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奴——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的后现代主义

论文摘要：碧奴》是苏童先生在2006年以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为母本，进行的一个“重述神话”的尝试。小说运用陌生化的手法和丰富的想象，呈现出一种神话般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仔细分析小说的叙事，就会发现很多后现代主义手法的运用：包括对传统故事情节的解构，对人物形象的颠覆和重塑，对时空的剥离，和对人性不断追寻都表现了后现代主义的叙事特征。
论文关键词：碧奴,后现代主义,解构,重建,陌生化
　　《碧奴——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是苏童先生在2006年以孟姜女哭长城传说为母本进行的一个“重述神话”的尝试，是一部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说作品。但是不得不说，从民俗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苏童先生混淆了神话与传说的定义。在《碧奴·自序》中苏童先生说“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已在中国流传了二千年，神话流传的方式是从民间到民间，我的这次‘重述’应该是这故事的又一次流传，也还是从民间到民间，但幸运的是已经跨出国门了”。
　　“神话是一种古老的故事体裁，主要产生于原始社会和阶级社会初期。她是当时人们在原始思维基础上不自觉地把自然和社会生活加以形象化而形成的一种幻想神奇的故事”。简单地来说，神话是神圣化的故事，它的讲述总于自然现象起源和社会文化现象起源等密切相关，其讲述过程常常与原始社会的宗教仪式相伴，具有神圣性，讲述的人物也大都是神或者神性的人。“传说主要是关于特定的人、地、事、物的口头故事”，传说是历史化的故事，它的流传总是于一定的历史事件、传奇人物、地理风物相关，在讲述的过程中总是企图让人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存在过的，其讲述具有传奇性。从定义中可以看出，孟姜女哭长城属于传说，首先它产生的时间晚于神话，其次它的讲述关联人物（孟姜女）与地理风物（长城），再次在孟姜女传说形成的最初阶段孟姜女并不是神性的人，而是一个遵循礼教的楷模——杞梁妻。当然，神话和传说的概念只是学科上的界定，依据“从民间到民间”的方式，老百姓口中的“神话”和“传说”并没有严格的区分。
　　除此之外，《碧奴》无疑一个非常成功的民间传说再创作，小说大尺度的对故事的原貌进行了改编，运用陌生化的手法和丰富的想象，使小说呈现出一种神话般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仔细分析小说的叙事，就会发现很多后现代主义手法的运用。后现代主义反对连贯的、权威的、确定的解释，个人的经验、背景、意愿和喜好在知识、生活、文化上占优先地位。在小说中，苏童对传统故事情节的解构，对人物形象的颠覆和重塑，对时空的剥离，和对人性不断追寻都表现了后现代主义的叙事特征。
　　一．解构传统，重述故事情节
　　孟姜女哭长城是我国的“四大传说”之一，上世纪二十年代顾颉刚先生曾运用“历史层累”和地理流变的方法对孟姜女的故事进行过细致的研究。顾颉刚先生研究了《左传》《檀弓》《孟子》《列女传》等史籍所述，指出“孟姜女的故事起源于齐国时期杞梁之妻拒郊吊的故事，在西汉以前故事中心是悲歌哀哭，到西汉的后期从悲歌而变为崩城，所崩之城不外乎齐国的附近，杞梁夫妇也总是春秋时的人，齐国的臣民；而到了唐朝才有万里寻夫、哭倒长城之说，开始与秦始皇挂上了钩”。后来随着故事的流传，由于受官方宋明礼教的影响和口耳相传中的变异，孟姜女由齐国人变成了南方人，孟姜女故事也加入了“葫芦生女”、“范喜良窥见孟姜女裸浴”、“新婚被抓丁”、“孟姜女投海而死”等情节。
