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村新女性形象

摘要：女性问题是赵树理小说所涉及的农民解放问题中特别被关注的一个侧面,在他的一系列反映农民、农村变化的小说中，不仅塑造了新时代，新面貌的农民形象，而且也塑造了一系列贴近当时生活，鲜活生动的农村新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反映了解放前的女性自主地位的变化；观念的变化以及社会地位的变化，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自“五四”运动以来，女性对自身价值的认可，争取解放的艰难。
论文关键词：农村新女性形象,自主,自身价值,女性解放

　　赵树理笔下的新女性形象不新潮也不浪漫，有的只是朴实清纯。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 并且长期遭受压迫，而农民中的妇女更是生活在最底层，遭受夫权神权的长期压迫，当五四之风吹遍乡野的时侯，她们逐渐明白，自身解放的出路在哪里，开始敢于反抗，要求自身解放, 勇于抗争。赵树里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不再只是惟惟诺诺，恪守旧传统的女性，而是要求进步大胆反抗，要求自身解放的新时期女姓，本文拟以《小二黑结婚》、《传家宝》、《孟祥英翻身》、《邪不压正》、《登记》等几篇小说为个案，对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村新女性形象作进一步的探索。

　　一

　　反抗包办婚姻，追求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对自己的幸福和婚姻始终掌握主动权的新时代女性形象，是赵树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一大亮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是女性解放的一个关键步伐，她们不再委屈而又被动地接受封建包办婚姻，而开始公然地反抗、大胆地追求自己的所爱。俗话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古以来，在婚姻问题上，女性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她们没有自主选择婚姻的权利。到了五四时期，新一代女性已经发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1]的呼声，在赵树理的小说中这种呼声日益高涨，生活在农村的新一代年轻女性继承了五四文学作品中青年人公开大胆的追求爱情，顽强的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精神，并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和《邪不压正》中的软英，以及《登记》中的艾艾，便是此类典型代表。一般认为《小二黑结婚》的主题是反封建，具体地表现在反对封建的包办婚姻制度。小说的主要内容来源于一对男女青年自由恋爱而遭受到不合理的干涉的悲惨爱情故事。真实的事件与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男青年被打死,他们的爱情以悲剧而告终,而在赵树理的这篇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大胆的反抗而最终取得了胜利。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小芹给人留下了至深的印象。小芹是位美丽勇敢的年轻农村女性，小说里描写她：

　　小芹今年十八了，村里的轻薄人说，比她娘年轻时好得多。青年小伙子们，有事没事，总想跟小芹说句话。小芹洗衣服，马上有青年们也都去洗，小芹上山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2]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小芹的美貌是有目共睹的。在众多的青年中，他唯一中意的只有二诸葛家的小二黑。年轻貌美是小芹的一个基本特点，大胆地反抗、勇敢地追求则是其主要特点，这也是她吸引人的一个方面。在争取自己婚姻的自由和生活的幸福中，小芹是坚定而勇敢的，她不畏惧金旺、兴旺的强势权威，大胆地反抗三仙姑的包办婚姻，强硬的声明：“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去”。[3]她一方面要和老一代人，自己的母亲三仙姑一干人的封建落后分子进行思想斗争，反对他们顽固的干涉青年婚姻以及不正当的，不合理的包办婚姻的行为，另一方面还要和混进了村政权中的流氓恶霸分子金旺、兴旺一干人进行政治斗争，反对他们阴险、强横的无赖行为，理直气壮的指责他们为非作歹的罪恶活动。面对这些强势力和种种困难，小芹并没有一味地屈服、退让、胆怯，而是据理力争，勇敢地反抗这些不合情的行为，当自己与小二黑的关系被公开之后，小芹也没有沉默，忍受不合理的惩罚，她拉着妇求会主席来找村长，一进门就说：“村长捉贼要赃，捉奸要双，当了妇救会主席就不说理了。”反映出她的大胆与泼辣。小芹的顽强的战斗精神，热烈纯贞的恋爱生活，爽朗朴素的性格特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邪不压正》中的软英也同样是个大胆反抗包办婚姻，争取自身幸福的新女性形象。从全文的事件发展上看，作者的中心思想集中“在一个中农家庭里的父女关系上，集中在这个父亲和这个女儿之间的一个矛盾引起、展开和解决。”[4]这个问题就是在女儿软英的婚姻问题上。这个矛盾之所以产生是父亲聚财作为一个老一辈的中农人物，在这个问题的种种物质和家庭利益的顾虑上，而作为新一代的软英却没有这些顾虑，而随着矛盾的不断解决和冰释，软英的反抗包办婚姻，追求自身的幸福的性格特征也愈见突出。她不愿意嫁给刘锡元的儿子刘忠或者嫁给小旦的十四岁的娃娃，她要嫁给他从小就把小心儿放上了的小宝。面队着强势力的威逼和爹妈的无奈，她只有哭泣。软英的妈道出了他们的苦衷，“人家刘锡元一张开嘴，再加上小旦那么个媒人，你想，唯说不愿意能行？”[5]这也反映出软英反抗的艰难。反抗就会给爹妈带来麻烦，不反抗，又会害了自己一辈子，可是这样屈服又不甘心。于是，在她订婚的那天，她偷偷地叫了小宝，想让小宝拿个主意，对小宝说：“我说怎么样，你说怎么样。？”又低低地说道：“宝哥呀！还有二十七天呀！”[6]在这个时候，软英已经有了反抗的萌芽，她希望小宝勇敢的站起来，和她一起抗争到底。当刘锡元死去，刘家势力逐渐削弱的时候，软英的婚事，最终被拖了下来，便又开始有说有笑。她跟小宝谈话被他爹看见了，他爹说：“再敢跟那些年轻人嘻嘻哈哈我就捶死你！”软英说：“捶就捶死吧！反正总要死一回啦捶死总比嫁给刘忠强！”[7]反抗的劲头愈见强烈。在她与二姨所谈的一系列话中，更鲜明地突出对婚姻自主的追求，大胆地说出：“我要嫁小宝，不愿意嫁给刘忠！”这时的软英不在只知哭泣，闹情绪，而开始大胆而又坚定地反抗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幸福。

