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苟全》别解

《文人的苟全》别解
论文关键词：《文人的苟全》,别解

　　压迫与抬杠扯上关系，是李国文先生的首创，起源于他对毛奇龄的评价，那篇文章叫《文人的苟全》。清朝的毛先生和二十一世纪的李先生，在“抬杠”问题上相遇，毛老先生的爱抬杠癖性引起了国文先生的兴趣，在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中，再也找不出毛的第二个性格，因为一个就够了，足以引发李国文先生的钦佩之情。依李先生的看法，毛奇龄先生的爱抬杠，“是他心里不平衡的结果”，总结一下，大体上来自两重的压迫，一曰政治的压迫，一曰精神的压迫。关于政治压迫，李先生的论述妙极了，他说：“毛氏的杠，旨在宣泄，意在排解，其实是带有政治色彩的行为，他最为脍炙人口的抬杠，莫过于发难苏轼的七律《惠崇春江晓景了》。”接下来李先生列出了东坡先生这首著名的“七律”，“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毛老先生非要和东坡居士过不去，非说春江水暖鹅也知，大挑苏文豪的毛病。李先生说了，“明眼人看得出来老头子是负气之作”，因为毛先生作为大学问家，“当然懂得，感知到春水温润的鸭子，是这首诗中的精彩所在，就是所谓的魔鬼细节。”我辈当然不是“明眼人”，可惜那位随园主人也没看出其中的政治玄机，还要说“若持此论事，则《三百篇》句句不是：在河之洲者，斑鸠、鸤鸠皆可在也，何必雎鸠也？止丘遇者，黑鸟、白鸟皆可知也，何必黄鸟也？”真是多此一举了。如果说这是政治压迫之例证，鹅鸭的政治寓意在哪里，国文先生没有说，反正是有的了。不过还要为毛老先生庆幸，康熙皇帝的那些文字狱官员究竟没能嗅出里面的政治气味，终于能活了九十三。

　　毛老先生不但和死人抬杠，和活人更是抬之又抬，尤其是当代的那些学术大老，更惹得他老先生一肚子气，“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那部伪《古文尚书》，自宋以来，都疑其作假。阎若璩专书疏解，力争起假冒伪劣，可毛偏要作《古文尚书冤词》力辨为真。”依李先生的逻辑，是因为毛奇龄精神上受到压迫，因为在那个时代，“与他基本上是同龄人的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2-1682）、王夫之（1619-1692）、李颙（1627-1705）、吕留良（1629-1683）、徐乾学（1631-1694）诸人相比”，毛奇龄只是“野狐禅”，“三脚猫”，“志节上，不及黄、顾、王之铁骨忠贞，磊落豪横，在人望上，不及李、吕、徐之高超俊逸，风格炯出。而在那个讲气节的年代里，人格的考量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这个极自负、极计较、极介意的西河先生，很不被人视为大师行列中的一员，使他郁闷，因此，这也成为他不甘雌伏，不想认输，不愿落败，不肯费尔泼赖的性格，而变得不可理喻的别扭。”原来他受到当代思想大师们的精神压迫，不能平齐并肩，于是乎只有抬杠发泄了，真是变态心理学的绝好材料。不过疑问又来了，上面那位和被康熙帝剖棺戮尸的吕留良并列的徐乾学，到底何许人也？想来肯定不是顾炎武先生的外甥，那位康熙朝的大学士，也许李国文先生发现了另外的秘籍史料，正好有另一个同名同姓同生同死的遗民志士吧！至于王夫之先生，不知是否别号“船山”的那一位，在顾炎武时代，船山先生默默无闻，要等到清朝末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刻印船山遗书，埋没了三百年的大思想家才为人熟知。不过，也许李先生所讲的是同时代的另一位王夫之呢？这世上的怪事多着呢！国文先生还说毛西河“不肯费尔泼赖”，我却要为他喊冤了。在李先生的文中使劲寻找西河先生不肯“费尔泼赖”的证据，始终没找到，关于东坡先生的诗句的质疑，总不能说西河先生欺负死人，因为他有政治的深意；和阎若璩、顾炎武诸人争《古文尚书》的真伪，西河先生也没有倚仗官府搞什么深文周纳；至于和李因笃先生因为学术争论而至于骂人至于动手，西河先生也没讨到便宜，李因笃先生一拔剑，他就吓跑了。呜呼！毛奇龄先生地下有知，恐怕要做一部《费尔泼赖冤词》了。