　　这一系列严谨的考证相当有说服力地表明,我们现今记忆中的“孟姜女哭长城”是广大民众长久历史记忆的累积产物,是在原始的信息上逐渐叠加而成的传说。随着地域、时势和风俗等文化元素逐渐汇入这个传说,它“从民众的感情与想像中建立了一个或若干个孟姜女,……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地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时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凭借了民众的情感和想像而发展”。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虽说一般只被视为史学和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但它却突显出民族认同建构中的某些重要内涵。顾颉刚对这一故事本来面目的还原,暗含了他对历史记忆的真实性的信念：《孟姜女故事研究》把一种在文学中延续并不断叠加的“真实”与历史中的前后相继的真实事件区分开来。即，“孟姜女哭长城”虽然未必是个真实的事件,但从文化史的角度讲,它却是一种累积性历史记忆的具体化,而这种通过神话传说延续下来的历史记忆恰恰是构成我们民族文化、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的重要成分。
　　苏童则是通过一系列的陌生化逐步实现了《碧奴》的寓言化,从而消解了两千余年流传下来的孟姜女故事所携带的历史记忆。小说中除“千里送寒衣”和“哭倒长城”长城的情节没变，其他均做了较大的改动。苏童在改写中，并没有专注于孟姜女（碧奴）是怎样哭倒长城的，而将文笔大部分置换到千里送寒衣的路途中，由此为我们呈现了一幕幕令人目眩神迷而又惊心动魄的精彩场景。
　　碧奴送寒衣前慎重地为自己（葫芦）举行了葬礼，“埋个囫囵身子在桃村，埋好了我就可以安心走了”。一路上碧奴被人误认为是疯女人、女巫、泪人、刺客，经历各种磨难：在鹿王坟被当作祭品、被拷在死人棺材上哭丧、在五谷城被捉去熬五味泪汤、又被当作刺客示众等待杀头、还驮着大石头爬去大燕岭……，最后和她一同哭倒长城的是成千上万只的青蛙和成千上万只的金线白蝴蝶。青蛙是征夫们母亲的灵魂变的，白蝴蝶则是哭灵人的灵魂变的，她们与碧奴一起上演了惊天动地的“神话”。
　　这些故事情节都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孟姜女哭长城传说，将原有的故事情节解构、拆散、甚至扔掉，再重建一个奇幻的，完全不同的“碧奴千里送寒衣”。

同时，苏童也没有像一贯的历史故事那样简单地将统治阶级设定为恶的，老百姓设定为善的。碧奴遭受的种种伤害，更多地是来自她北上途中所接触到的女工、车夫、鹿人、小偷、刺客等。通过这些非传统的情节的铺陈，苏童完成了对孟姜女哭长城的重述，神话性的重述。
　　二、神圣化的身份制造：从疯子到女神
　　在“神话重述”的过程中，作者首先改变了主人翁的名字，由孟姜女变成了“碧奴”，这一改变不仅仅是名字的改变，而是为了“摆脱原来的孟姜女形象对我写作的束缚”（苏童）。
　　1、碧奴传奇性的出场身份
　　首先，碧奴所在的桃村是哭灵人的后裔，在这儿哭泣是一种禁忌，人们从小练就了不用眼睛哭泣的本领。其次，碧奴是葫芦变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葫芦是生殖崇拜象征物，同时兼具女人的奴性和神性。徐杰舜在其论文《葫芦文化:中华民族凝聚的文化基因》中引用了闻一多先生的观点：“根据伏羲女蜗与饱瓤的语音关系，“伏羲、女蜗莫不就是葫芦的化身。……葫芦是造人故事的有机部分”，又补充说：由于葫芦瓜内多子，“很多民族或族群以葫芦为始祖的化身。”同时刘尧汉先生也认为:“葫芦象征着繁育人类的子宫和母体的生殖力。”最后，出发前柴村的女巫为碧奴卜出了“人间最离奇的命运”，在她们脸上看见了“一半恐惧一半欣喜”。就这样碧奴以迷幻的身份出场，为后来的传奇经历埋下了伏笔。