　　《登记》中的艾艾也与小芹软英一样，努力地争取自己的幸福，只不过她的反抗要比她们俩稍微容易些。她的反抗包办婚姻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艾艾已不是同钻进人民政权中来的封建恶霸势力作斗争，也不是和装神弄鬼的封建迷信思想作斗争，而是同政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分子，自私自利的封建残余分子以及相当多的老一辈人思想中的大男子主义思想作斗争。作品中的艾艾渴望婚姻的自由和幸福，并勇于获取幸福而斗争。当艾艾去婚姻登记所登记时，办公人员以某种理由拒绝艾艾，艾艾骂民事主任：“老顽固！死脑筋！外甥路线！”[8]骂王助理员：“不要真，光要假，多少假的都准了，一对真的要调查！”[9]这是艾艾对婚姻自主的主张的具体表现。艾艾直率，单纯，并富有正义感，对于自己幸福的破坏者有着更清醒的认识，更大的直接的揭露。这部小说发表的背景是新婚姻法则刚颁布不久，因此，艾艾的处境，不再象小芹和软英那样艰难。艾艾与燕燕“不仅有了相依为命的朋友的帮助，可以直接指责媒婆、封建余孽和官僚主义的那些不正的干法，敢于公开的不经批准的承认自己的婚姻。”[10]

　　无论是《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邪不压正》中的软英还是《登记》中的艾艾，她们所面对的共同命运都是恋爱的不自由。面对父母和社会的压力，这几个年轻女性都表现出不向封建落后的陈规陋习低头，勇于追求个人幸福的叛逆 个性，最终争取到了婚姻自主权，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在新的时代，新的社会背景下，农村女性开始公然、大胆地反抗封建包办婚姻制度，她们开始清醒的认识到自己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大胆地争取自己的幸福生活，坚定地与破坏婚姻自主者进行顽强的斗争。她们不再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而是牢牢地撑握在自己的手中，自己做命运的主人。她们的出现为新时期的女性添上了一道清新诱人的风景，是那个时代进步女性的典型形象。

　　二

　　在当时的时期，女性不仅为了自身幸福大胆地与封建包办婚姻者进行坚决的斗争，争取爱情婚姻上的自主，同时一些女性也逐渐意识到了自身的价值，抛弃旧的传统观念，接受新的思想观念，由从前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天围着锅台转的家庭生活逐渐融入到社会集体生活之中，开始参加只有男人才能参加的社会劳动，典型的代表人物便是《传家宝》中的金桂和《孟祥英翻身》中的孟祥英。在赵树理所塑造的这类女性形象中，她们的“思想比较解放，以大局为重、不拘小节、敢想敢干易于接受新生事物，敢于和习俗风气作斗争。”[11]

　　《传家宝》，写了农村中一个贫农家庭里婆媳之间的矛盾。这个最平凡、最日常的，在农村家庭里不知重复着几千遍的婆媳关系。作者深刻地揭露了它的本质，从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农村两代妇女的生活观念的冲突，看到了妇女旧的生活和旧的观念正在渐渐死去，新的妇女生活和新的观念在渐渐地成长中，它征服了旧的，代替了旧的，看到了整个中国农村的历史，从这一婆媳间的冲突中，走向未来。历史的，留在婆婆脸上的痛苦的皱纹，正在被媳妇的健康的光辉渐渐抹去，正如王宾阳的《说传家宝》中所说，这是“一面历史，一面镜子”。[12]在这篇小说中，我们不仅看到婆媳关系正在发生变化，而且，我们也发现农村妇女开始从整日围着锅台转的单调生活走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