　　西河先生一生抬杠，究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功业，他老先生处在受着压迫的时代，也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受国文先生如此推崇的“三脚猫”另有过人之处，西河先生著作等身，“在《四库全书》收藏古今书目中，名列前茅”，他“学士博大精深，笔锋无所不涉，才气汪洋恣肆”，总之，“毛奇龄为清代初期的一位全天候的、货真价实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学问家，当是无疑的结论”。尽管李国文先生没有摆出西河先生的具体学问，但“立言”不朽，总算是为李先生挽回了一点面子。可紧接着就遇到另外一个问题，“立德”的问题，国文先生无法回避。他的评价让我吃了一惊，“这位负才纵横，傲睨当世的文人，固然是狂狷一生，反弹一生，对传统质疑一生，对正统非议一生，对众所一词的儒家定论逆反一生。可表面上的嬉笑怒骂，狂放恣意，别人眼中的无所忌惮，势必反弹，这一切，并不代表他活得很快乐。”乍看之下，以为说的是魏晋时代的嵇康，嵇康不要做官，质疑儒家传统，与政府不合作，嬉笑怒骂，所以活了三十九。同样的性格，西河先生活了九十三，奇哉怪也！国文先生说的“众所一词的儒家定论”究竟是什么，他没说，可以肯定不是儒家的尊师重道，因为国文先生在文中大讲特讲毛奇龄先生的这一无上美德。据说那位抗清殉国的志士陈子龙正是毛的老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李先生如是说，“因此，陈子龙对于旧国的眷恋，对于故土的忠贞，对于异族的抵抗，对于生死的豁达，以及他最后被俘不屈，杀身成仁的大义，如炬如火，燃烧起这位弟子对于江山社稷，不被腥膻的反抗意识；如光如电，指引着这位传人对于复我衣冠，还我故土的斗争道路。可以说，毛奇龄的一生，始终是在陈子龙精神力量的笼罩下，感召有志，激励有之，鞭策有之，镜鉴有之，而炯接，则更有之。”毛先生确实在清初的三十多年间不仕新朝，隐居度日。后面李国文先生又讲毛奇龄不再反抗了，不再斗争了，而且主动“被腥膻”了。康熙十八年的博学鸿儒科，西河先生踊跃参加，做了翰林院检讨官，三藩平定，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平滇颂》献给皇帝老子，谄媚极了。由此看来，陈子龙先生对他的精神笼罩，就谈不上“一生”了。关于这一点李国文先生有他的绝妙解释：起码明亡后的三十多年间他是秉承师传的，也“完全合乎儒家所要求的”伦理道德，因为“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师徒如父子，陈子龙早已呜呼哀哉了，三十年的坚守了不起啊！

　　再看到文章后面又发现，原来毛奇龄的师道传承是因人而异的，对于大名人陈子龙烈士可以遵守三十多年的师训，对于另一位老师卢函赤则又一翻表现。戴名士《南山集》文字狱牵连到毛的老师卢先生，毛奇龄吓破了胆，矢口否认曾经为老师的遗民之作《续表忠记》作序，为时人痛诋。如此看来，毛奇龄先生不但爱抬杠，还会变色。国文先生当然不能这样说，因为他是“钦佩”毛先生的，所以他就用两个三段论法为毛先生辩护减罪。“在这个世界上，有勇敢者，也有不勇敢者。勇敢者，固可钦佩，不勇敢者，也不应苛责。”毛先生虽勇于抬杠，但是“不勇敢者”，没能实现对于“师承”的“不可背约的担当”。所以对他老先生“不应苛责”。这是一个三段论。国文先生一面痛骂应康熙博学鸿儒科的儒生是“中国文人中最赖蛋的，最没起子的，最卑鄙无耻的，最下做、最丧心病狂的”，一面又说“一个人，怎么活？是他自己的选择，好和坏，对和错，旁人是不宜置喙的”。毛先生是古人，是旁人，所以我们不应妄加评论，“应该尽量宽容一点才是，背离时代的求全责备，罔顾性格的过高期待，认为应该站直了活，宁死也不屈，而不应该低三下四，受嗟来之食的高调，都有缺乏辩证唯物和实事求是的不足之处”。这是第二个三段论。读到这里仿佛看到李国文先生为难的神情，他在左支右绌之后，终于把他“钦佩”的毛奇龄先生塑造成了一个二花脸，毛奇龄先生在三百年后也找到了一位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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