　　2、文中的死亡意象
　　首先，柴村的女巫给了碧奴一个“死亡预言”：“你别去，去了你就回不来了，你会死在路上”。其次，在小说一开始作者就为碧奴设立了一个“哭泣禁忌”，北山下的人是不允许用眼睛哭泣的，一旦用眼睛哭泣，就意味着人要死了。当这一哭泣禁忌被打破时，碧奴选择了一个“掘墓人”等待死亡。可是碧奴没有死，或者说在碧奴用眼睛哭泣以后，之前的那个桃村的碧奴死了，活着的是一个脱掉了奴性躯体的，自由追求真善美的神性意志。从此之后碧奴的哭泣开始显现神奇的魔力，就是这些神奇的魔力使碧奴一件件退去人的外衣，是她变成了一个哭泣着的女神。
　　3、“哭”的法力逐步增强和神性的最终实现
　　在小说中“哭”似乎是碧奴对抗社会唯一的技能，而这一哭泣的技能随着碧奴遭受的苦难越来越多，“法力”也越来越强。在桃村时她只能用头发哭泣；岂梁被抓后，她学会了用手指和脚趾哭泣；被鹿人劫掠后她开始会用乳房、耳朵、眼睛哭泣，而从眼睛开始流泪之初，鹿人就感到了“悲伤地袭击”，这种袭击能够引发周围人的“思乡病”；在五谷城里她的泪水开始有五种味道，被詹府抓去取五味泪做熬药的汤水，这种药能驱詹刺史家的邪气；在五谷城门口，她被当做刺客关在铁笼时，泪水能够使铁笼生锈，能够使沾到泪水的人彼此忏悔；到达大燕岭，碧奴的泪水开始铺天盖地漫过每一块她爬过的石头；得知岂梁已死后，她泪水的“法力”达到最大，和无数来历不明的青蛙和一群金线白蝴蝶一起将长城哭得轰然倒塌。此时，碧奴完全实现了从人到神的转变，成为一个纯粹的反抗命运、追求幸福的精神符号。
　　碧奴不顾世俗的流言蜚语，执著地赶赴千里之遥的长城为丈夫送冬衣，这种西西弗斯式的精神和英雄行为推进了她成为女神的进程。这种神性在碧奴到达长城并得知自己的丈夫葬身长城之下时，被彻底激怒而爆发出来，神圣的泪水哭倒的不仅是坚固的长城，而是在神话中摧毁由男性建立起来的封建塔楼。
　　4、青蛙意象对神性的强化
　　“青蛙”是母性生殖崇拜的象征,赵国华的《生殖崇拜文化论》和傅道彬的《中国生殖崇拜文化论》都曾专门讲到古人把青蛙作为生殖崇拜象征物的事实。神话《碧奴》里的“青蛙”是“在沿河寻找儿子的盲妇人”的化身,她将自身的生命安全置之度外,独自乘筏以河流为家寻找自己被征往北方的儿子,直到第一场秋水把她的生命带走,她把“另一半的梦留给了青蛙”。但这个青蛙承载的又似乎不只是这一个母亲的灵魂：它呼唤过岂梁的名字，依偎过马人雪骢粗糙皲裂的脚背、追寻过衡明君门客芹素的脚步……。她是每一个心底还存有良善的征夫的母亲，是一个母爱精魂的化身。在万里寻夫的漫长路途上,只有化身“青蛙”的“母亲”一直陪伴着碧奴，并且在快到十三里铺的时候，给她领路:“只有青蛙始终在她的前方跳跃，它的暗绿色的花纹在官道上非常醒目,看上去是一堆绿色的火苗”，给了碧奴继续前行的希望,这象征着婆婆们给儿媳带路去寻找远方的亲人。最后无数“青蛙”母亲排成一条灰绿色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和碧奴一起赶赴长城寻找儿子。
　　马克·柯里认为，“个人的身份并不是真正包含在个人的身躯内，身份仅存在于叙事之中。我们解释一个人的唯一方法就是讲述这个人的故事，选择能表现其特性的事件，并按照叙事的形式原则将它们组织起来，以仿佛在和他对话的方式将他表现出来”。在苏童的叙事中，碧奴的所有行为都是以第三人称表述出来的，好像一个画外音，一直在描述碧奴的经历一样。作者就是通过这些貌似理性和客观的描述使碧奴身份中的神性在哭泣中一点点累积起来，直到最后惊天动地的一哭。
　　三．时间与空间的剥离
　　在《碧奴》一书中，作者没有给出故事发生的明确时间地点，而是运用后现代的手法，把故事进行了陌生化处理。