　　小说中的媳妇金桂是在新时期政权的建立中成长起来的，她不再满足于自身的价值只发挥在每日烧饭，洗衣等家庭琐事中。她开始认识到妇女自身的地位与价值，这对于一个农村的妇女来讲是难能可贵的。对于生活，也开始了有了新的展望与认识。在小说刚开始时，就提出“金桂是个女劳动英雄。” 她不喜欢待在家里，她喜欢走出家门，做过去只有男人才做的活，这便是金桂与传统的女子的不同之处。在与婆婆的谈话中，她对生活的认识有着许多与其不同之处，也展示出旧观念与新观念的不同。婆婆埋怨她洗一棵白菜就用半桶水，她却提出自己的理由，“两瓢水吧，什么值钱东西？倒河里多担一担就都有了。”她对生活也不再是一味地勤俭节约，而是，该花的花，该用的用。婆婆说她，不做鞋子，不做衣裳，只知道集上买着穿。金桂却不慌不忙地说：“这个由我也是算过帐的，自己缝一身衣服得两尺，裁缝铺用机器缝，只要五升米的工钱，比咱缝得还好。我九尺卖出价九趟煤，五九赚四斗五，缝一身衣服买一对鞋，一共才花二斗米，我为什么要自做。”[13]分析得头头是道，句句是理, 又能权衡轻重得失，与传统的自己纺线, 自己做的观点大不相同，同时，我们也能看出，金桂宁愿做重活，也不愿意做纺线之类的轻活。她开始认识到男女平等，对于劳动，不分性别。她在时刻响应着“妇女要参加主要劳动”[`14]的口号。媳妇金桂，她并没有在会场上向我们发言，但是却如此信服地相信着她不知背了多少次煤，不知去了多少次会，我们亲切地听到她在向我们算细账，她不止一次地一个字一个字告诉我们说：“妇女要参加主要劳动”，这是妇女解放的真正的道路。她有着好脾性，大方、婆婆平常说几句，她满不在乎。但是当她和小娥的丈夫进屋时，听到婆婆在埋怨自己，她鼓起了嘴来，因为小娥的丈夫是她的上级，她犯不着受委屈。到了婆婆开了口，她却和气多了，因为她有机会辨白自己了。等到婆婆提起了关于领导权的问题时说：“叫她先灭了我吧！”她真动了点小脾气。当她看到小娥丈夫是站在自己一边时，她马上和和气气地交待起来。这整个过程，很自然也很真实。当她把她的账本在也婆婆面前摊开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她不是摊在任何某一个年老的妇女面前，而是摊在整个旧的历史前面。她在向它宣告，宣告旧的妇女的痛苦的结束和新妇女生活的胜利和它的未来远景。”[15]

　　金桂在小说中，她所参与其中的是社会集体劳动，在广阔领域里繁重的劳动互助，改变了女人所因袭的一切传统观念。婆婆嫌他洗菜用水多，她则认为那不是什么值钱东西，“多到河里担一担就都有了。”婆婆嫌她不自己做衣服和鞋子，不象个女人样，她则认为参加主要劳动挣钱多，“我为什么要自己做？”而她就是在这些分歧中，形成了自己的新品德和新的个性，并且明显地标示着这是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如果女人要从狭隘和繁琐的唠叨中解放，她就必须要在劳动中争取和男人一样的工作。生活领域的扩大，思想也就必然开朗和活跃起来，金桂之所以成为新时代的女性代表，就是因为她在劳动上摆脱了作为男人劳动的从属地位。

　　《孟祥英翻身》也同样反映了农村妇女地位变化的问题。孟祥英所过的辛酸的非人的生活，在旧社会妇女中，是很有代表性的。封建伦理象一把枷锁，铐在无数的妇女身上，如果不把它打碎,所谓农村的进步，妇女真正的解放，也只是一句空话而已。小说主要写了孟祥英怎样遭受婆婆的虐待，又怎样在新政权的建立下摆脱老规矩，获得自身的解放。在封建时期，媳妇的地位十分低下，处境也十分艰难，不但要受到婆婆的虐待，还要受到丈夫的辱骂，正如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

　　婆媳们的老规矩是当媳妇的时候挨打受骂，当了婆婆就得会打骂媳妇，不然的话，就不像个婆婆的派头，男人对付女人的老规矩是“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谁没有打过老婆就证明谁怕老婆。[16]

