引的典籍进行了梳理，统计有38部书370余篇。就时间跨度而言，所引典籍上自先秦，下迄注者同时，且多标注了书名、篇名，极便学者查考；就内容而言，征引典籍广涉经史子集，此文依照通常经史子集的分类把《学而篇》所引书分为：
　　经部：《易》、《书》、《诗》、《礼》、《春秋》、《孝经》、《经典释文》、《群经义证》、《经咫》、《孟子正义》、《大戴礼记》、《尔雅》、《方言》、《释名》、《广雅疏证》、《说文解字》、《说文通论》、《四书纪闻》、《求古录》及《论语》的各种注本。
　　史部：《史记》、《汉书》、《后汉书》、《南史》、《逸周书》、《史记集解》、《国语》、《战国策注》、《金石录》。
　　子部：《孔子家语》、《荀子》、《贾谊新书》、《说苑》、《法言》、《中论》、《朱子语类》、《管子》、《周髀算经》、《京氏易传》、《墨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白虎通义》、《独断》、《兼明书》、《论衡》、《元和姓纂》、《群书治要》、《履齐笔记》。
　　集部：《文选》、《潜研堂文集》。
　　笔者参阅现通行本（中华书局本及上海古籍本）并认真校对，就《学而篇》的引书情况分为以下三种情况，在此简要介绍如下：
　　2.1、引文一致者居多，此不赘述。
　　按：引文一致是刘氏言必有据、论证严谨的体现。
　　2.2、断引原文者
　　⑴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正义》注“千乘”引《鲁颂》“公车千乘，公徒三万”。而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公车千乘，朱英绿縢，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胄朱綅，烝徒增增”。
　　⑵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正义》注“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引《曾子·立事篇》云：“言之必思复之，思复之必思无悔言，亦可谓慎矣。”而四部丛刊初编《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第四十九》、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君子虑胜气，思而后动，论而后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复之，思复之必思无悔言，亦可谓慎矣。”
　　⑶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正义》注“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引《南史·蔡廓子兴宗传》“先是大明世，奢侈无度，多所造立，赋调繁严，征役过苦，至是发诏，悉皆削除。自孝建以来，至大明末，凡诸制度，无或存者。兴宗慨然曰：先帝虽非盛德，要以道始终。三年无改古典所贵。”而李延寿《南史·蔡廓子兴宗传》：“先是大明世，奢侈无度，多所造立，赋调繁严，征役过苦，至是发诏悉皆削除，由此紫极殿南北驰道之属皆被毁坏，自孝建以来至大明末，凡诸制度，无或存者。兴宗于都坐慨然谓颜师伯曰：先帝虽非盛德，要以道始终。三年无改，古典所贵。”
　　按：断引原文者非刘氏一人，康有为撰《论语注》，张玉书、陈廷敬等人编《康熙字典》引书也有类似情况，盖古人只取大要，言简意赅注关键字词而作。
　　2.3、引文有出入者
　　⑴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
　　《正义》注“慎终”引《檀弓》“曾子曰：丧三日而殡……勿之有悔焉耳矣。”
　　而《四部丛刊》影宋本《纂图互注礼记》卷四《礼记·檀弓》、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礼记·檀弓》、中华书局编辑部《汉魏古注十三经》《礼记·檀弓》、吴树平等校点《十三经》《礼记·檀弓》均作：“子思曰：丧三日而殡……勿之有悔焉耳矣。”
　　按：语出者不同，一言曾子一言子思。
　　⑵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正义》注“有子”引《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若，少孔子三十三岁。”而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作“有若，少孔子四十三岁。”杨朝明注《孔子家语》、据扫叶山房1919年石印本影印1984年版《百子全书·孔子家语》：“有若，少孔子三十六岁。”
　　按：有子年龄说者不一。
　　⑶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正义》注“时”引《史记·孔子世家》：“言孔子当定公五年已修诗书礼乐，即谓此也。”而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二十五史·史记·孔子世家》：“定公立五年……退而修诗书礼乐……莫不受业焉。”
　　按：已修与修含义不同。
　　以上三种引文情况的出现，大致分以下几种原因：首先，断引是只撮大要，减少繁琐的引文而注关键字词而作；其次，刘氏所据各本与今流传本不同，其后亡佚，今不可见；最后，刘氏在称引时未必拥有此书，仅靠记忆也会出错。
　　3、《学而篇》的引书特点及其贡献
　　刘宝楠《正义》的征引广博、缜密分析、辨析同异的注释总被人称道，其涉及面之广、分析之透彻，堪为注释《论语》者之经典，以《学而篇》为例，全篇约两万一千六百字，其中涉及引入各家注解者约占一万八千三百字，即刘宝楠的话语共有三千三百字，此仅有的三千余字刘氏称引他者又有两千四百多字，可见引书在此篇占有很大的比重。
　　3.1、备引众说