在时间上，苏童把历史置换为一种“非历史”的因素：时间非常模糊。文中出现的“刀币”、“信桃君”、“衡明君”似乎映射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但又无法确定。空间上，苏童只给出了一个从南到北的大概方向，“翻过那些山岗，一直向北，穿越七郡十八县，便能走到大燕岭去”。但这种时空的剥离又不是完全的剥离，岂梁修长城的大燕岭，恰恰印证了敦煌残卷中的记载“孟姜女，杞梁妻，一去燕山更不归”的燕山；那个“死了三天，臭鱼烂虾也掩盖不了他尸臭”的国王，在历史中似乎也只有秦始皇。但《碧奴》中的秦始皇在一出场就死了，和碧奴没有任何交集，这和孟姜女哭长城里的秦始皇又是不同的。
　　此外，苏童还建构了一批符号化的人物形象：供贵族狩猎骑射的鹿人和马人，是动物化了的人。连主人翁碧奴都似乎是一个寓言式的精神符号，一只灌满了泪水的葫芦。这些形象的设计使整个故事富于魔幻色彩，让读者无法确定故事发生的准确时间和地点。
　　四．人性的回归
　　小说中，爱情是碧奴千里寻夫的唯一理由。岂梁是桑树，碧奴是葫芦，葫芦藤是要缠绕着桑树的，“岂梁不在了，什么都不在了”。岂梁到大燕岭去了,她的灵魂也被带走了,她要千里寻夫,把自己丢失的魂找回来。与其说碧奴寻找的是岂梁,不如说她寻找的是自己的灵魂,她要找回这个灵魂来补全一个现实中残缺的身体。而孟姜女哭长城传说的讲述则是出于对贵族阶层的礼制、礼仪文化传统颂扬——杞梁妻拒绝郊吊；后来演变成范喜良逃役，新婚被抓，孟姜女千里寻夫，突出的依然的封建礼制下的贞女形象，都是与人性无关。
　　《碧奴》中的主人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生活在现代化心理下的古代生活模式，人们大都是自私与冷漠的，人与人之间互相倾轧。为了生存，他们抛弃自尊，甘当鹿人供人射猎，出卖眼泪以谋生计……。对于千里寻夫的柔弱女子碧奴，他们给予的是唾弃，诅咒和欺凌，以不同的方式伤害她。在漫无边际的苦难中，“哭泣是她唯一的生存方式与反抗方式，是她不至于崩溃的唯一抚慰剂，哭泣维系着她的尊严，也是她刺向世界的武器。”在碧奴的哭泣中，周围的人开始短暂的人性复苏：鹿人的“思乡病”、五谷城里人们的忏悔……
　　在北上的途中碧奴所遇到的一些善良的人：那个语言冷漠但心存同情的驴车夫、不愿连累碧奴的刺客少器、十三里铺善良的农妇……，他们都是冷漠社会中人性的表现。大燕岭是一个神圣的所在，随着距离大燕岭越来越近，碧奴神性的逐渐增加，碧奴眼泪所带来的人性的光辉也越来越大，周围的人也越来越人性化一些。由此可见，碧奴千里寻夫，寻找的不仅是自我的灵魂，也是对人类的灵魂——人性的追寻。
　　五．结论
　　苏童的创作，在80年代一直被批评家和当代文学史家视为“先锋派”的力作，后来又普遍认为他90年代以后的创作是“新历史主义”的代表和“新现实主义”的表率。而通过上文的分析，笔者发现《碧奴》的叙事借用了很多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手法。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可·杰拇逊教授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概括了后现代主义文艺的四个基本审美特征：主体消失、深度消失、历史感消失、距离消失。《碧奴》的故事虽然主人翁是碧奴，但叙事主体是没有的，整个小说像一篇旁白，又像一个梦境。在小说中作者也没有设定什么特定的教育目的或者理性目的，碧奴的出发本来就具有疯魔的表征。所有的经历也都奇幻而不近真实，故事发生的时空都被陌生化处理。而对于碧奴，苏童感慨“：我试图递给那女子一根绳子，让那绳子穿越两千年时空，让那女子牵着我走，我和她一样，我也要到长城去！”，这样在叙事上就使《碧奴》讲述的距离感消失。综上所述，在《碧奴》一书中，苏童运用后现代的叙事手法，通过对故事情节的解构、人物形象的身份重设、时空的陌生化和对人性的追求，完成了对孟姜女传说的颠覆，重新建构了一个碧奴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