　　这便是孟祥英的生活背景，而在她自己的身上，又有一些新的特殊条件：一是娘家没有人做主，二是娘家穷，买不起嫁妆，三是离娘早，针线活学得不太好，四是脚大，五是当过家，遇了事好说理，不愿意马马虎虎吃婆婆的亏。这些在婆婆看来，都是该挨打受骂的条件。

　　在祥英受到一系列不公平待遇时，她并不像传统观念中的小媳妇一样，只知一味地屈服忍让、哭泣，而是打破封建传统伦理的锁链，站在自身的立场上，争取自己的地位。因为不小心碾坏了笤帚把，婆婆便大骂起来，祥英忍不住便顶撞起来：“我娘死了多年了，现在你就是我娘！你骂你自己吧！娘！”[17]从婆婆要布不给时，祥英便和她讲道理，说得她无言答应，她便骂起来。祥英因理由充足，便和她争辩。这些都反映出祥英已不是传统观念中的小媳妇。

　　随着新政权在农村的不断建立，妇女地位也相应得到了一些改善。祥英从家庭走向社会，不再充当家里的“受气包”、“出气筒”。而是开始去迎接新的生活。当了村干部，成了妇救会主任，明确宣布，妇女要获得自身的解放，反对婆婆丈夫打骂，要提倡放脚，要提倡妇女打柴、担水、上地和军人吃一样饭干一样活，要上冬学，做事也要有些主见。在政府号召采野菜度荒时，祥英挨门挨户劝她们，说“死不了还得吃”说“过了秋天野菜也没有了”，说“野菜和糠总比吃纯糠好”这个时候，祥英不再是那个惟惟诺诺，只知哭泣的小媳妇了，而敢于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利维护自身的利益，由一个受饿挨骂的可怜儿媳成长为一位“劳动英雄”。“遇事要讲明道理，亲自放手领着干，自己先来做模范。”这是新政权成立时期一个新的祥英形象，通过自身的努力，打破传统的观念，最终获得自由的解放。

　　祥英从出嫁后挨婆婆的骂，遭丈夫的打，还差点像奴隶一样被婆婆偷偷买掉，到当上妇救会主任，祥英的自我意识开始发生了变化。

她开始懂得自己去争取自身的权利，跟婆婆分了家，并且通过参与村里的工作得到了自身价值的实现，成了村里的劳动英雄。祥英的转变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新一代女性逐渐摆脱“‘婆婆’一类的旧式妇女把自我价值的确认依附在传统道德上的陈旧观念，形成了新的价值观念。”「18」

　　赵树理小说中的新女性已经开始试图摆脱封建宗法观念支持下的家长制家庭体制，她们不再是旧式婚姻中无生存之境的女性，而是成为具有放飞自己生命能力的新女性，家庭不再是她们唯一的生存场所，“放脚、打柴、担水、打野菜、识字和参加妇救会……”。从金桂到祥英，我们也能感受到，妇女要想获得自身的真正解放，必须投入到社会中去，摆脱封建传统的束缚，认识到自身解放的障碍在哪里，这才是他们获得自身价值的真正出路。从家庭走向社会，从锅碗瓢勺转移到社会劳作，在社会劳动中，彰显新时期女性的另一面.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阐释，可以看出从自主选择婚姻到婚后勇于参加社会劳动，努力实现自身价值，赵树理小说中的新女性已经逐渐摆脱了男性中心的阴影，从被父权制度放逐的传统的边缘逐步走向中心地位。作家赵树理并不仅仅是在为我们塑造一系列他心目中的女性形象，追求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的小芹、艾艾和软英；勇于参加社会劳动努力实现自身价值的金桂及祥英，而是让我们透过这些女性，看到自五四以来，女性主体意识的逐步觉醒。她们不再象上一辈那样，只知服从忍让，而没有半点的自我意识。她们开始摆脱旧式婚姻的束缚以及毫无人情的婚姻规则，开始自主选择的婚姻，把自身幸福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也逐渐意识到农村女性自身的价值所在，并不仅仅存在于家庭之中，存在于锅碗瓢勺之中，更多的存在于社会劳动中。赵树理所塑造的新一代女性，“学会用新的生活观念去关照自己的人生自由和价值，用自己逐渐觉醒的主体意识来把握自己的幸福，支配自己的婚姻，体现了新一代女性在自身幸福的追求、自身人格的树立和自我价值实现上前所未有的勇气和追求。”「19」这些女性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优点，对于生活在当今社会的我们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新时代的女性，我们不能依赖于别人来获取自身的幸福，也不应该把自身的价值仅仅局限于家庭之中，而是应积极主动地去争取自身的幸福，把自身的价值放到社会中去，在自主自觉中实现着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和作为一个女人应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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