　　《学而篇》注释特点是言必有据（证据既有文献，又有实物，如金石碑刻），且不以孤证为据，常常详列前人几种不同的说法，进行分析比较后采纳较合理的解释。如对古代典章制度的注释，此学向来颇为难治，但刘宝楠以深厚的学养，广博的知识，严密的考证，解答前人遗留的难题。如：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
　　何谓“千乘之国”？何晏《论语集解》引马融之说，认为“千乘之国”，“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又引包咸之说，“千乘之国者，百里之国也。”
　　马融依据《周礼》，包咸依据《王制》、《孟子》，《集解》无法决断，“故两存焉”。由于《集解》之注，“包、马异说，皇、邢疏如文释之，无所折衷，后人解此，乃多轇轕。从马氏，则以千乘非百里所容；从包氏，则以《周礼》为不可信。纷纷诘难，未定一是。”成为一大难点。
　　其实，这里有一个时代的区别。春秋初期，大国有千辆兵车，但随着兼并、战争扩展速度的加快，到孔子之时，“千乘之国”已不是大国了。刘氏《正义·学而篇》征引了大量的先秦古籍及金鹗《求古录》中“最明最详”的考证，证明了“包氏之说，可无疑矣”，解决了何晏留下来的疑难问题。
　　3.2、注重内证
　　孔子的思想，体大思精，一部《论语》，言约而义丰，各家注解不一，致使读者不知该从何解。刘氏引本经以注经的注释特点颇为巧妙的解决这一难题，如：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学而》）
　　何谓“固”？《正义》引郑玄注指出，“固，谓不达于理也”，但“不达于理”未免抽象，又引《论语》中孔子的话加以解释。《阳货》载孔子谓子路，人有“六蔽”，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弊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引孔子这段话作注，读者可以具体理解“学则不固”的含义，“是言不学之蔽，而可知人之成德达材必皆由学矣”。
　　3.3、独抒新意
　　刘氏《正义》不仅广征博引，搜罗甚备，而且时有新见，并不拘泥于前人之说。创立新解，亦是该篇一大特色。刘氏的独到见解，在书中随处可见。如：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
　　《正义》在注释了字、词、句后，刘氏加按语说：“有子此章之旨，所以发明夫子中庸之义也。《说文》：庸，用也，凡一所可常用，故庸又训常。郑君《中庸目录》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周官·大司农》言六德：中和祗庸孝友，言中和又言庸，夫子本之，故言中庸之德；子思本之，乃做《中庸》。而有子於此章以明言之，真谓以礼节之者，礼贵得中，知所节，则知所中。《中庸》云：和而不流，强哉矫……故礼篇载之。”
　　引用大量典籍疏解后，点明《有子》此章为发明《中庸》之义者，刘氏实为第一人。自何晏而下，以至朱熹，无有及于此者。朱子《论语集注》曾稍及于此，其语云：“愚谓严而泰，和而节，此理之自然，礼之全体也，毫厘有差，则失其中正，而各倚于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
　　朱熹虽意含“中正”，但没有直接点明其为中庸之义，故不能无缺陷。刘氏此论，是个不小的创见。
　　3.4、注重史实
　　史实与事例比言论更为直观，以之作注，可使经文变深奥为浅显，变抽象为具体，把道理阐述得更为深透，更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正义》便充分发挥了这一优点。《正义》表现出一种严谨、博采、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具体表现在悉录汉学，征引魏晋，择取唐宋，详载清说。《正义》重实证，轻臆测，每一立论都是从丰富的材料中归纳而来。因为汉人解义，存者无几，必当详载，所以悉录汉学；魏晋之说，精驳互见，不敢备引，因此征引魏晋；唐宋以后，著述益多，尤宜择取，故择取唐宋；而清儒新说，参之他经，证以成训，刘宝楠对此详加采录。他所采用的主要有何晏、马融、邢昺、包慎言、焦循、宋翔凤等诸人的著作，试举一例：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
　　“孝”是《论语》中极其重要的伦理观念，何谓“孝”？本章的重点是“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注曰：“孝子在丧，哀慕犹若父存，无所改于父之道。”
　　邢昺之疏完全照录孔注。
　　周明作说：“观志、观行，只是大概，须是无改，方见及孝。”
　　可见他们都把不改变父亲的行事准则看成是孝顺的标志。这种看法正确与否？《正义》引清汪中注释：“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为其为道也。若其非道，虽朝死而夕改可也。”由此汪中从两方面列举了三个典型事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以大禹治水为例：鲧采用堵塞的方法治水失败而被殛死，其子禹继任后，采取疏导的办法取得成功。汪中举三例后结论道：“是非以不改为孝也”。《正义》加按语作：“汪说是也。”另《正义》列举父亲为政无道而其子改之的两个例子，然《汉书·五行志》、《南史·蔡廓子兴宗传》竟认为这是“重见先人之非”，主张“三年无改古典所贵”。故刘氏感慨道：“二史所言，皆以无改为孝，不复计及非道。则自汉以来，多不知此义矣。”
　　从引文中我们能看出刘氏《正义》继承了清初诸儒治经的优良传统，取前人之所长，择善而从。“诸儒经说，有一义之中是非错见，但采其善而不著其名，则嫌于掠美；若备引其说而并加驳难，又嫌于葛藤，故今所辑，舍短从长，同于节取，或只撮大要，为某某说。”（《正义·凡例》）《正义》博采清人注疏之长，正是它能超于旧疏的主要标志。由此也可以看出刘氏搜证广泛、博采众长、推论严密的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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